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三百年的春秋史,可以说是一部霸权的兴衰史。齐桓公去了,晋文公去了,楚庄王也去了,霸权在经历了它辉煌的年代后,也迎来了它衰败的末日,日渐专权的卿、大夫们,便成了它的掘墓人。诸侯们在为旧势力掘墓时,也“培养”和“选择”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些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然而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23-08-30
在郑庄公的眼里,最具吸引力的“猎物”,莫过于周天子手中那握有的权柄。
权力欲,是统治者们施谋用略最根本的内驱力。统治、占有一切的“自我扩张”意志,是他们最高的生活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历经夏商周的王权,正是这种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
然而西周进入中后期,开始日渐衰落。尤其是:“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诗谱·王城谱》)
显然,强盛起来的郑庄公再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所作所为,仍然要受制于这个“与诸侯无异”的周王室。于是,打破王室独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格局,对于雄心勃勃地想去号令诸侯的郑庄公来说,便是急不可待的了。
郑庄公利用祖父勤王的政治资本和位居周朝卿士的政治地位,屡屡代表周天子,向不听命于己的诸侯,实行着“征伐”的权力。
共叔段谋败后,其子公子滑逃到卫国。宋国的公子冯因国内局势波荡,来投奔了郑国。这样,围绕着这两位公子,郑国与宋、卫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尤其是与宋国的战争,使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宋殇公在位十年,十一战,国内民不堪命,终于导致了宋华父督弑殇公的内乱。华父督为讨好郑庄公,迎立了公子冯为宋桓公。
击败宋、卫两国后,郑庄公又联合齐鲁,于公元前712年攻占徐国,为郑国向南发展扫清了障碍。
郑庄公在军事上一系列的胜利,使他终于在中原各国的君主中逐渐取得了霸主的地位。
霸权的兴起,是以王权的旁落为代价的,这自然引起了周天子的不满。郑庄公的霸业,显然与他是王朝卿士、独揽着执政大权、频频以周天子的名义四处征讨的政治优势密切相关。周天子要想扼制住郑庄公的发展势头,就必须铲除郑庄公的这一优势,而这正击中了郑庄公的要害。于是卿位之去留,成了周郑之间斗争的焦点。
早在周平王时,平王就已觉察出郑庄公的野心,打算削弱郑庄公的权力,分出一半给虢公。郑庄公闻讯后,十分不满。平王怕得罪郑庄公,只好矢口否认了此事。但狡黠的郑庄公以口说无凭为由,他要与平王互换儿子为人质作为担保,于是出现了“周郑交质”的历史事件。平王死后不久,郑庄公的胆子更大起来,他派部下抢割了属于周所有的温地的麦子和成周一带的稻禾。郑周的矛盾开始趋于白热化——
前717年,郑庄公朝桓王,桓王无礼。
前715年,虢公忌父被任为周朝卿士。
前712年,桓王强夺郑的邬、刘、蔿、邘四邑。
前707年,桓王剥夺了郑庄公的卿位,从此郑庄公不朝王。
桓王试图扶王权大厦之将倾,重振昔日天子之神威,亲率陈、蔡、虢、卫诸侯军队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亦率兵迎战,两军在繻葛相遇(今河南省长葛市东北)。
王权与霸权,终于面对面地走到了兵戎相见的战场。
桓王按传统战法,把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呈“品”字形摆开。中军是桓王所率的周军主力,右军是虢公林父所率的周军和蔡、卫两国的军队,左军是周公黑肩所率的周军和陈国的军队。
针对周军和诸侯之军所布的战阵,郑子元(公子突)向郑庄公献计道:“陈国内乱未止,士兵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陈军,陈军势必溃散。这样,周军既要照顾溃军,又要对付郑军,阵容也将大乱。蔡、卫两军见状,也难以支撑,必争先逃走。然后我们集中力量进攻周王所率的中军,就可一举成功了。”这是史书记载中最早提出的先打弱敌,后集中力量攻打强敌的战略,这在后世的战争中屡奏功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正太战役中,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就采用了这种战略思想:“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郑庄公根据郑子元的建议,以曼伯率右拒(方阵),祭仲率左拒,原繁和高渠弥率中军随己。战斗开始后,正如郑子元所料,蔡、卫、陈三军旋即溃逃,郑庄公以左中右三军合击周军主力,周军大败。郑军将领祝聃一箭射中桓王的肩膀,桓王忍着伤痛指挥军队撤退。祝聃建议郑庄公乘胜追击,以便彻底打垮周军,活捉周天子。然而郑庄公突然止住了郑军的攻击,并说出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左传·桓公五年》)
天子是正统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郑庄公与天子的争夺不能不有所克制。这与其说是他对这个周天子的顾忌,毋宁说是他对那个世俗观念中的天子的顾忌;与其说他不敢再去追逐王师,毋宁说他不敢超出传统对他的偏激行为所能容忍的限度。
纵观郑庄公生前的所作所为,他似乎总在走极端,又似乎总在竭力地把这种极端拉回到适中的位置上。黄泉会母是,攻占许国亦是。当年郑庄公攻占许国后,又分出一半许国的土地给新立的许君,这种举措立刻受到“君子”的啧啧赞许。这次又如法炮制,“射王中肩”后,当夜就派祭仲去探视王疾。
这种走出去、拉回来的策略,在伦理至上的古代中国,不失为一种既灵活又理智的谋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传统伦理的厚壁,又能为传统伦理所容(至少还可忍受)。
周天子想扼杀新兴的霸权于摇篮之中,反而使自己的威风一扫而尽。春秋一代,天子亲征,只此一役,标志着王权对霸权的最后一次出征。
从此,周天子龟缩进狭小的王畿之中,再也管不着外面的春夏与秋冬了。
从此,所谓“天子”只是一种象征符号,成了被霸主们充当门面的点缀。
“夷王足下堂,桓王箭上肩。”西周的夷王没有想到,他对刚崭露头角的诸侯们礼有所加的“足下堂”之举,却成了他的子孙蒙罹“箭上肩”的不祥之征。
郑庄公正是用兴盛的国力和他在周王朝秉政的政治优势作为厚实的弓身,用他超人的机智和谋略作为强劲的弓弦,搭上他雄心称霸的利箭,射向了那千百年来无人敢问津的代表着神圣王权的周天子。
这一箭,射出了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生命——春秋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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