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学：探索植园史-澳门学：探赜与汇知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此人生于澳门，在英国接受良好教育。在《钦差大臣向荣等奏呈吴健彰询据英夷领事称火轮船开往金陵所说各情由片》中，作“大西洋国领事必理”。[7]宝顺行内有从其父在澳门的“百鸟巢”发展起来的“鹿场”及“鸟场”。对此，中外文多有记录。当时的外滩沿岸称“黄浦路”。

19世纪澳门首富、有“鸦片王”之称的啤啼（Thomas Beale，1775-1841）经商几十年，在东南亚及澳洲有许多商业伙伴。他们知道啤啼有搜养奇珍异鸟的嗜好，于是投其所好，在各地大力搜集，托前往澳门的船只运送给他，因此，“百鸟巢”鸟类来源广泛，成为澳门一处“胜景”（the great object of attraction at Macao）。“咇哋花园”中还搜集了各种奇花异木，傲居远东之首。

山东路公墓内必理墓[Shantung Road Cemetery，Shanghai，1846-1868：With Notes about Pootung Seamen's Cemetery（and）Soldiers'Cemetery，p.11]

啤啼去世后，“百鸟巢”迁往了上海并由其子继承并扩充。此人生于澳门，在英国接受良好教育。其全名为Thomas Chaye Beale（1805-1857），简写作T.C.Beale。“1826年，来广州担任莫克尼亚克洋行（Magniac and Company）公司的业务员，后任职新加坡怡和洋行。”1843年，他成为颠地洋行（Dent &Co.）的股东后，适逢《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对外开埠，他来外滩主管位居上海第二的宝顺行（Dent，Beale &Co.），有“商人王子”（A merchantprince）之称。1857年，T.C.Beale 逝世于上海，葬山东路公墓。

其墓志铭由为他工作的容闳翻译为英文。“予借译书之机会，遂得识一洋公司中之华经理。此公司在上海实为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极负一时之盛名。中外商人，无不与之契洽。1857年，行主不幸逝世，一时商界中人无不深为哀悼，乃撰一长篇诔文，详述死者一生事业，以为纪念。该公司中人得此诔文，则聘二人以译成英文。任此译事者：一为英国领事公署中书记官，其兄即曾著《中国内乱记》者，其一则予也。予之得获此职，实赖该公司华经理之推荐。初不意予所为文，竞博外人之称许，谓较英署书记所译者为佳也。予为此事，不独为公司经理所赏识，即中国商界中人，闻同胞中有人能以长篇诔辞译成精确之英文，优胜于英人手笔，咸引以为荣誉。自予文人选为墓铭，勒之碑石，而本国人中，遂稍稍知予之微名。第此番之博声誉，与前次迥乎不同。前以欧人称，今则人人知予为曾受西国教育之中国学生也。”^[1]

Thomas Chaye Beale 有多种音译法，如皮尔、皮里等，但我们应以中文的官方档案的译名为准。在《钦差大臣向荣等奏呈吴健彰询据英夷领事称火轮船开往金陵所说各情由片》中，作“大西洋国领事必理”。^[2]还有比较可靠的是了解他的人留下的记载。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两处涉及“必理”：“宝顺行旧东必理氏去世，韦伯氏接手，”“咸丰七年，丁巳，二十岁……八月十七日，^[3]必理氏大班故于申，韦伯先生接管宝顺洋行事。”^[4]因知，Thomas Chaye Beale 当时的汉名为“必理”。

除了商人身份外，他还担任过数国的领事职务。“领事商人一体化。……像那时宝顺洋行的合伙人英商比尔（T.C.Beale）就兼任驻上海的葡萄牙领事、荷兰副领事和普鲁士代理领事。连葡萄牙的领事馆也设立在颠地洋行内。”^[5]葡萄牙的领事馆时称“大西洋国公馆”。^[6]

他曾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第六等骑士勋位和葡萄牙基督骑士团勋章（the Portugese Order of Christ）。^[7]宝顺行内有从其父在澳门的“百鸟巢”发展起来的“鹿场”及“鸟场”。对此，中外文多有记录。著名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王韬，^[8]1848年首次来沪探访父亲时，记录说：“此外皆洋行商人贸易之所居。泰西亦设官以理商事，办事处亦有公署。闻‘宝顺行’中多蓄珍禽异兽，供人游观。”^[9]因知，“宝顺行”所附设的动植物园，最迟在1848年初就向公众开放了。

如果说王韬仅是“听闻”，那么有当时名人也留下了目击录。1856年郭嵩焘来沪参观洋泾浜后，在日记中对宝顺行，尤其是各种动物作了详尽的描述：

初七日。与金子芗至洋泾滨，至利名、泰兴两行皆佛郎机人，相诸洋器，仅得风雨表一器，双眼千里镜一器，索值极昂。至领事馆一处，穷极奢靡。夷房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为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马牛皆高骏，鸡尤奇巨。有鹿场一所，鸟场一所，其中孔雀、鸳鸯、锦鸡、野雉之属约十余种。龟甲大于车顶者一事，牡（砺）（蛎）甲大于案者八事，皆列置阶下。馆中徐姓号钰亭，^[10]广东人、顾姓上海人略一谈叙。陪游正厅者，顾君也。又至瑞麟祥问弢公消息，尚无来信。每日下午，夷女皆出游。是日微雨，未之见也。回船时，道遇两小儿，极秀美。一乘小车，夷妇一人挽之以行，一横骑小驴上，皆不类夷种。各馆夷人不过三四，所役使皆内地人，状貌狞异，气焰嚣然。火轮船、货船、兵船，泊江中者无数。东北望吴淞江，相去数里。至江口六十里。

