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无极《春秋韬略》：开出考题，伍氏两兄弟胜出！

2023-08-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鲁昭公二十年，费无极见全线出击的时机已成熟，便对楚平王说：“太子建与伍奢将据方城以外之地叛楚，自成一国。齐、晋于外辅佐，其事将成。”楚平王听信了费无极所说的话，只是由于事关重大，于是他从老远的城父把伍奢召来查问，想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伍奢回答说：“君王纳太子建之妻的过错已经够重了，怎能又听信谗言而一错再错呢？”费无极在一旁催促平王说：“君王若不当机立断，就要束手被擒了！”

如果说申公巫臣还只是使楚疲于奔命，那么伍员至吴后，则是让楚从此一蹶不振了。

楚平王有个佞臣叫费无极，他原本与伍奢一起辅佐太子建，因太子建喜欢伍奢而不喜欢他，故一直怀恨在心，想方设法加害太子建和伍奢。他先向楚平王建议为太子建娶女于秦，继而又劝“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这样，他就在楚平王和太子建的关系上打进了一个楔子。接着他以晋近诸夏易于称霸，楚地僻远难与相争为借口，劝平王在靠近北方的城父大兴土木，让太子建搬到那里居住。如此，又从空间上疏远了平王与太子的距离，以便他有更多的机会在平王面前攻击太子，从而也为他后来谮陷太子割据叛离制造口实。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费无极见全线出击的时机已成熟，便对楚平王说：“太子建与伍奢将据方城以外之地叛楚，自成一国。齐、晋于外辅佐，其事将成。”

楚平王听信了费无极所说的话，只是由于事关重大，于是他从老远的城父把伍奢召来查问，想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伍奢回答说：“君王纳太子建之妻的过错已经够重了，怎能又听信谗言而一错再错呢？”

费无极在一旁催促平王说：“君王若不当机立断，就要束手被擒了！”

楚平王于是把伍奢抓了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奋扬知太子蒙冤，故到达城父之前就暗中遣使者要太子建逃走，太子建于是逃到了宋国。

楚平王召奋扬回郢都，奋扬知罪，就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捆绑着押送回来。平王问奋扬：“话从我口里说出，只进了你的耳朵，那么是谁把消息透露给了太子建？”

奋扬坦然回答说：“是臣下透露的。记得从前君王令臣：‘侍奉太子建如同侍奉我。’臣虽不才，不敢有二心。我没有执行您后来的命令，只是奉了您当初的命令去对待太子的。虽然不久我后悔了，可是为时已晚。”

平王问：“你怎么还敢回来呢？”

奋扬答：“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次违背君命，就是逃也没有谁会容纳我呀！”

平王善其所言，对奋扬说：“你回去吧，从政如他日。”

费无极见只抓了个伍奢，心里不安。为杜绝后患，他又向平王进献了一个歹毒的计谋：“伍奢的两个儿子有才干，如果逃到了吴国，必成为楚国的忧患。君王何不用赦免其父的名义召他们回来，他们讲孝道，一定会回来。不然，楚国将后患无穷。”

平王于是对伍奢说：“你能召来两个儿子则生，不能则死。”

伍奢说：“伍尚为人仁厚，呼必来。伍员为人智勇，能成大事，他知道俱来被擒，是一定不会来的。”

平王派使者召伍奢二子，伍尚欲往，伍员劝阻说：“楚之所以召我兄弟，并不是要赦免家父，而是恐怕我们逃脱后成为楚国的祸患。一旦我们赶去，则父子俱死。如此于事无补，不如逃亡别国，借他人之力来报杀父之仇。”

伍尚说：“你到吴国去吧，我准备回去赴死。我的才智不如你，故我能死，你能报仇。听到赦免父亲的命令，不可以不回奔；见到亲人被杀戮，不可以不报仇。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弃，若俱去是为弃父；名不可废，若俱死是为废名。让我们各行其是吧！”

伍奢听说伍员不来，感叹道：“楚国的君臣恐怕不能按时吃饭了！”

