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三百年的春秋史，可以说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齐桓公去了，晋文公去了，楚庄王也去了，霸权在经历了它辉煌的年代后，也迎来了它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便成了它的掘墓人。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时，也“培养”和“选择”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然而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23-08-30
《春秋韬略》范蠡留给后代的隐士样板
【摘要】：也许在越灭吴后的归途上，范蠡思索的正是这一问题。历史很快证实了范蠡的论断。范蠡与文种的两种结局，说明了隐在人生中的价值所在。无论作为仕者还是隐者，范蠡无疑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范蠡的一再成功表明了，人类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不是土地，也不是权势，而是人的智慧、人的韬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范蠡被迫弃政从农从商，又实是古代士大夫们的一种悲剧，古代智慧和谋略的一种悲剧。
仕与隐，是古代士大夫们安身立命的一柄双刃剑。只会仕不会隐，或只会隐不会仕，都是一种人生的缺憾。
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这说明当仕则仕，当隐则隐；可进则进，可退则退。这才是一种完满的人生，这才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里，蔡泽劝范睢急流勇退的一段话，可谓是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得以突出。所谓功名只有与完好健全的生命相结合时，人生才具有完满的价值。孔子的弟子曾子把重视生命说成是人的最高德行——孝：“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祭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礼记·正义》）
子华子之流，更是高扬生命的意义：“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瓦砾）苴（草芥），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
因此，大立功名又能贵己全身，则成了一个人在世上的最高价值体现。
也许在越灭吴后的归途上，范蠡思索的正是这一问题。作为灭吴的首要功臣，他的声名正如日中天，然而大大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向勾践提出了隐退的请求：“君将自勉吧，臣将不复入越了。”
勾践大惑不解道：“我有什么对你猜疑的地方？”
范蠡借故道：“我听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日君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今天的雪耻之事。现在大事已济，臣请求受会稽之罚，若大王能赦免，臣请辞官而去。”
勾践知道此为托词，于是说：“我将与你共享越国，若不从则斧钺相加。”
范蠡对曰：“君行令，臣行意。死生唯王，臣不顾矣。”是夜，不辞而别，断然乘一叶扁舟轻轻荡去。于是，卸下累累功名，抛却荣华富贵，逍遥自在，轻舟泛海，几成了中国几千年来隐士的定格形象。
当范蠡的扁舟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水天之际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问和无限的惊愕给了他的同僚：为何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苦苦奋斗之后，就要坐享其成之时，悄然离去？
不久，到了齐国的范蠡给其好友大夫文种的一纸飞鸿，道出了其中的奥秘：“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历史很快证实了范蠡的论断。
文种见范书后没有果断出走，结果遭人谮害，勾践赐文种剑后说：“你教我伐吴七术，我只用其三就打败了吴国，另外四术还在你那里，请你为我到越国先王那里去试用这四术吧。”
果真是一个可与同患，难与处安的小家子气君王！
范蠡与文种的两种结局，说明了隐在人生中的价值所在。功成勿就、急流勇退，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谋略。
就人性的弱点而言，共难易、共享难。故历史上多杀戮功臣、过河拆桥的不义之君。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也。尤其对那些犯颜直谏、功高震主的大臣，一般器度不大的君主都难以容忍。从伍员到文种再到韩信……多少英雄豪杰在功成名就时身遭不测而饮恨黄泉。
也许受了这些历史的启示，大名之下、其久难居的思想深入人心，以致平民的生活也渐受其影响。但任何事情做过了头，也会产生负面作用，所谓“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等，这些思想虽不乏凝结了人们的处世经验和智慧，但更多的恐怕是反映了人们安贫守道、亦步亦趋的消极倾向。
无论作为仕者还是隐者，范蠡无疑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务农也好，经商也好，他都能使自己的事业迅速发达。他在齐国曾叹息道：“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散尽其财，间行以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他三徙其家，最后定居陶地，世称“陶朱公”。
从卿相到地主、从地主到商贾，范蠡走到哪里，成功就追随着他到哪里。范蠡的一再成功表明了，人类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不是土地，也不是权势，而是人的智慧、人的韬略。
然而，在事隔两千多年再来看范蠡的事迹时，我们又不能不产生一种悲哀来。范蠡固然凭借他的智谋取得了经农、从商的成功，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他的智谋本可以派上更大的用场，他如果作为卿相留在越国，对越国的事业和发展无疑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有范蠡、文种在越，越国的霸业就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了。然而范蠡不能，文种不能，这说明一个君主的开明与否，往往决定了古代士大夫们的智慧发挥如何。一个人能掌握千万人的命运，这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这又恰恰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范蠡被迫弃政从农从商，又实是古代士大夫们的一种悲剧，古代智慧和谋略的一种悲剧。即使是被称为大智大圣的孔、老，他们所倡导的“卷而怀之”“蓬累而行”，也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的士大夫们面对着专制集权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尊王”也好，“攘夷”也罢，都只是在王权、君权的镣铐下跳舞的智慧而已。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政变篡位，甚至是农民革命，他们都无非是在用一个帝王和君主更换着另一个帝王和君主。人的智慧和谋略始终未能挣脱君权的绳索，它只能在君权所规定的那个范围内左右。因此，无论智慧多么绚丽，无论谋略多么耀眼，都只能是镣铐下的歌舞，樊篱内的驰骋。这就从根本上、从终极价值上限定了它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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