初九日。偕尹莲溪观察黄松龄，往看火轮船。先至大西洋国领事处（名必理），有陈姓者随往。^[11]

值得注意的是，熟知洋务的郭嵩焘所使用的也是“必理”一名。

这个“鹿场”和“鸟场”设在宝顺行内。宝顺洋行是上海开埠以后，最早来沪兴业、落户外滩的英资洋行。^[12]其原址在当年的外滩14号，即今中山东一路14号。当时的外滩沿岸称“黄浦路”。“滩边黄浦路仅宽二丈，继有灭祥、长利、新旗昌、公昌、华记、新关、宝顺、李百里、丽如、裕记、广源、仁记、和记、怡和等，接踵而起。”^[13]

宝顺洋行的“花园”闻名遐迩。“中国上海的英国花园植物和花园：驻沪英国居民的花园，在包含的树木和灌木种类的数量和整齐而有品味的布置方式方面，远远优于华人的花园。1845年，只有一或两间英国人的小宅落成，尚无花园，但现在在江边建成了一个大的英国人城区，^[14]而且几乎每家被一个花园所包围。两个最有观赏价值的花园是比理先生和麦肯吉（Mackenzie）^[15]先生的花园。比理先生的房子是一座两层的方形建筑，位于花园的中心。其前面为一很好的草坪，从房子一直延伸到江边附近的围墙。屋后还有另外一草坪，周围筑有一低矮的装饰墙。宽阔的砾石步行道，从入口处一直铺设大花园后部，将房子的商业部分隔开。此花园中含有丰富的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也包含许多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的品种。在入口大门处，使植物学家叹为观止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株近六英尺高正在展示其美丽下垂树型的新栽柏木。它从中国内地移来，因为在上海附近不能生长。在花园大门的另一侧，比理先生打算种植另一株。两株长大后，一定非常引人注目，将产生漂亮的效果。边上种有玫红锦带、金钟花、蜡梅、牡丹，紫薇属、玫瑰等精美的标本。几乎所有的标本在1843 至1846年间送回了园艺学会。在花园的这部分也栽有漂亮的阔叶十大功劳（Berberis japonica）的新品种。它最近在中国内地获得，对此，在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有描述。”^[16]

比理在花园中，首先引种了阔叶十大功劳的新品种，因而曾实地采集了它的福均^[17]以其姓氏命名，作“Mahonia bealei（Fort.）Carr”或“Berberis bealei（Fort.）Carr”的品种。^[18]

不仅其洋楼及花园，其室内的精美陈设也为时人所赞叹。郭嵩焘记曰：“鹤汀^[19]云：各国领事，惟佛郎机^[20]名伊担^[21]者最贤淑，与伊往返甚勤。其居室最华靡者，必理也。坐厅陈设绝精，而四方各安巨镜，高约七八尺，金边雕镂，至奇丽也。两镜相对，其光层迭收入，照之觉门限十余重，皆一例精雅。有磁器数种，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晚归，会宴鹤汀处。”^[22]

总之，澳门“百鸟巢”的迁沪成为了上海近代西式动植园兴起与传播的起始。

【注释】

[1]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等译：《西学东渐记》，三联书店，2011年，第36—37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9页；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七、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3页。

[3]1857年10月4日。

[4][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5]苏智良：《试述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鸦片走私》，载《纪念林则徐虎门硝烟17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鸦片战争博物馆，2009年，第64页。

[6]汪之成：《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载熊月之等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7]Gentleman's Magazine，and Historical Chronicle，vol.65，1858，p.225.

[8]王韬（1828—1897），字紫铨，号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等。江苏长洲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谋生沪上，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墨海书馆任编译，同治元年（1862）因事触犯清延而逃亡香港，后漫游欧洲各国。晚年在沪上主持《申报》编务，又办漱园书局，主讲格致书院。

[9]王韬著，顾钧校注：《漫游随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10]徐钰亭为最早到上海洋行当买办的香山人。他早年在澳门经商，从事生丝贸易，与宝顺洋行的合股人必理之父啤啼有交往。上海开埠后，他随必理来到上海，成为宝顺洋行第一任买办。

[11][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29—30页。

[12]关于宝顺行的历史，见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00—301页。

[13]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页。

[14]即所谓的“欧洲城”。

[15]全名K.R.Mackenzie，隆茂洋行经理。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附件4 上海外国侨民大会记录，第18页。

[16]The Gardeners'Chronicle and Agricultural Gazette，1850，June 5，24-1850，p.372.署名是“R.F”，即“Robert Fortune”。稍后又刊登于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Saturday，October 19，1850，Page 3 上也予以了发表。后经Robert Fortune 做了扩充，收入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with a short notice of the East Indian Company's tea plantations in the Himalaya Mountains，London：John Murray，1852，pp.14-17.

[17]Robert Fortune（1812-188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曾任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自1843年起，曾四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的生产、栽培和制作的情况，并将茶自中国引入印度。曾将我国和日本的优良菊种杂交。此后，菊花被引入英国，后传入美国，并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8]Sir Hooker，William Jackson，David Prain，Stapf，Otto，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1855，vol.81，p.4846.

[19]黄芳，字鹤汀，湖南长沙人，曾署上海县。

[20]此处取欧洲人之义，指法国人。

[21]“爱棠（Benoit Edan）一译伊担·埃唐，法国外交官。1853年由法国驻沪领事馆主事接任代理领事。”见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爱棠路今称“余庚路”。见薛理勇：《街道背后：海上地名寻踪》，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22][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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