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五年记》胡适求学背后的故事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1年，罗尔纲在北平胡适家抄录整理胡适之父《胡铁花遗集》。他于1943年撰写了《师门五年记》，专门记述向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经历。此二文后结集出版，名为《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初版。1998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黄德鸿据《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的有关内容，撰有《胡适之父曾来澳》。

1931年，罗尔纲在北平胡适家抄录整理胡适之父《胡铁花遗集》。他于1943年撰写了《师门五年记》，专门记述向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经历。《胡适琐记》完成于1993年，真切而细致地记述了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此二文后结集出版，名为《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初版。1998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增补本》。之后多次再版。黄德鸿据《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的有关内容，撰有《胡适之父曾来澳》。^[8]

关于在胡适家帮助抄录整理胡适之父《胡铁花遗稿》事，罗尔纲忆称：“1927年1月，学校放了寒假。2月，我回澳门结婚。3月初间，回到贵县，与九个月前离开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只是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宣传，而今却已经发展到打倒土豪劣绅的激烈斗争了。我回到家乡，投入斗争。到4月上旬，我要回学校，先把妻送回澳门娘家，然后去上海。不料船到广东三水县，船上旅客哗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澳门后，接同学来信，知上海大学被封。我在澳门旧病复发，日益加重。这时，本生父被广西反动省政府通缉，避难香港，我有家归不得，岳父家又不愿久住。我只有扶病前往上海一条路可走。1930年6月，我在中国公学毕业了，到校长胡适家去学考证和给他整理他父亲《胡铁花遗稿》。这年十一月底随胡适来北平。1934年11月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9]

至于胡铁花其人及《胡铁花遗稿》，罗尔纲有详细的介绍：

胡铁花名传（1841—1895年），胡适的父亲。进学为秀才，乡试不售，以科考优等，得同治庚午岁贡候选儒学训导。入上海龙门书院，与袁昶、张焕纶等同学，治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之学，尤喜舆地，关心边疆形势，立志游四方。光绪七年（1881年），他拿着一封介绍信径投在吉林宁古塔（今牡丹江市的宁安）防边的三品卿衔吴大瀓军营，请求给予通行文书，准他遍历黑水白山，考察地理。吴大瀓奇其人，说：“绝塞千里无人烟，你孤身何以游历，宜留我营图之。”乃遍历乜河、三姓、珲春等处，连骑抓犁，走牡丹江冰上千余里。所至延老兵，访扼塞，证旧图谬误，对东北边防取得了真知灼见。当时沙俄并不因割占乌苏里江以东我国领土而停止侵略，仍继续侵吞蚕食新界中国一侧的领土，其中珲春的黑顶子尤为战略要地。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胡传奉命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国官员廓米萨尔会勘边界，途中遇大雪，失道窝棘（译言老林）中，绝粮三日。后来，忽有所悟，想到山涧多是流向森林外面去的，就和随从人员分头去找山涧，一条山涧找到了，于是顺流而行，才走出老林。这个故事，四十年后，胡适在论《杜威系统思想说》的一篇论文里，用来作为实例。光绪十一年（1885年），经过全力以赴、百折不挠的抗争，终于把黑项子地区收回，遂据咸丰十一年（1861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吴大瀓篆铭其上：“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光绪十二年（1886年），胡传因母丧返里，才离开东北。吴大瀓旋擢广东巡抚，胡传前往广州。吴大瀓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会衔委任他在广东差遣。光绪十四年（1888年）郑州黄河再决，吴大瀓调为河道总督，胡传又随往办河工。这年冬，河工合龙，吴大瀓以异常出力奏保，得旨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光绪十六年（1890年）赴部，签分江苏。六月，奉委办苏垣水陆总巡保甲局。光绪十七年（1891年），调充省城中路保甲总巡。夏，调任淞沪厘卡总巡。十一月，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奉旨发往台湾委用。十二月，江苏巡抚刚毅奏留，奉旨台湾差遣需人，着遵前旨。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赴台湾，充全台营务总巡。九月，委赴台南提调盐务处总局。光绪十九年（1893年）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六月，委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屯。光绪二十年（1894年），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命令官员归国。他奉到诏旨后始离台东州。总兵刘永福坚持抗日，请胡传帮助。时胡传已病重，直到双脚都不能动，六月二十五日始登上船。六月二十八日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死于厦门。

