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中不仅能窥探出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亦能从中洞晓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我们知道《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是各国的地方乐调,这里的言志者不是以个体而是以一个国家的整体出现的。因此,善观者便可从这些诗的情趣的雅俗、格调的高下、器度的宽狭、旨意的远近中看出其各自不同的前景。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即季札)聘鲁,请观于周乐。自《郐风》以下再未作弹评了。......
2023-08-30
挟渔盐之富、拥管仲之贤的齐桓公在迈向霸坛时,仍觉得他的霸业之资中少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这便是一面名正言顺的旗帜,一面能号令诸侯使民心归服的旗帜,而这并非是他想要得到便能轻松得到的。
正当齐桓公为此事焦虑焚心时,南夷与北狄相继侵扰中原诸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公羊传·僖公四年》是这样来描述当时的危急情形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南夷,实际是指南方的楚国,北狄,实际是指北方的狄人和山戎。南夷和北狄的交相攻伐,使中原诸国的生存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而这时龟缩在一隅的周天子已无力担当起领导诸侯抵御外侵的重任,曾小霸一时的郑国也因郑庄公的去世在走下坡路。谁能领导诸侯共同攘夷,成了当时中原诸侯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齐桓公看准这一时机,听从管仲的建议,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借联合中原各国驱逐夷狄势力之机,达到号令诸侯,称霸中原的目的。
“尊王”只是一种手段,霸权才是齐桓公要达到的目的。
初兴的霸业,毕竟是不能容于传统礼制的异质事物,它必须要有一件人们能认可的外部包装,这就好比苦涩的药丸需要裹上一层糖衣,才能易于为人们接受一样,郑庄公、齐桓公都是深谙此理的老手。
但郑庄公推行霸权之时,王权虽然已日薄西山,却仍有一定的力量与霸权来个最后一搏,周郑交质、繻葛一役即是例证。因此,自始至终郑庄公很难打好“天子”这张王牌,王权和霸权在他那里,表现更多的则是一种对峙。不过,他在繻葛之役中一箭将天子射进那块逼仄的王畿之地,为齐桓公舞弄“尊王攘夷”这面旗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舞台。
齐桓公行霸之时,天子已经被封闭在那块狭窄的天地里过着苟延残喘的日子,尽管许多打着天子招牌的征伐和会盟并非天子本意,有时甚至天子连一纸通知书都未收到,但这都无妨,天子再也不敢出来理论什么了。齐桓公此时考虑的不是去揣摩天子的意图,考虑的是如何向其他诸侯作一个体面的交代,即如何魔术般地将霸权与尊王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巧妙地掺和在一起,让其他诸侯无话可说,至少是没有太明显的把柄授之他人。幸运的是,齐桓公在管仲一帮谋臣的鼎力相助下成功了。因此我们看到了,王权和霸权在他那里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和合”。于是,满足私欲的扩张,成了体现天子的意愿;排除异己的征伐,成了代表王权的惩罚。一件“尊王”的外衣,便使得一切不合理变得“合理”起来。
于是齐桓公“尊王”喊得愈响,他的霸业就愈盛,王权自然也就愈衰。后起的晋文公如法炮制,也成功地打出了“尊王”的旗帜,而西秦、南楚、东边的吴越,则因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一向被排斥在中原文化之外,或被称为“夷”,或被视作“蛮”,因此很难成功地打出“尊王”的旗号),故他们的霸业也就远不及桓、文之盛了。
“尊王”,真可谓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最大的谎言!甚至连戚戚于周礼之陵迟、汲汲于仁义之倡兴的孔子,也不惜将他的学说思想中最高境界的“仁”给予了管仲和齐桓公:“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或许孔子这位伟人看得更远,虽然他毕生致力恢复王权时代的周礼,但当中原文化要遭毁灭中断时,他认为这个礼就应该去服从那个能使中原华夏文明得以保存延续下来的“大礼”:“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这也许就是为何孔子一再斥责管仲无礼,却又许其仁的深刻根源吧?
不管怎么说,人们当时相信了齐桓公和管仲,是他们的谎言骗过了人们,抑或是人们欺骗自己甘心来接受这种谎言?也许两种可能都存在。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礼崩乐坏”时代,在天子王权日渐式微的岁月,再提“尊王”,无疑是给人们失落的精神一种慰藉,给人们空虚的灵魂一种寄托。在非礼行为到处充斥的现实中,有人能提出“尊王”已难能可贵了,尽管这种“尊王”让人觉得疑惑重重,但人们宁可信其有,人们已经没有过高的奢望,周天子早就回天无术,只能求助于诸侯的这种“勤王”之举了。也许齐桓和晋文他们就是利用的这点,大做起文章来。
“尊王”,是大谎言。
“尊王”,更是大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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