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三行是历史上出现在广州而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事物”,[1]目前“十三行”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我们在致力于澳门学和中西澳门文献学的同时,涉及葡萄牙文献中关于“十三行”和“行”的记载。本文拟介绍一些有关史料,并初步探讨葡萄牙语中行、公行、行商与行用等与“十三行”有关的历史词汇出现的年代及其所指,以就正于方家。首先,我们来看葡萄牙语对“行”的定义。
“十三行是历史上出现在广州而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事物”,[1]目前“十三行”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葡萄牙人是近代世界以来最早同中国直接接触的欧洲民族。从1557年他们正式定居澳门起,同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广州交易会和后来产生的“十三行”与省城广州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与贸易,留下了丰富史料。近年来,我们在致力于澳门学和中西澳门文献学的同时,涉及葡萄牙文献中关于“十三行”和“(Hão)行”的记载。此前因条件所限,学术界不太注意发掘和利用葡萄牙史料,可以说是一种遗憾。本文拟介绍一些有关史料,并初步探讨葡萄牙语中行(Hão)、公行(coham)、行商(anista)与行用(anistagem)等与“十三行”有关的历史词汇出现的年代及其所指,以就正于方家。
梁嘉彬先生曾指出:“十三行贸易与澳门贸易之关联,学者往往忽视;而余则以十三行之兴废莫不与澳门贸易有涉。”[2]对此,赵春晨教授做了很好的综述:“近年来学术界在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证明嘉彬先生提出的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来探讨十三行起源的主张十分正确。今后若想在此一问题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展,非在这方面下力气不可。尤其是关于澳门早期通商历史的不少外文原始资料,目前还分散收藏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档案馆、博物馆或图书馆里,许多未被发掘、整理和刊布,已经刊出者也大多未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宝藏,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相信资料上的新发现必将有助于广州十三行起源问题的完全破解。”[3]他又强调:“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悬疑,未来必须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来加以探讨,方能得到最终的破解。”[4]以前我们大多使用英语资料,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的记载,但相形之下我们更应该引入葡语资料,辅之法语和英语文献。
首先,我们来看葡萄牙语对“行”的定义。
“HÃO,hong(来自汉语‘行’)。华商,为中国委派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官方中间人。目前,这一实体已不复存在。见anista 条。”[5]
“ANISTA。汉语‘háng(行)’或‘sháng(商)’的意思是‘商贩或商人’;但外国人的解释为‘以前的欧洲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官方中介’。ANISTA 是外国人称‘háng(行)’的葡语写法。”[6]
“HÃO”或“hong”是纯粹的汉语词汇的葡萄牙语音译形式。“ANISTA”这个词有点意思。从构词法的角度来说,它的词根是汉语“行(AN)”,加上了一个表示“……者”“……人”的葡萄牙语词缀“ISTA”。这个词的意思是“行商者“或“行商人”。直接译为“行商”较贴切。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澳门葡语词汇。它是一个汉语词根+葡语词缀的复合词,体现了中葡语言交流的极其独特的构词法。
其次,系统检讨外语涉及清代公行、行商与行用的信息并略加评论。
关于“十三行”成立的年代,吴晗据昭梿所撰《啸亭杂录》卷九“吴留村条”:“郑氏既降,公又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7],认为:“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8]
在“十三行”工作过的德庇时[9]这样定义“行”和“十三行”:“FACTORY,hang.European Factories at Canton,十三行shǐh-san-hang;夷馆e-kwan.(行。广州欧洲诸行,即十三行;亦称夷馆。)”[10]换言之,“十三行”即“广州夷馆”。
马礼逊对“十三行”的定义:“广州欧洲行所在地”。[11]
郭实腊说:“当地人叫它十三行(Shih-san-hang)(十三个商行,third teen factories)。”[12]
德庇时给出了一个19世纪初的名单:
