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韩、魏以赵氏为请。秋七月,范氏、中行氏进攻赵氏宫室,赵鞅逃亡到晋阳,晋国人包围晋阳。范皋夷不受范吉射的宠信,想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事奉晋定公攻打范氏、中行氏,没有取胜。国人帮助晋定公,二人战败,三家随着讨伐二人。......
2023-09-22
以庶支取代嫡系的晋武公及其子孙们怕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剿灭和抑制公族(同宗家族)的行动,至晋文公时,晋国规定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土地与职位,这样实际上在晋国消灭了公族势力。不久,晋国便让卿族(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形成了新的“公族”势力。晋国这些前后矛盾的举措,虽然消弭了旁支替代武公一系“正嫡”的威胁,但又种下了卿族危及君权的隐患,这可谓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卿位一直由十来个卿大夫的家族所占据,卿大夫既身居卿位同时又是统率军队的将领。随着诸卿势力的膨胀,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至春秋晚期,经过相互火并后,只剩下韩、魏、赵、范、中行、智氏六家,这就是所谓的晋国“六卿”。
阖庐为了北上争霸,对中原霸主晋国的情况十分关注,他曾问孙武:“晋之地由六卿分守,六卿当中谁先亡,谁能强?”
“六卿之中,范氏和中行氏先亡。”孙武说。
“其次呢?”
“智氏其次,韩、魏又次之,晋国将归于赵。”
“这个次序的根据何在?”阖庐问。
孙武分析道:“六卿之中,以范氏、中行氏亩制最小,定为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且养兵设官多,故先亡。智氏定为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韩、魏二氏定为二百(平方)步为一亩,故他们的情况稍好些。只有赵氏定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亩大却照原来的数额收税,所以民众富庶,且养兵设官少,故晋国将归赵氏。”
“善哉!”阖庐十分赞赏孙武的见解:“这正是厚爱其民,才可以成就事业的道理。”
亩制大,何以与“厚爱其民”“成就事业”挂上钩?原来旧亩制是“百步为亩”,由于当时对劳动者耕种的田亩数有一定的限制,故亩制大意味着人均实耕面积大,相反,亩制小则意味着人均实耕面积小。在生产力发展较快的春秋时代,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鲁国“六卿”都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将亩制有所扩大。然而,我们从他们扩大的程度上看出了他们对亩制改革的差异来,范氏、中行氏还相当保守,在亩制的改革上不很彻底,因此民众地少而穷困的面貌没有大的改观,先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孙武把土地制度和民心向背看作是“六卿”兴亡的根源,凸现出“经济基础”的作用,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
赵氏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与诸卿的斗争中一直非常注重民众的力量,善于笼络人心,这往往成了他转危为安、克敌制胜的法宝。一次赵简子派尹铎去做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地方官,尹铎问:“我去之后是像抽丝那样榨取民脂民膏呢?还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赵简子答:“当然是要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地!”
于是尹铎到任后,立即调整了赋税,减少了农民的负担,使晋阳果然成了赵氏可靠的根据地,这在后来赵氏与智、韩、魏三氏的对抗中便充分显示出来了。公元前493年,赵简子为断绝郑国对范氏、中行氏的粮草供应,在铁地(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北)与郑军交战,当时赵简子的兵力远不及对手,为了极大地激发士兵们的斗志而争取胜利,赵简子向他的将士们开列了各种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
这样跟随赵简子作战的每个阶层的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只要战胜敌人立了军功,贵族们可以得到赏地,庶人工商可以因此而进入仕途,人臣隶圉可以免除奴隶身份。于是,充满着希望的赵家军,个个奋勇争先、以一当十,大败郑军并获粟千车。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下,赵简子以提高部队的质量来弥补了数量的不足。
在赵氏家族与诸卿的兼并战争中,以少对多的形势常常出现,至紧要关头时,赵氏总有办法提高自身的“质量”,从而战胜对手。
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晋国就只有韩、赵、魏、智四卿了。当时这四家中智氏势力最大,它想独吞晋国,消灭其余三家。智氏的当权者智瑶以奉晋侯之命、准备治兵伐越恢复霸主地位为借口,要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归“公家”所有。智瑶所说的“公家”,其实就是他的“智家”。韩、魏二氏慑于智氏的淫威照办了,但赵氏没有依。当时赵氏的掌权者赵襄子很清楚,这样一来智氏的势力将更加强大,从而谁也无法遏制住智氏独吞晋国的步伐了。
智氏本想先削弱三家,然后再将它们慢慢吃掉。现在赵氏公然作对,心想也好,那就先消灭赵氏吧!于是智瑶以平分赵氏的土地和户口为诱饵,联合起韩、魏来攻打赵氏。
公元前455年,智瑶的军队作为中路,韩氏的军队作为右路,魏的军队作为左路,三路人马直扑赵家。大敌当前,赵襄子知道硬拼是不行的,只能找一个可靠的据点固守方是上策。他采用了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将军队撤到赵氏原有的领地——晋阳。
晋阳原经过尹铎等人的治理,民心归附,据说可作为可靠的根据地。可赵襄子到晋阳一看,只见“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大为恐惧。张孟谈说,圣人治国不是靠府库,而是靠民众。只要民众手里有东西,又心向归附,就是最好的固守条件。
不久,智、韩、魏三家兵马团团将晋阳城围住,而守城的晋阳军民士气旺盛,双方在此相持近两年。由于久攻不下,智瑶便想用水来助攻,将晋水引来灌晋阳城,不出几天,水漫晋阳城。赵襄子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觉得照旧死守,势必难以持久,于是派张孟谈偷偷地溜出晋阳城去拉拢韩、魏两家。张孟谈对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该轮到你们了!”
韩、魏两家参战本是慑于智氏淫威被迫而来,想起智氏平素专横跋扈,恐怕真如张孟谈所说,以后智氏得势将危及自身,于是同意反过来与赵氏联手对付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个晚上,韩、赵、魏三家引晋水反淹智瑶的军营,智瑶兵败驾着小船逃命,结果还是没有逃出赵襄子的埋伏圈,被俘斩首。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人口,并分别建立了三个封建政权。此后,三家继而平分了晋国,只给晋国公室保留了绛和曲沃两地。公元前376年,三家联合起来干脆把挂名的晋国国君也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上彻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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