楚平王杀了伍奢、伍尚。

伍员听说太子建在宋，摆脱楚使者的追捕后，往奔宋。宋国这时正发生内乱，便与太子建一起奔至郑。郑人颇善太子，晋顷公想借太子为内应灭郑，答应以郑地封太子，不久阴谋败露，太子被郑执杀，伍员只得和太子建之子胜逃奔吴。在过吴楚边境的昭关时，险些被抓获，之后伍员便与胜分散行动。一次遇追兵堵截，伍员直奔江边，眼看就要束手被擒的危急关口，幸遇一渔夫搭救，渡过江后，伍员非常感激，解下佩剑对渔夫说：“此剑值百金，望笑纳。”

渔夫谢绝道：“楚国有令，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获楚国最高的‘执珪’之爵，难道这些只值百金吗？”

伍员抱愧告别了渔夫，一路乞讨，终于抵达吴国。

伍尚和伍员，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上，一个奔死，一个逃生。奔死者是为行子孝，逃生者是为报父仇，这反映了古代中国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虽然伍尚在认识上曾试图将其统一起来，认为父不可弃，名亦不可废，但实际上这在一人身上是难以统一的。尽了孝道，就不能成就报父仇的功名，反之亦然。这种两难的对立，曾使古代的许多智士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勇士鉏麑触槐而死，即是一个著名的典型例子。

晋灵公因赵盾骤谏，心里非常愤恨，于是派勇士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清晨潜入赵宅，见寝门洞开，赵盾已将朝服穿戴整齐，准备入朝，因时间尚早，便坐在那里等候。这虽然是在家等候，赵盾也是正襟危坐，不敢有丝毫怠慢。鉏麑见此，悄然退出，叹息道：“须臾不忘恭敬，这是民之主。杀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两者必居其一，不如死。”于是鉏麑触槐而死。

鉏麑所遇的是忠、信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面对着这种困境，鉏麑采用的是逃避法——死。

鉏麑死了，虽然他本人“逃脱”了，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依旧留给了后人。

一般以为，中国古代是重义轻利的，其实并不尽然，在追求事功的早期封建社会尤其如此。虽然在理论上人们倡导重义，但是事实上人们更看重事功名利。管仲不从召忽死君，伍员不从伍尚死父，最终成就大业的人，往往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史学巨擘孔子和司马迁论及他们时，莫不交口称誉其事业——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小节）也，自经（自缢）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篇》）

“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伍员字）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伍子胥列传》）

在孔子和司马迁那里，对从君而死的召忽和从父而死的伍尚，显然表示不满，认为那是“匹夫匹妇”的“小节”和“何异蝼蚁”的“小义”，而把“匡天下”“就功名”的管仲和伍员视作为“烈丈夫”。

随着大一统的确立和专制的强化，统治者所追求的方向开始转变为统一与稳定、安宁与祥和。他们再也不需要那些不拘小节、不守常规、建事功、扬威名的创业英雄，他们需要的是恪守礼义、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守成奴隶。于是“义”被推崇至极，节士、烈女开始充斥史书，这些畸形的人格受到人们普遍的效法和狂热的追求。人，开始变得可笑、可悲，甚至可怕起来。到了后来，社会便只留下一副空义不利的皮囊。

如今人们看到了传统的积弊，可以放言利欲，并且不必掩饰涌动在胸中的喜利之情了，这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说明人们已冲出了过去那副空义不利的皮囊，它体现了人的认识的一大进步。但是任何事情推向极端，就会倒向相反的一面，甚至陷入绝境。如果只利不义，亦会使人变得可笑、可悲，甚至可怕。试想，没了礼义廉耻，人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义讲多了，就会规范太多，镣铐太多，扼制人的潜能和创造。

利讲多了，就会私欲太多，诡诈太多，破坏社会的安宁与康健。

义与利都不可或缺，怎样才算均衡，何处才是最佳的契合点，确实是一个值得探寻的问题。

费无极《春秋韬略》：开出考题，伍氏两兄弟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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