胡传一生，东北到了吉林边境，南到海南岛，东到台湾。他是个精研地理学的人，足迹所至，对地图多所订正。他又是个精干廉明的人，光绪间，中俄交涉、黄河河工、中日战争诸役，他都身预其役。而在广东时往海南岛检阅军营，勘察黎峒，前往澳门审查葡萄牙侵占，北往韶关，西往梧州考察关税，在江苏时办理保甲、厘金，在台湾时，巡视全台军政，提调台南盐务，都身任要务。所有担任，都有文书报告政府，并有日记详记其事。对时人咨询，复有函牍答复。故《胡铁花遗稿》，乃光绪间一部有关边疆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重要史料和考证舆地的论文。只有些舆地论文和答复时人咨询的函件，曾被收入《皇朝经世续编》《新增经世文编》《舆地丛钞》等书外，其全部遗稿都存在家中。

《胡铁花遗稿》就内容分类，可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有八十万字。要整理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是抄录问题。因为这一堆草稿，不但写得很潦草，而且改来改去，东涂西抹，又左添右补，十分难认，再加上年久破损，更是难上加难。胡适曾经几次请人抄录，都没有做得下去。到我来了，便交给我去做。我拿起笔来也是抄不下去的。后来我先把那些草稿细看，看了几天，认识了他的字体，摸出他的语法。又看出他把同一事件分别记在各项草稿中的情况，得出互相核对以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于是才开始抄录整理，从1930年6月做起，到1931年3月始成。

《胡铁花遗稿》中的台湾部分，已于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取名《台湾纪录两种》。”^[10]

光绪十二年（1886），吴大瀓升广东巡抚后，召胡传前往广州。吴大瀓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会衔委任其在广东差遣，“前往澳门审查葡萄牙侵占。”

至于胡传来澳勘察行，黄德鸿认为“胡铁花的来澳，显是作为吴大瀓的随员而来的”。^[11]然而，胡传澳门行有两次。第一次是受吴大瀓的派遣。罗尔纲明确地说：“按此次愙斋往澳门勘界，事前实先派铁花先生前往调查。”^[12]

通过此次的事先查勘，胡传撰写了《赴澳门查华夷地界》的报告。

按此次愙斋往澳门勘界，事前实先派铁花先生前往调查。所以铁花先生在是年七月初二日至初八日的日记里，记有两段很详细的“赴澳门查华夷地界”的报告，现在，附录于此，俾得与年谱参看，并供研究近代外交史者的参考。其全文如下：

澳门葡萄牙人所租之地，西北枕山，高筑围墙，起于水坑尾，止于三巴门，其围墙以外，有旺厦、龙环、龙田、叠石、沙梨头、新桥、沙冈七村，而惟旺厦村最大，其居澳亦最早。村北枕莲花峰，前临平田十余顷，环于田之外者南为叠石村，东龙田、龙环二村，西沙冈、新桥、沙梨头三村，村在三巴、水坑二门之间。叠石葡人所筑中大炮台之山后，山有石层叠者三，因以为名。沙梨头村在三巴门之西，地近围墙，其与相接之新桥、沙冈皆澳西滨海之地。龙田、龙环则在水坑尾门之东，东山之后，其地皆官荒，无赋税，在围墙之外，原与葡人租界无涉也。