Names of the Factories or Hongs,beginning at the west end.Mowqua's Hong,广利行Kwang-Ie-hang.The one formerly Gnewqua's,会隆行Hwuy-Iung-hang,Danish Factory,黄旗行Hwang-ke-hang.Ponkequa's,同孚行Tung-foo-hang.Spanish,吕宋行Leu-sung-hang.French,旧公行Kew kung-hang.Chunqua's,东生行Tung-sang-hang.Corner Factory,燕子巢Yen-tsze-chaou.China Street 新街Sin-keae,or清远街Tsing-yuenkeae.American Factory,广源行Kwang-yaen-hang.Fatqua's Hong,万源行Wan-yuen-hang.The next,宝顺行Paou-shunhang.Imperial Factory,双鹰行Shwang-ying-hang.Swedish,修和行Sew-ho-hang.Old English,隆顺行Lung-shun-hang.Persee Factory,丰泰行Fung tae-hang.Hog-Lane,豆栏街 Tow-Ian-keae.English Factory,保和行Paou-ho-hang.Dutch,集义行Tëě-e-hang.Creek Factory,义和行E-ho-hang.Mandarin House,行后关口hang-howkwan-kow.[13]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当时“行”的名录。
对“行商”,德庇时是这样介绍的:“HONG MERCHANT,洋行商Yang-hang-shang.The Merchants have their individual name,their行名hang-ming,Hong name,and their 商名shang ming,Mercantile or official name,by which they are licensed at the Government Offices,viz.(HONG MERCHANT,洋行商。商户有他们个人的名字,行名以及他们的商名。他们的商名或官方名称在官方备案。)”[14]
接着他列出了11个“行商”:
“I.PUIQUA,or HOWQUA,伍浩官Woo-haou-kwan,or 伍三爷Woo-san-yay.Hong name 怡和行E-ho-hang.Official name 伍敦元Woo-tun-yuen.Hong is at 回澜桥Hwuy-lan-keaou.Dwelling at 河南Ho-nan.
II.MOWQUA,庐茂官Leu-maou-kwan.The oldeste brother is called 庐大老爷Leu-ta-laou-yay.2nd is 庐二老爷Leu-urh-laou-yay.Hong name 广利行Kwang-le-hang.Younger brother,庐文锦Leu-wankin.Official name,庐棣荣Leu-le-yung.Hong is at 十三行shǐh-sanhang.Dwelling at 十二铺shǐh-urh-poo.
III.PUANKHEQUA,潘正威Pwan-ching-wei,or 焰官Yen-kwan.Hong name,同孚行Tung-foo-hang.Official name,潘绍光Pwanchaou-kwang.Dwelling at 河南Ho-nan.The Partner Ten-qua,珍官Chin-kwan.
IV.CHUNQUA,刘章官Lew-chang-kwan.The younger brother is called 二老爷Urh-laouyay.Chequa is 七官Tseǐh-kwan.Hong name 刘东Lew-tung.Formerly it was 德章Tǐh-chang.Hong is at 十三行shǐhsan-hang.Dwelling at 下九铺Hea-kew-poo.
V.CONSEEQUA,昆水官 Kwǎn-shwüy-kwan,called by the Chinese,潘三爷Pwan-san-yay.Hong name,丽泉行Le-tseuen-hang.Official name,潘长耀Pwan-chang-yaou.(Hong now broken up)
VI.EXCHIN,or Pacqua,鹢升Yih-shing;or 柏官Pǐh-kwan;or黎柏官Le-pǐh-kwan.His brother,黎润官Le-jun-kwan.Hong name,西成行Se-ching-hang.Official name,黎光远Le-kwang-yuen.Hong is at 回栏桥Hwuy-lan-keaou.
VII.MANHOP,万合Wan-hǒ.Called by the Chinese,关九官Kwan-kew-kwan.Hong name 福隆行Fǔh-lung-hang.Official name,关成发Kwan-ching-fǎ.Hong is at 回栏桥Hwuy-lan-keaou.
VIII.POONEQUA,蟠官Pwan-kwan ,or 麦蟠官Mǐh-pwankwan.Hong name,同泰行Tung-tae-hang.Official name,麦靓廷Miǐh-kin-ting.
IX.GOQUA,鳌官Gaou-kwan;or 谢梧官Seay-woo-kwan.Hong name,东裕行Tung-yu-hang.Official name,庆泰King-tae.Hong is at登龙巷Tang-lung-keang.Dwelling at 第十铺Te-shǐh-poo.
X.KINQUA,经官King-kwan,or 梁经国Leang-king-kwǒ.Called by Chinese 梁五爷Leang-woo-yay.Hong name 天宝行Teen-paouhang.
Hong is at 回栏桥Hwuy-lan-keaou.
