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三百年的春秋史,可以说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齐桓公去了,晋文公去了,楚庄王也去了,霸权在经历了它辉煌的年代后,也迎来了它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便成了它的掘墓人。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时,也“培养”和“选择”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然而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23-08-30
历史似乎是把最好的机遇给了英雄,同时也往往把最难的问题留给了他们。
文公刚一入宫,门外就有个自称是寺人披的人赶来求见。文公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赶紧摇头说:“不见!不见!”若不是初登君位顾及形象的话,文公也许下的就不只是一道逐客令了。
寺人披何许人也?在文公过去的逃亡生涯中,他一直充当着献公、惠公的杀手,撵得文公在蒲城越墙而逃,搅得文公在狄国不得安生。
然而,寺人披执意求见。
文公只得强忍怒火,派人代表自己对寺人披说:“我在蒲城时,君父命你一天赶到,你即刻就到了。后来我和狄君在渭水之滨田猎,惠公命你三天赶去杀我,没想到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有君命,如何这么快?当年我在蒲城被你斩断的那只袖子,至今还保存着呢,你还是快点走开吧!”
寺人披回答道:“我是以为您已明白了君人之道才来求见的,如果您还没有明白的话,那您又将失国出走了。执行君命,无有二心,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只有竭尽全力才是。献公、惠公之世,您作为蒲人、狄人,我何以放在心上?而您今天即位,难道就没有您所憎恶的‘蒲人’‘狄人’了吗?憎恶忠臣的君主,一定不能持久!齐桓公就是不计射钩之仇,任管仲为相,才成就了侯伯之名。您如果不这么做,我会自动走开,何必有辱您的尊名呢?那样的话,我想走开的人将一定很多,岂止是我这个受过腐刑的小臣!”
看来,寺人披不单单是一个恪尽职守的杀手,他的名字之所以能在惜墨如金的古史中反复出现,恐怕更主要的是他的聪慧睿智与能言巧辩。
他在辩解过程中利用传统的伦理观念,不仅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讨回了一个说法,让它披上了事君不贰的美德。而且在站稳了脚跟之后,对文公的斥责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憎恶忠臣的君主,一定不能持久!”他在论理的过程中善于捕捉文公的心理,他清楚文公不是个只求君位的庸主,刚临君位的他正需用人,而一直流亡在外的经历使得他在国内的政敌颇多,如果没有齐桓公用管仲那样的度量,那他将失去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这样就把文公对他的态度如何从个人的好恶提升到一个国君是否能弃嫌用仇的任人原则上了。这时的寺人披已由一个挥舞着寒光利剑的凶险杀手变为进言劝谏的忠臣谋士,反映了当时在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权力角逐复杂莫测的情形下,一些士大夫们机警灵活的仕宦之术。
寺人披冒着风险来叩响旧仇的大门,当然不仅仅是凭着自己的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倘若文公不理会他这一套,岂不是自投罗网?真正能使他有恃无恐的是,他此时手中已掌握了一条决定文公生死的情报。文公可以不去理会他的那一套高谈阔论,但不能不接受他带来的这份见面礼。故他在最后向文公的使者暗示说:“如不见我,君将后悔莫及了!”
一个可以被判死罪的人,不但敢找上门来全无惧色,且口气如此强硬,文公知道寺人披手里一定握有他所需要的什么东西。于是赶紧出来接见,连连向寺人披道歉:“怪我没有宽恕之心,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寺人披这才将他刚刚获悉的惠公旧臣吕甥、郤芮要举火焚宫的阴谋告诉了文公。文公立即离开都城去王城(今陕西省大荔县东)秘密会见秦穆公,商讨对付吕、郤之谋。待吕、郤焚宫时不见文公,方知机密已泄,仓皇逃至黄河边上,秦穆公早已恭候在此,并设计诱杀了他们。
文公返国之初,国中不附者确实大有人在,吕、郤谋反即此一证。文公放寺人披一马,并且予以任用(后来文公曾就原守的人选征询过寺人披的意见,寺人披推荐赵衰,文公采纳了这一建议)。这一举动使得过去与文公有旧怨的人大受鼓舞,头须于是也来叩响文公的宫门。文公听说是头须求见,就借口以正在洗头为由不见头须。
头须对文公的使臣挖苦说:“人低头洗发时,心就倒过来了,心倒过来时的想法就会不同寻常,这样我不能被接见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使臣说:“你在君主流亡过曹时,窃资潜逃,现在有何面目来见?”
头须说:“我能使晋国安定。”
使臣嘲笑道:“一个窃贼也能使国家安定?”
头须不予理会,侃侃道来:“君主离国太久,臣民必然多有得罪。现在君主返国继位,臣民必人人自危。我头须窃君之资避于深山,致使君主困厄五鹿,介子推割股享君,天下莫不闻之,我之罪过株连十族恐怕也难以塞责。如果君主赦免像我这样罪孽深重的人,并和我一起同车游于国中,臣民见了便知君主不念旧恶,必人人自安。”
文公听了使臣的转达,不禁大喜,马上礼见头须,从其计。
释旧恶、捐前嫌,不仅是任贤援能的用人之道,也是稳定人心的绥民之策,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对于那些长期在野、乱中得位的君主们尤显得重要,数百年后的刘邦就是用此法来稳定开国后的局势的。刘邦击败项羽一统天下后,一些平日里曾得罪过刘邦的人怕受到惩罚,纷纷相聚谋反,刘邦为此感到非常忧虑,向留侯张良寻讨方计。
张良问:“您平生最憎恨的、又是众所周知的人是谁?”
“雍齿!”刘邦毫不迟疑地答道。
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雍齿,群臣见雍齿被封,则人人自安了。”
于是刘邦宴请群臣,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令丞相、御史论功封赏。群臣见状,皆大欢喜,弹冠相庆道:“雍齿尚且被封,我等无忧了!”
把笑脸给憎恶的人,把权力给痛恨的人,这是一种度量、一种胸襟。封雍齿、用头须、不杀寺人披,表明了君主的好恶已不再是个人的好恶。杀一个亲近的人,能避免大多数人的疏远,那么这个人非杀不可;赦一个憎恨的人,能使四方安宁,那么这个人不赦不行。赏罚之公正无情,才能换来天下之太平有情。
然而,历史上的许多君主似乎不明此理,或许他们难以做到,因为把笑脸给自己憎恶的人,毕竟是一种痛苦的选择;把权力给自己忌恨的人,毕竟是一种情感的背离。他们既然受不了这种痛苦,割舍不掉自己的情感,那么他们自然也始终不会听到那句曾令刘邦百听不厌的太平福音:“我等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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