道光二十七年，葡人于围墙之外，开马路二条，一由三巴门出，自南而北：经沙梨头、新桥、沙冈三村之东，望厦民田与村之西，又经莲峰庙之前，以达于关闸。一由水坑尾门出，自南而东，经龙田、龙环折而北，经望夏村（纲按铁花先生手稿望厦一村，或作‘旺厦’，或作‘望夏’，或作‘望厦’，均同一村）后山东，及莲花峰之东以达于关闸，已环绕叠石、龙田、龙环、望厦四村及四十余顷于其中。其由水坑尾门出之路皆沿山麓，惟至龙环之东，折而北之处，侵占望厦红豆园地约十亩有奇，光绪十年，复于龙田村之南首，自东而西，至新桥开马路一条，横于望厦村以前，亘于民田之内，宽三丈长一百二十余丈，占去民田八亩有奇。其前后所开马路之地，皆在围墙之外。

葡人既开马路，复于各村建路灯，设更房，拨洋兵为居民巡防盗贼。民无远虑，以为有益于己也，皆听之。继乃挨户编丁号牌，造立门册后，遂勒令各村输纳业钞灯费。各村之中，惟望厦岁于香山完纳田地租赋银三十余两，居民亦众，能与之抗不交业钞。新桥、沙冈二村之地，原系澳西沿海荒滩，无官赋，地多商贾，故每村岁交业钞灯费银至一千余元之多。沙梨头村逼近三巴门外，地无赋税，其居民工商参半，该村永福社出为主持，每岁交纳银二百元。塔石、龙田、龙环三村，地缘山麓，原系官荒，亦无赋税，其居民富者为商者均少，贫者大半为葡人役以食其力，葡人知之有素，故纳业钞者寥寥无几。葡人俨以澳门全为己有，其来久矣。而特患旺厦一村梗于其间。

光绪十年，复于望厦村前民田之内，东起龙田村后，西至新桥涌横门马路一条，宽三丈，长一百二十余丈，占去民田八亩有奇，窥其用意，似不在马路，而在将填新路以南一段民田为基地，起造房屋，为扩充市面起见。望厦绅士迭次控告葡人越界开路，年毁民坟，戕立石界，勒交业钞。新桥、沙冈等六村之人，素不同心，均不与闻。其禀内所称二十四村，乃恭常都之二十四乡，莲花茎、关闸以内之村也。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地方官以无事为福，民虽控告，官只以一照会了之。是以该村之居民皆惴惴然忧其终为葡占。围墙迄今尚在，七村皆在界外，望厦田地有租赋为王土，沙冈、新桥等六村，在围墙之外，界限尚划然分明，且有赵台龄、赵勋、黄河清等历次控告案卷可稽。惟葡人于莲花峰添建炮台，荡狗环添筑炮台，并逐莲花茎、关闸守兵，折毁关闸改作洋式，刻洋字，设葡兵而守之，我地方官从未过问，历年既久，此最难处置者也。凡此数端，关系尤属违背章程之大者，将如之何？谨查询其年份而记之。

