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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解密:天王狩于河阳的秘密

【摘要】:然而有意思的是,晋文公一系列的“尊王”之举,并没有使王室更尊,倒是使他的盟主权力更大。正统的《春秋经》实在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只得虚饰说:“天王狩于河阳。”显然,《春秋经》的作者为避讳襄王应文公之召赴温之会一事,所书的“天王狩于河阳”,其事其地都不是确切的。还是孔子道出了作者的苦衷和用意:“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由此可见,晋文公“尊王”之“诚意”较之齐桓公更差。

如果说天子对霸主的态度,在郑庄公之时表现更多的是一种仇视,在齐桓公之时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友好”,那么在晋文公之时表现更多的则是一种讨好了。尽管周天子有时还要摆摆臭架子,耍耍假威风(如晋文公再三请求以天子之礼葬己时,襄王听后连连摆手摇头,大有此为天子之专利非己莫能享用的气势),但在更多的时候不能不依仗霸主的支持,有时甚至连登基持位也要如此(如襄王在王子带之乱后能复得为襄王,就是晋文公竭力“勤王”的结果)。当然霸主对天子也是有所求的,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给他的种种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得他的东征西伐师出有名,使得他的众多会盟尽得情理,以致不让人们一下看到他那贪婪的野心和青面獠牙的本色。

这就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天下的共主,却是靠讨好仆人、损害自己的地位来维持;削王损王的霸业,却要靠被损被削的对象来支持。两种本不相容的异质之物,因有了这种相互利用的内容,便“和平共处”起来。

故当周襄王听到晋文公在城濮胜楚后,亲自带着礼品前往犒劳。晋文公也为襄王作宫践土,并献上缴获的战利品。襄王为此大受感动,当即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赐给他天子之车——大辂、戎辂,以及红色弓一把,红色箭一百枝,黑色弓一把,黑色箭一千枝,美酒一坛,虎贲三百。襄王要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公得“侯伯”之名后,“尊王”的劲头更足了,在周襄王小住践土之宫的短暂时间里,他就先后三次去朝见了襄王,史载“出入三觐”。

作宫践土后不久,晋文公就召集鲁、齐、宋、蔡、郑、莒等国诸侯于践土会盟,卿士王子虎代表王室参加了会盟,在践土之盟上提出了如下盟约:“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襄王策命、践土之盟,是晋文公成为中原诸侯霸主的标志。此次盟会上的盟约以“尊王”为宗旨,号召诸侯各国团结在“尊王”这一旗帜下,使“尊王”不仅成了晋文公去号令诸侯的手段,亦成了他去束缚诸侯的绳索,谁不遵从,则有遭受被征讨“殛之”的厄运。

然而有意思的是,晋文公一系列的“尊王”之举,并没有使王室更尊,倒是使他的盟主权力更大。就在践土之盟的那一年的冬天,晋文公又召集了齐、鲁、宋、蔡、郑、莒、邾、秦等国诸侯于温会盟,在盟会上晋文公除了行使他的盟主大权,拘执卫成公,制订了征讨许国的计划外,还行使一种以前诸侯盟主们从未有或者说从未敢行使的权力,即召周襄王前来会盟,而一个堂堂天子居然也应了一个诸侯之召。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形象地表明了春秋一代霸主们“尊王”的实质:“尊王”只是他们为实现霸权的手段,而并非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正统的《春秋经》实在不愿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只得虚饰说:“天王狩于河阳。”

“河阳”即黄河之北,据考证它在今河南省盂县西,距晋文公会盟诸侯的温地不远。显然,《春秋经》的作者为避讳襄王应文公之召赴温之会一事,所书的“天王狩于河阳”,其事其地都不是确切的。还是孔子道出了作者的苦衷和用意:“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由此可见,晋文公“尊王”之“诚意”较之齐桓公更差。如果说齐桓公还能蒙蔽一时,使当时的人们颇为赞许的话(孔子就有“齐桓公正而不谲”的评论),那么对晋文公就颇有些微词了(孔子斥之为“谲而不正”)。尽管文公有“不正”之表现,但是他始终没有丢掉“尊王”这张招牌,因为他知道在自己还不具有一统天下的势力时,他还需要这张招牌的政治影响来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其后的霸主们似乎愈来愈不明此理,或许他们见王室日渐衰微,越来越懒得去做这些表面文章了,最后甚至连“尊王”二字也只字不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人们心目中的天子地位与现实中的天子地位的衰落不是同步的,不正视人们观念中的那个天子,他们的霸主行为就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如果说人们把齐桓、晋文的霸业视为替天子行道,救自己于水火;那么则将后来的霸业开始视作洪水猛兽,驱自己入泥潭了。吴王夫差北上称霸,中原人莫不痛恨切齿,视如瘟神,即是一例。

晋文公在位虽只九年,然而他创下的霸业之基异常牢固,霸业的余绪一直延至晋悼公之时,使晋国得以长久地称雄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