XI.FATQUA,发官Fǎ-kwan,or 李发官Le-fǎ-kwan.Son's name添官Teen-kwan,or 李应桂Le-ying-kwei.Hong name 万源行Wanyuen-hang.Official name,李协发Le-heě-fǎ.Hong is at 十三行shǐhsan-hang.Dwelling at 十八铺Shǐh-pǎ-poo.”[15]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当时“行商”或“洋行商”、行名及其位置的名录。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清朝各个时期关于行的主要不同称呼。“在设立粤海关的次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将当时参加贸易的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分别交纳住税和行税。”[16]
乾隆年间出现了“公行”一称。“公行组织成立后,广州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又分为三种:一是外洋行,专办西方各国商人载货来粤发卖输课诸务;二是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外商贸易纳饷之事;三是福潮行,系报输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17]
嘉庆十八年(1813)粤海关监督德庆的奏疏中出现了“洋行”和“洋商”。
从外文研究来看,早在1909年,马士就断言:“1720年,广东商人决定建立一个自己的机构,或称‘公行’”。[18]20年后,他引了一条史料:“董事部曾经忧虑林官和安官的商号会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8月22日,‘卡纳冯号’大班到达广州,林官在那一天去世,但在该年年底之前,他们已知道有一个新的组合控制外国贸易。‘广州的著名中国商人为了他们对欧洲商业的利益,共同签订协约……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新历1720年12月25日举行最隆重的仪式,在神前宰鸡啜血宣誓。’大班可能不会明白这个仪式,这是当时的中国及中世纪的欧行会的主要通行仪式。”[19]据此,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中将第十六章题目拟为“公行的建立,1720年”。
梁嘉彬先生认为此说有误,进而指出“彼辈著书,多取资于William C.Hunter(亨特)‘The Fan Kwae at Canton’[《广州之番鬼》(章文钦按:今一般译作《广州“番鬼”录》)],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5 vols(《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后简称“The Chronicles”),1835年至1846年之“Chinese Repository”[《中华见闻录》(章文钦按:今一般译作《中国丛报》)],《粤海关志》及《广东通志》等籍,参考之博,诚堪钦羡。唯彼辈多只知汇聚史实,而未暇考证异同,因之每有错误脱漏。考十三行事迹,盖有二难:①十三行制度直接与中国历代市舶制度有关,因须涉及中国历代市舶之考证;②十三行事迹在中西书籍中,记载互歧,需加整理。即如关于十三行之起源:彼辈每据Hunter、Morse 诸书,以康熙五十九年(1720),或康熙六十一年(1722)即为十三行起始之年;间有疑Hunter、Morse 等说者,则以十三行当起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但余已有许多反证。足以证明所谓十三行者在康熙五十九年以前,早已有之,是年无非为十三行行商始有共同组织公行(Co-Hong)之一年而已(详见本书第二篇第一章)。”[20]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著作家惑于Morse、Hunter 等广东公行成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说,咸认十三行之成立当亦同时,而未审Morse 等于著书时以疏懒故,盖未远溯中国前代市舶制度或广东牙行颠末,亦未博征中国图籍以求十三行一名之早年记载也。”[21]
难能可贵的是,梁嘉彬先生纠正了不少马士的误说,并未如同许多“东西学者俱随风而靡”。[22]马士“亦未博征”可资征用的全部西文资料。这大大降低了其著作对某些问题论述的可靠性。公行建立于1720年说便是一例。
此说最早是由亨特在1882年提出的。原文为:“The Hong merchants(collectively the Co-Hong)of a body corporate,date from 1720.”[23]我们试译作“行商(团体名称为公行)这一法人团体始于1720年”。
然而,中国学术界一般接受公行成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这一提法。
接着我们来看一位苏格兰船长和商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留下的记录。他于1688 至1723年间,在好望角和日本之间航行经商,写了一部日志,后以《东印度新纪(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24]为名发表。
1727——“当我来到广州时,粤海关部(Hapoa)下令,我、我的手下及货物留宿在‘行(Haung)’或称属于它的商人的客栈(Inn)中。那里只有法国人有商馆(Factory)。他们可以自由来访。当我外出时,总有一些属于‘行’的仆人在远处跟踪我。我呆了约一个星期,发现没有客商前来靠近我。这使我怀疑,粤海关部和客商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交易,但我不知道他们设了什么计。”[25]这本书是1727年在伦敦出版的,但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703年。这大概是对“行”的作用最早的描述。当然,“行”的职能不仅仅局限于监视。