凡此数端，关系尤大。葡人为此，而我地方官并未过问，始敢勒令界外居民交纳业钞，可否以此咨会总理衙门与之理论，伏乞酌之。

查望厦、龙环、龙田、叠石、沙梨头、新桥、沙冈等七村，惟望厦一村为最大，其居澳亦最早。村前有田十余顷，岁于香山县输纳租赋银三十两余，其田北接莲花峰之麓，南接叠石，左接龙田、龙环，右接沙梨头及新桥、沙冈，澳门界外之平地，惟有此田。其龙环、龙田、叠石、沙梨头诸村皆沿山麓。新桥、沙冈二村，皆沿海滨，环此田而居者也。葡人道光廿七八九年所开之马路，一由水坑尾门而出，沿山而东，经龙田、龙环二村之后，折而北，过红豆园，经望厦村山后及莲花峰之东以达于关闸。一由三巴门出，自南而北经沙梨头、新桥、沙冈三村之东，望厦民田及村之西折而北，经莲花峰之南以达于关闸。惟由水坑之出路，经新桥之东，侵占民田一段。其余环绕望厦村与田及龙环、龙田、叠石三村于其中。东南北三面皆沿山。其西南在新桥、沙冈之东者，二村本在澳西海滨，其地向为沿海官荒无赋税，其村现有街市，有铺面，与葡人街市相联络，故葡人勒收业钞灯费，每村每岁至一千余元之多。沙梨头村在三巴门之口，傍围墙近葡之石墙街，其地亦系官荒无赋税，其村多商民，故纳业钞每年银至二百元。其余塔石、龙田、龙环三村，其地皆官荒无赋税，而其人富者少，为商者亦少，故此山村交业钞灯费者寥寥无几，其贫者大半为葡人役以食其力，葡人知之有素，且恃为耳目也。望厦一村能与葡抗不交纳业钞，恃其地有赋税为王土耳。光绪十年，葡人复自龙田村之旧马路至新桥村东之旧马路止，由东而西，横亘于望厦村之前民田之内，占去田宽三丈，长一百廿余丈，占去民田八亩有奇，即张耀昌等近年所控告占地者也。其历次控告龙田等六村皆不与闻，其所称二十四村者，乃恭常都之二十四乡，皆关闸以内之村也。望厦生员张耀昌现在省城光孝寺黎炽南馆内受业，其父名养和，甚畏事，自言其子耀昌素不晓村中事，村人因其在学，强之列名，近年叠次控案皆系村人赵仲淞名鲁江者主持。村以普济禅院为公所，引入院唤赵即避去。赵亦惴惴然以今昔时势不同，自道光廿二年以后，官以无事为福，不肯为民作主，恐地终为葡人所占为忧。询以‘葡人于光绪十年占尔等田开马路，何以迟至十一年始行控告’？对以‘村人控告于各宪衙，必先集费，集费甚难，是以迟也。道光二十七八九年控告者屡矣，而终不能禁夷人之开路，虽控无益亦明矣。而葡人复来勒输业钞，复激之使不得不控。十一年七月控一次，十二年复控一次，蒙督宪照会葡官毋得辄向民田收租，而今春葡人复来收租，奈何！且叠次控案累累，而总督衙乃云无案卷可稽，岂非骇人听闻之事？风闻各衙门旧案卷俱为葡人用钱买出焚毁，如果属实，真是银可通神，我辈一村孤立无助，可不惧哉！’问‘尔村叠次控案有底稿否？’对云‘不全’，出以相示，择其有关紧要者录之。询其开马路，毁关闸拆围墙，置关署，添炮台，收业钞诸事略，记其年月以备参考，然亦不能详矣。^[13]

分析此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1）确定了葡萄牙人“所租之地”的范围，仅限于水坑尾门和三巴门内。

（2）城外各村中，旺厦村面积最大，历史最为悠久。

（3）澳城以外，“其地皆官荒，无赋税”。

（4）详录历年来葡人开设马路的具体路线。

（5）沙梨头村的性质属于“居民工商参半”。

（6）塔石、龙田、龙环三村的性质，属于“居民富者为商者均少，贫者大半为葡人役以食其力”。

（7）面对光绪十年葡人越界占地，新桥、沙冈等六村“素不同心，均不与闻”。而地方官则熟视无睹。

（8）至于“叠石村”遭毁，《东方杂志》亦载：“光绪二十五年，毁叠石村，掘骨骸千数百，投之海中。”

