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给人民以好处，是为了再在人民那里索取好处。所谓“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齐桓公早在柯地之盟上，尝到了返鲁侵地而得天下人心的“与之为取”的甜头，故在日后的霸业中如法炮制，屡试不爽，算起来他在“五霸”之中是一个最“舍得”的君主了。齐桓公正是在这种“予”与“取”的不断交易下，使他的霸业一步步地走向了巅峰。齐桓公知与之为取的另一个典范之作，是他的“迁邢存卫”的壮举。......
2023-08-30
春秋韬略：仁义与政治的分岐
【摘要】：《淮南子·泛论训》曾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春秋时代，古代所尚的礼乐仁义开始分崩瓦解，这已频频见诸先秦诸子之说。谋与略，因不合乎他的仁义标准，被一一裁汰。宋襄公不明时代已变、民风已改，仍把仁义作为去取霸业的主要手段，这势必为“智巧”“奸诈”之徒乘机利用。
郑国自齐失霸后，就附从了楚国。鹿上之盟约定，楚之中原的附从国应事奉宋国，但郑文公依旧服楚，并亲自赴楚朝见楚成王。这使盟主宋襄公大为恼火，为了维护霸主的地位，于是举兵伐郑。
伐郑之举，实际上是与楚争夺郑国，故公子目夷说：“所谓祸在此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楚成王为援救郑国，出兵攻宋，宋襄公欲率兵迎战，大司马公孙固劝宋襄公坚守城池，以逸待劳，宋襄公不听，认为“天”必助宋，宋国一定会兴盛，公孙固摇头道：“上天抛弃殷商已经很久了，君将兴之，正是违背天意，罪不可赦！”
宋楚两军相遇于泓水（今河南省柘城县境），这时宋军已排好战阵，楚军正在渡泓水，公孙固建议说：“楚军人多，我们人少，应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趁楚军半渡之际出击。”
“不可。”宋襄公拒绝道。
楚军渡过泓水，战阵尚未排好，公孙固又要求出击。
“不可。”宋襄公再次拒绝。
楚军排好了战阵，宋襄公方令宋军全线出击，但宋军被已站稳脚跟的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大腿亦被利箭重创。
战败回到都城后，国人纷纷指责宋襄公坐失良机，以致兵败如山倒，孰料宋襄公仍固执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君子不伤害敌之伤兵，不俘获头发花白的老兵。古人打仗，不在险要之地阻击敌人。我虽亡国之余（指为殷商余裔），也不能去进攻尚未摆好战阵的敌人！”
公子目夷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您真是不懂战争！在狭隘之地，敌军来不及摆好战阵，这是天助我也。据险阻击，何尝不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怕不能取胜呢！战场上的对手，都是我们的敌人，虽然年纪已大，头发花白，抓住了绝不放过。对于尚有作战能力的敌之伤兵，怎么就不能再伤害他一次呢？如果怜惜伤兵，那么当初就不应该伤害他们；如果珍爱老人，那么就应该归顺他们。凡率兵打仗，有利于我者就用之，据险扼敌、进击未阵之敌，怎么就不可以呢？”
面对着同样的局势，做出的却是两样的决断，这与其说是战争论的分歧，毋宁说是世界观的区别。《淮南子·泛论训》曾云：“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头发花白者），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一义一笑，道出了这种区别所在。
春秋时代，古代所尚的礼乐仁义开始分崩瓦解，这已频频见诸先秦诸子之说。天子一尊的地位被动摇，礼制维持的平衡被打破，进取的开创逐渐取代保守的礼让之风，在权力再次分配的竞争中，在功利重新转让的角逐里，贵与贱、贫与富，不再是命定的天律，而成了人为的结果。
于是，重智巧、重技术、重权谋、重诡辩成为新的时尚，人性中被长久抑制的功名利禄的欲火，被这新起的世风一吹，熊熊燃起。为了功名和利禄，人生成了一台竞技场——
谋于廊庙的智臣、斩将搴旗的斗士、攻剽椎埋的闾巷少年、目挑心招的赵女郑姬、饰剑连骑的游闲公子、焦神极能的方士巫医……无不一一登台献技献艺，安宁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被血雨腥风的动荡所替代。
历史就是如此复杂和矛盾：新的进取往往面目狰狞，旧的保守往往温馨可人。前进，往往伴随着血腥和暴力；进步，常常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历史的哲人如是断言。
泓之战中，宋襄公在有可能以少胜多的种种机会面前，一次次地丧失了它们。谋与略，因不合乎他的仁义标准，被一一裁汰。于是宋襄公的泓之战，无疑成了一场无谋之战，失败的结局理所当然。
这种“仁义之战”固然迂腐可笑，但它在道德沦丧、礼义缺失、奸诈蜂出、暴戾公行的年代，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血腥现实的不满，对早期奴隶制所保留的大量的原始礼义制度中包含的氏族内部的各种仁爱、人道的企慕。故公允的司马迁在数百年之后来评述宋襄公时，并不像许多人那样以成败来论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史记·索隐》亦云：“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故太史公褒而述之。”
从战争的角度来讲，宋襄公的礼让是不足取的，但从振世风、完善人格的方面讲，这礼让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如此，绝非能用一种好坏是非的简单标准就能判明清楚。
宋襄公欲以仁义取霸权，这实际上是他自己给自己出了道难题。以仁义得天下，是汤、武在他们那个时代成功的法宝，在崇“力”事“巧”的春秋一代，再固执地守此“法宝”，已不现实。霸权就其实质而言，是诸侯因力量增大，要求打破王权一统，政治上要求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斗争结果，它是对传统礼义的背叛，是“礼崩乐坏”的始作俑者。由于礼义在人们观念中的根深蒂固，其力量不可小视，故成功的霸主又往往能巧妙地利用礼义作为自己所尚之“力”的外包装，这种“力”与“义”“结合”的典范之作，便是管仲、齐桓“尊王攘夷”的成功。孟子云“以力假仁者霸”，正是对春秋时代诸侯霸业的精辟结语。
宋襄公不明时代已变、民风已改，仍把仁义作为去取霸业的主要手段，这势必为“智巧”“奸诈”之徒乘机利用。楚成王说“我将好好地去羞辱他一下”，他后来之所以能成功地兑现此话，正是利用了宋襄公的仁义心肠，在泓之战中他能侥幸在半渡和未阵之不利情形下没有遭到攻击，也正得益于宋襄公的仁义。这样固守仁义的宋襄公自然也就难以光大他的霸业，从鹿上之盟为霸主，至盂之地被劫持，只有几个月的光景，就是到泓之战失败，也不过一年有余，宋襄公的霸业终归只能是昙花一现。
就在宋襄公养伤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至宋。宋襄公素闻重耳是个有才德的人，知道他将来必大有作为，只可惜宋国新创，元气大伤，不能帮助重耳回晋夺位，只能用优厚的礼节来接待重耳，并送骏马八十匹以资其行。后来重耳登位称霸，四处讨伐时，宋国安然无恙。这自然与宋襄公礼遇重耳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宋襄公的眼光确有不凡之处。
泓之战后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病逝。
一个颇遭人议的历史人物匆匆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一个在疾风中迎难而上的形象却永久地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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