此外,1711年问世的名为《东印度贸易记(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的书中虽未出现“行”,但却出现了“Hoppos”和“Merchants Authority”两个字。[26]《东印度贸易记》所叙述的是1704年的事情。
其中,“Hoppos”是“户部”的对音,指粤海关监督。[27]“Merchants Authority”似为“公行”的对译。百余年后,一份英国议会的档案称“Merchants Authority”为“Hong merchants'authority”,而行商作“Hong merchants”。[28]这说明,“Merchants Authority”与“Hong merchants'authority”是百分百的同义词,换言之,早在1711年之前,“公行”和“行商”业已存在。为此,我们认为,亨特和马士所称公行起始于1720年之说有误。1720年所召开的是一次重要的公行会议,共同盟誓《公行行规十三条》,并非标志着公行的肇始。
肖楚熊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最初由官方指定一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四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从自身利益出发,各行商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公行’,‘在广州,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称为‘公行’,俗称‘十三行’。公行由清政府特许的商人组成,这些商人被称为行商、保商或洋商。据史记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公行众商嚷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十三行成立次年由于外商强烈反对而解散,几度成立又解散,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复设公行:‘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29]
1782——“粤海关监督(Opeou)……很排场地登上了一条刻意布置的大船,通常跟着三、四个行商(Hanistes)。”[30]
“欧洲人的下榻处被称为行(hams)。”[31]
1825——“181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行商(Anistas)的法律,以遏制由英国人所进行的走私活动。粤海关监督要求行商让欧洲人进来时要履行义务;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当时英国护卫舰多丽丝(Doris)号抵达了澳门,准备穿过虎门。在那里,它夺取了一些美国船只。中国人总是宽容的,但此时此刻他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两广总督下令在广州的英国人必须离开。这些人退到了澳门。从此,他们请求英廷向中国派遣大使。他们以为,只要得到贵人的相助,使团会得到妥善的接待,并得到让英国人不需要通过行商便可在中华帝国经商的特权。”[32]
至少葡萄牙人认为,实施行商制度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英国人的走私。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确实是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为了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任命了一批诚实有信、家境富裕的商人进行代理。称这些人为行商(Anistas)。通过他们,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他们要保证欧洲人的安全,并负责执行有关欧洲人的法律。因此,中国人给予担保。这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不曾有的做法。[33]
保商制度确是中国的一种独创。因语言的问题,中国官方无法有效地管理外商,因而采取了“以商制夷”的办法。
1836年——“12月23日,行商(Hong merchants)致查理·义律(CharlesElliot)船长函,其落款是十三行商(thirteen Hong merchants)。”[34]
1838年——“十三行商(the thirteen hong merchants),1837年年初开始存在,三或四个现在已经公开宣布破产。”[35]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要求的,即今后当任何一个十三行商(the thirteen hong merchants)破产时。”[36]
1840——“起初可以和一切华人交易,但有许多私商带着收到的钱逃跑或破产了。欧洲人向中国官员求助。最后他们决定成立了一个授予了在某种条件下,与外国人贸易特权的被称为行商(anistas)的13个商人组成的协会(associação)。这种制度建立于1759年。所有国家的主要货站都必须找一个行商(anistas)作为保人。[37]”[38]
“因此,许久以来认可了在广州的贸易必须受到一成不变的老规矩的束缚。最主要的屈辱是对行的依赖和行商(anistas)的介入。只有通过他们,才可以进行贸易。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他们在中国当局面前为在港内的外国人的一切行为担保。”[39]