（9）“望厦红豆园”或“红豆园”系一普通名词。

（10）“普济禅院”为望厦村，并非全澳（澳城内外至关闸）的“公所”。

（11）道光廿二年后，地方官对葡人的侵占不闻不问，但“恐地终为葡人所占为忧”。

（12）披露“各衙门旧案卷俱为葡人用钱买出焚毁”的传闻。

罗尔纲解释说：“按年谱据张文襄公电牍记愙斋赴澳勘界的起因道：‘先是香山望厦乡生员张耀昌等禀，澳夷派人入村勒索，并每户送单一纸，责以缴租迟缓，应行照章苛罚；而应完之正供钱粮，又复追呼孔亟，迫得联叩转禀照会该夷，禁止收钞，划清租界’（页一五八）。我们读铁花先生的记载，知此次张耀昌等控告葡人勒收业钞乃最后的一次控告，望厦村人自道光二十七八九年以来，控告葡人侵占土地的案件已经历次上诉了，即光绪十年以后，由张耀昌等出名控告葡人侵占土地之案已经几次了，只因官以无事为福，不肯为民作主，所以望厦村人之控告白控告，葡人之侵占还依然进行，毫无顾虑，到了光绪十三年春，葡人来逼收业钞，再激之使不得不控而己。是时，适张之洞督粤，愙斋抚粤，两人发奋有为，一反前此疆吏‘数十年中并未筹一切实办法’的行为，接了张耀昌等控案，毅然受理，故愙斋遂有亲往澳门勘界之举。然推其始原因，则望厦村人对葡人侵占的反抗，不但有抗收业钞之控，且有叩斥占土地之控，不但有光绪年间张耀昌等之控，且有自道光末年以来，赵台龄、赵勋、黄河清等叠次累累的控案，其由来己久了。又年谱引张之洞与愙斋会奏只详述十条对付葡人的方法。而未详述葡人，自鸦片战后，历年越界开马路，毁关闸，拆围墙，置关署，添炮台，收业钞等等侵占中国土地的经过。铁花先生的记载则详记其事略及其年月。我们将铁花先生记载与年谱参看，则凡葡人谋占澳门的阴谋，望厦村人几十年来不屈不挠的反抗，与中国疆吏的无用，其始末都可以分明的看得出来了。”^[14]

此外，张之洞和吴大瀓禀报总署，还有“确查”“洋药营销”的任务。

胡传为清末“精研地理学的人”，并特别关注边疆地理。其东北考察行程，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及其在台湾经历，足迹所至，对地理学，尤其是边疆地图多所订正。对此前人瞩目已多，而其在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期间，受广东巡抚吴大瀓之托，对澳门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考察，并以日记详细记载了整个行程，长期为人所不知。该日记为研究胡传澳门的经历及界址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文献。澳门勘界为19世纪澳门史上的重大中葡交涉事件，亦为澳门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但胡传澳门勘界行尚未引起澳门学学界应有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将其日记与张之洞和吴大瀓的有关文字进行比较的工作。由“可否以此咨会总理衙门与之理论，伏乞酌之”一语可知，两位广东大员关于澳门勘界的分奏及合奏很多出于胡传给清廷的文书报告。吴大瀓之所以委托胡传担此重任，一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面对清廷意欲与葡立约通商，将澳门划归葡萄牙管辖的局面，对澳门事务极其重视。而甫任广东巡抚的吴大瀓对澳门的历史与地理及实际情况更是所知甚少，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方面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二是胡传的学识以及其与吴大瀓的密切关系，正适合担当这一重任。他赴澳一月，周历各村各岛，实地查看了葡萄牙侵界的实情，为吴大瀓提出“暂缓订约”提供了论据。据此，张之洞和吴大瀓曾“条上驳议”。因而，这一报告是两位大吏关于澳门界址的分奏及合奏的张本之一。

作为以备查考的资料，胡传的文字最初以日记形成。有些日记故意给别人看的，如《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较之文书报告，所撰日记更加详实，因而《赴澳门查华夷地界》报告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出自勘界地理专家的珍贵而重要的一手资料。

吴大瀓巡澳，胡传亦有同行。其日记详记如下：“光绪十三年谱记有愙斋往澳门勘界事，此役铁花先生随行，其光绪十三年七月份日记记此役经过道：十六日，随清帅乘蓬洲海轮船赴澳门。十七日，随清帅上岸查勘海关监督行台旧址，又历沙梨头、新桥、沙冈、莲花庙、莲花茎、关闸回经旺夏、龙环、龙田、塔石等村，至水坑尾门查勘旧园界址。十八日，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名高士达者来拜清帅。午后随清帅坐决胜小轮赴潭仔，过路环二小岛（即内十字门地二岛）及湾仔银坑二处，皆葡人所窃据者也。蔡玉堂、刘子麟同来见。十九日，回省。”^[15]

