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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文化与蛮夷幌子下的发展

【摘要】:中原的诸侯们一直把楚视作“蛮夷”,楚亦一再自称“蛮夷”。其实,这个“蛮夷”就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而言,一点也不蛮夷。而楚国正是在“蛮夷”的幌子下,一步步走向强大,一步步地干起与周天子争夺天下的事来。“蛮夷”的幌子虽然给楚国带来一些便利,但也带来一些不利。一旦情形许可,便会背离这个“蛮夷之邦”,故而使得楚国的霸业一直未能像中原的齐桓、晋文那样具有影响,但这只是就霸业而言的。

中原的诸侯们一直把楚视作“蛮夷”,楚亦一再自称“蛮夷”。其实,这个“蛮夷”就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而言,一点也不蛮夷。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材料来看,它并不比同时期黄河流域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落后。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青铜器、漆器等,很多都是出自江汉流域。这些在文献资料中也得到了证实,如《左传》记载重耳流亡至楚国时,曾对楚成王说过:“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

足见当时楚国物产之丰富。在城濮之战前十年,郑国国君朝见楚成王时,“楚子赐之金(青铜)”,“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兵器)。”在城濮之战中,晋国因武器不足,“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就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不及楚国。这些都说明了楚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当时是较高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而楚国正是在“蛮夷”的幌子下,一步步走向强大,一步步地干起与周天子争夺天下的事来。如果说中原的诸侯们与周天子争夺权力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楚国的君主们则来得干脆直截,公开僭号称王,揭去了那层捂捂盖盖的遮羞布。

早在“夷王足下堂”,王室开始式微之时,楚的祖先熊渠就立其三子为王,熊渠自道的理由是:“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

周厉王之时,熊渠畏惧暴虐的厉王伐楚,便去其王号。后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被迫东迁,熊通又自尊为武王,自此楚国君主再也不用担心陵替的周王朝来讨伐了,便世世代代称起王来。而中原诸侯一直视楚为“蛮夷之邦”,长期未将其放在心上,加上内部纷争,势力也难及荆楚腹地,故对其称王僭号之举未多加在意。这些都无疑为楚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得楚国的野心渐渐膨胀起来。就在楚武王之时,武王就曾说过:“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

“欲以观中国之政”,便成了历代楚王孜孜以求的理想。正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楚国的势力渐渐向中原渗透。还在郑庄公于中原初试锋芒时,就已感到了来自楚国的威胁,他与蔡侯会盟于邓,就是为了商讨对付正在崛起的楚国。齐桓、管仲提出“攘夷”的一个重要对象,便是正在变得日益强大的楚国。其后,楚国北上的势头愈加难以遏制,与宋襄争战于泓水,与晋文周旋于城濮等等,楚国一旦有机可乘,就北上大闹中原,搅得中原不得安宁。纵观春秋一代,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构成对中原的霸主们这么大、这么长久的威胁,因此几乎可以这样说,春秋中原诸侯们的争霸,就是与楚国的争霸,中原的霸主们无论有怎样辉煌的战果,都不能征服这个火神的后代。

“蛮夷”的幌子虽然给楚国带来一些便利,但也带来一些不利。尽管楚国后来的一些子孙开始向中原礼教文明靠拢,对自己的行为也多加修饰,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超出了中原诸侯的文明,但是在中原诸侯们的眼里,楚一直被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之外,被视作正统华夏文明的异乡人。即便是中原诸侯迫于生存需要,不时地向南楚寻求保护和支援,但多是出于无奈,而少有真诚。一旦情形许可,便会背离这个“蛮夷之邦”,故而使得楚国的霸业一直未能像中原的齐桓、晋文那样具有影响,但这只是就霸业而言的。就历史文明的发展而言,强劲彪悍的南楚蛮风,给正统的华夏文明无疑注入了一股新鲜异样的血液,从而给已略显沉闷的“礼仪之邦”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