1840——“这个布列颠人[40]所有关于澳门的话语无一属实。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关于华人的言论是矛盾的。一道圣旨——这是他的念头,见113页——成立了负责外国人的行商团体(corpo dos Anistas):这些获得特许的人以每100 元10%的利息从外国人那里获得贷款,这在华人间是通行的做法。1828年,一行商破产,亏欠[41]了200 万克鲁札多;1829年,另一行商又破产,恶意亏欠了同等数量的克鲁札多。这两次亏空引起了债权人和保人的不满:大家同意,欠款在6年之内付清。的确,在1833年,支付完了400 万克鲁札多。为此,对外国货物征收了一种新税,[42]后变成了永久性的税律。广州政府看到了商业规章的后果,中止了连保。”[43]
1840——“目的——由康熙皇帝规定的行用(Anistagem)。[44]澳门的葡萄牙人可拥有至25 艘额船。欧洲的葡萄牙船和马尼拉的西班牙船也包括在内……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仅仅只能与行商(Anistas)交易。”[45]
19世纪初在澳门出版的马礼逊《华英字典》将“hong merchants”译为“行商”或“洋行商”。[46]那么“the thirteen hong merchants”的汉语就是“十三(洋)行商”。而简称“十三行”,其相对的英语是“The thirteen hongs”。
马礼逊是19世纪英国最权威的汉学家,而且长期在广州和澳门生活,其言当可信。他说:“FACTORY 或mercantile house 作‘行hang’,
马礼逊制作的《十三夷馆名录》(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IV,July 1845,p.347)
粤语读‘Hong’。十三行(The thirteen hongs)是对欧洲人在广州所在地的称呼,它来自于早期在此有过十三家华人行商(thirteen Chinese hongs merchants)或更正确的汉语称呼是洋行商(merchants for foreign)。欧洲行(European factories)有时称作夷馆。”[47]
马礼逊于道光十二年(1832)制作了一份《广州外人名录》,且附录了《十三夷馆名录》。[48]
在此,我们看到“factory”和“hong”是通用的,如“Frech factory”和“Spanish hong”。
十三行街(区)为夷馆所在地。有时正好是十三夷馆或十三行,但数目并不固定,时有增减。换言之,十三行街(区)和“十三行”为二事,不可混淆。
在“丹麦行或德兴街(Danish Hong or Te-Hin-Kai)”有16 家住户。1号和5号的4 户住家,从姓氏上判断是葡萄牙人或澳门土生。[49]
3号和4号应为“丹麦行”。
一部法文著作称:“根据不同的时间,这种特权行会的成员数也有所不同;英国人称其为行商(hong merchants),法国称之为行商(marchands hannistes)。1777年是10个,1793年是12个,1808年是14个,1834年是13个。”[50]
十三行街 [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ume I,p.70(据1856年资料绘制)]
汉语论文称,实数为13 家的,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51]
另外一部英语的关于鸦片战争的通信汇编在1838年则说:“十三行商(the thirteen hong merchants),1837年年初开始存在,三或四个现在已经公开宣布破产了。”[52]
1845——“以前的行商的行(Hãos de Anistas)被废除了。从此以后,所有国家的客商可前来五口通商,并与任何对他们有利的华人发生商业关系。”[53]这里使用的“行商的行(Hãos de Anistas)”,可简单译成“商行”。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无单复数形式,但葡萄牙人在使用“Hão”时,给它加了一个表示复数的“s”。
1852——“皇帝在授予给12 商人对外贸易经营的特权时,形成了你们称之为‘公行(Kong-han)’的组织,皇帝是想让他们成为必需的中介人和外夷的代理人。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可怜的 ‘行商(hanistas)[公行(Kong-han)的成员]’是随便可以敲打的出气筒,不敢碰你们,因为你们是外国人吗?”[54]
“大约在上个世纪中叶,京廷不得不创立了一种联合行会(corporate society),其名为公行(Cong-hang)或行(Hong),由十或十二名富商构成。”[55]
“根据不同的时间,这种特权行会的成员数也有所不同;英国人称其为行商(hong merchants),法国称之为行商(marchands hannistes)。1777年是10个,1793年是12个,1808年是14个,1834年是13个。”[56]
“第一个步骤是找个买办(comprador),或称供应商,然后再选择一个有权与中国当局交涉的行(hong)或称行商(haniste)。它不仅仅负责船舶必须支付的税收,而且还保证在广州船员的行为。这些商行(hongs)或称特许商人(marchands privilégiés),直到1830年,数目是12个,稍后提升至24个。”[57]
“行商(Annístes)是7 家富商,他们拥有在广州贸易的独家特权,并出售给他人或批发或零售的权限。”[58]
我们一般使用“十三行”这一称谓,但是在不同时期,行的数目有增减,不是固定的。可见名义上虽称“十三”,却非固定为13 家。往往不是指十三个行商,而是对从事外贸商人的统称。
1867——“本城有40 商行(Hãos comercais),均是是寄卖行或代理行,以及澳门最重要的商家。大部分商家,即一共34 家,他们的总部设在澳城,但在中国、印度支那、暹罗、新加坡和平南等地设有分号。另外6 家是设在上述地点的商号的分号。澳门诸行(Hãos em Macau)的办公室和仓库设在内港的岸边,雇用了大量人员,日夜繁忙不停。除了这些商号之外,还有11 家八九行。这些行也寄卖商品。…… [与行(Hãos)不同],摆在这些行中的寄售货物,售出后,要扣去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九。”[59]
1870——“除了其他条款外,还规定了取消公行(cong-hang)或公行(sociedades dos anistas)。”[60]