之前，张之洞和吴大瀓曾用电报知会总署此行。

致总署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发　澳门事委员暨香山县、广州府等，查覆围墙内为租界，围墙外关闸内为官地。历年葡人渐图混占墙外地，至今居民相持不从。灯费租钞均不交，至词讼仍归香山县管理，即租界内口角钱财细故，葡人就近处息。人命及各重案，或县票差赴澳传讯，或由葡官送归香山县讯办。有案可稽。民闻属葡多不愿，旺厦户众丁多尤不甘。详情另咨，请察酌。并据各员禀：‘详查海道商情，洋药向由外洋专运香港，由港分运各口，澳门与各口同，从无洋药径装至澳门拆卸者。港若认真，各埠各口均无偷漏，与葡无涉。港若漏私，葡亦无能为力。拱北关设在我地，并非租界，其稽征与葡无涉’等语。查前议本为葡人协查药税，今确查此事利弊，全在香港，葡人于药税并无为力之处。此约窃谓尚宜缓定地界等事，一切悉仍其旧，年余后体察征收旺否，协查真有功否，再议较稳。外洋议约往往数年始定，烟台约可证。大瀓拟日内赴澳门一带，确查界址民情并洋药营销，稽察实情再奉达。之洞、大瀓同肃。佳。^[16]

吴抚台致总署电　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亥刻到　钧电谨悉。澳门关闸以外数十年无人过问，葡遂以为粤省不甚爱惜之地，肆意侵占。大瀓明日亲往履勘，不致别生枝节。添盖转典两层，亦视地方官有无布置耳。如何杜绝，容再体察情形，会商电复。大瀓肃。咸。^[17]

此次澳门之行，吴大瀓还办了一件大事：“光绪十一年，葡官越界编钉门牌，勒收房捐。经吴清帅赴澳，饬将葡官所编门牌尽行撤去，葡已慑服。”^[18]

吴大瀓也向李鸿章报告了此行：“附　粤抚吴致译署　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午刻到　效电谨悉。十六抵澳，先拜葡督高士达。十七、八两日，周阅附近各村、各岛，民情安谧。高来答拜，甚恭。大瀓亦优礼之。十九旋省，余俟会商奏咨办理。至轮船缉私，往来澳门彼所习见，似尚不致惊慌。大瀓肃。号戌。”^[19]

关于此行，赫德一函称：“葡萄牙事情看上去更糟了。如果不是因为罗沙在这里，我早不管了。广东抚台吴大瀓于本月3日带了五艘炮船到澳门，当日去拜访了澳门总督高士度。4日带了武装护卫上岸到处察看，澳门警察将卫士劝回船上。5日高士度回拜，6日吴大瀓离澳门。我相信他是奉命去了解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实际情形的，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他的报告。”^[20]

此行引起了葡人的恐慌。“总署致吴抚台电　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九日亥刻到　顷葡使言：‘抚台往澳，带兵船五只，彼人惊慌，兼恐别国造谣，谓非和平议约之象，请撤减兵船’云。效。”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胡传的日记所载更为详细。

多亏罗尔纲先生79年前的发表，胡传的《赴澳门查华夷地界》的报告及与吴大瀓同行的日记才得以披露，因而，这位具有“马 pagenumber_ebook=285,pagenumber_book=257 ”情缘的“澳门女婿”使我等澳门学同仁肃然起敬。总之，无论就其早年写下的澳门考证而论，还是他整理和披露的胡传关于澳门勘界的宝贵史料而言，罗尔纲先生无愧于澳门学研究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