“漳州(福建)行(hãos de chincheo)主要向海峡地区[61]的出口遭受了巨大缩减,因为停靠澳门的船只很少。”[62]
这个“漳州(福建)行”就是汉语史料中专门办理福建、潮州商人对外贸易事务的“福潮行”。自乾隆十八年(1753)起,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称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chincheo”是“漳州”的对音,也指福建,故葡萄牙人将福潮行称为“福建行”。
1879——“中国向英国赔偿21000000 澳门元,其中包括战争费用的数额,被没收和烧毁于1839年3月28日的20289 箱鸦片,和广州的行商(anistas de Cantão)欠数个英国商人的债务。”[63]“广州的行商”也可译为“广州十三行”。“Cantão”一词即指广州,又指广东省,但指后者时,一般加上“省(província)”字。汉语无“广州十三行”或“广东十三行”的界定名称,但葡语却有。
1884——“远处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美丽的花园。最富裕的各个行(hãos)在广州的郊区有自己的别墅和休闲小舍。”[64]
1898——“中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之后,取消了行(Hongs)或官方代理人的机构。这些是中间商。”[65]
从上述引文可知,葡萄牙语中除了使用“Hão(s)”,还使用“Kong-han”“cong-hang”“Hongs”等形式。
此外,鸦片战争与“十三行”关系,仍是需要深化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首席行商伍怡和与鸦片贸易的关系。”[66]关于这个问题,英语有一本1838—1840年出版的文献汇编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Relating to Chinese Affairs(《有关中国事务的通信与文档》),内收中国当局、行商、澳门和英国人之间的信件及公文往来。笔者已经使用了部分资料,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开发。与此同时,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史,进一步探讨如澳行与“十三行”关系等问题,对澳门学研究者来说,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现知的出版物来看,似乎无涉及。系统地爬梳西文档案,很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注释】
[1]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4页。
[3]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载《文化杂志》2010年第77期,第131页。
[4]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载《文化杂志》2010年第77期,第127页。
[5]Dalgado,Sebastião Rodolfo,Glossário luso-asiático,vol.I,pp.422,454.
[6]Id.,vol.I,p.46.
[7][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290页。
[8]李华等主编:《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载《吴晗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401页。
[9]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通译作德庇时,又译爹核士、戴维斯、戴维斯等,英国人。1795年7月16日出生于伦敦。父亲名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s),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毕业后,即于1813年以18 岁之龄抵达中国广州,并获东印度公司聘任为书记员。后升至高级职务,成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具有语言天分,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曾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成英文,由此成为了“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1816年被指派陪同亚美士德(Lord Amherst)勋爵,前往北京寻求晋见嘉庆帝。又在1832年获遴选为公司在广州的特选主事,主理公司的在华贸易业务。另外,皇家亚洲学会在1824年创立时,德庇时为创会会员之一。1847年1月,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正式在港成立。由于德庇时在汉学事务上享负盛名,又在筹备成立分会一事上给予热心支持,因此获推举为创会会长。卸任港督以后,德庇时于1854年获KCB 勋衔,于1876年又获牛津大学颁授民法学博士学位。他晚年退居位于告罗士打郡的宅第好莱坞塔(Hollywood Tower),后于1890年11月13日在那里去世,享年95 岁。
[10]Davis,John Francis,A Commercial VOCABULARY,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HONG MERCHANTS&C.&C.ALPHABETICALLY ARRANGED,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p.25.
[11]Morrison,Robert,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Part the first;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part the second,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and part the third,English and Chinese,Macao: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s Press,by P.P.Thoms,London:1815,p.744.
[12]Gu 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Reed,Andrew,China opened,or,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history,customs,manners,arts,manufactures,commerce,literature,religion jurisprudence,etc.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38,p.138.
[13]A Commercial VOCABULARY,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HONG MERCHANTS&C.&C.ALPHABETICALLY ARRANGED,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pp.25-26.
[14]Id.,p.31.
[15]Id.,pp.31-35.
[16]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7]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18]Hosea Ballou Morse The gilds of China,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Longmans,Green and Co.London,New York,Bombay and Calcutta:1909,p.66-67.
[19][美]马士(H.B.Morse)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2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1页。
[2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3]Hunter,William C.,The '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1844,Shanghai,Hongkong:Kelly &Walsh,Ltd.,1911,p.34.
[24]Hamilton,Alexander,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Being the observations and remarks of Capt.Alexander Hamilton,who spent his time there from the year 1688 to 1723,trading and travelling,by sea and land,to most of the countries and islands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between the cape of Good-hope,and the island of Japon,2 volumes,Edinburgh:printed by John Mosman,and sold at the King's printing-house,1727.
[25]Lockyer,Charles,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containing rules for good government in trade,Price Courants,and Tables:with descriptions of Fort St.George…,Malacca,Condore,Canton,Anjengo…,Gombroon,Surat,Goa,Carwar,Telichery,Panola,Calicut,the Cape of Good-Hope,and St.Helena.Their Inhabitants,Customs,Religion;Government,Animals,Fruits,&c.To which is added,an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Dutch in their affairs in India.London:Printed for the author,and sold by Samuel Crouch,at the Corner of Pope's-Head-Alley in Cornhill,1711,p.145.
[26]Id.,p.228.
[27]金国平、吴志良:《Hopo 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考》,载《早期澳门史论》,第197—208页。
[28]Great Britain,Parliament,House of Commons,Select Committee on the East India Company,Reports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China trade,London,1830,p.155.
[29]肖楚熊:《行商制度到买办制度变迁研究》,广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30]Sonnerat,M.,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ãla Chine fait depuis 1774 jusqu'en 1781,Paris:(s.n.),1782,vol.II,p.236.
[31]Id.,p.245.
[32]de Andrade,José Ignacio,Cartas escriptas da India e da China nos annos de 1815a 1835,Lisboa:Imprensa Nacional,1847,p.147.
[33]Id.,p.164.
[34]Foreign Office,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Relating to Chinese Affairs,Great Britain:(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1838,p.145.“道光十八年,上谕严禁阿芙蓉。钦差大臣林则徐抵粤查办。十九年正月,则徐至,檄英吉利领事贰律等诣十三行,督兵围之,缴阿芙蓉尽销焉,绝其互市。二十一年,覆互市。二月罢。旋复。二十二年,裁撤十三行互市总散各商,许诸蛮分诣沿海各省上海、厦门等处五口互市,广州亦与其一。壬申《南海续志》”见黄佛颐编纂,仇江等点注:《广州城坊志》,第620—621页。
[35]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Relating to Chinese Affairs,p .260 and Elijah Coleman Bridgman,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vol.VI,1838,p.541.
[36]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VI,1838,p.290.
[37]即“投保”。
[38]O Panorama,jornal litterario e instructivo da Sociedade propagadora dos Conhecimentos Uteis dos Conhecimentos Uteis,Lisboa:Tomo IV,Junho de 1840,p.186.
[39]Id.,p.188.
[40]德庇时。
[41]商欠又称行欠或夷欠,即行商欠外商的债务,见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42]指行用。
[43]Cartas escriptas da India e da China nos annos de 1815 a 1835,p.269.
[44]关于该词,见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11—12页。
[45]Mosaico,Macau:Círculo Cultural de Macau,1954,n.os44-61,p.65.
[46]Morrison,Robert,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2,1,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pp.274-275,159.
[47]Id.,p.159.
[48]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IV,July 1845,p.347.
[49]Id.,pp.348-349.
[50]Lavisse,Ernest;Rambaud Alfred,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 siecle á nos jours,Paris:A.Colin,1896,vol.8,p.945.汉语数据中数目的变化,见《广州城坊志》,第616—617页及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载龚缨晏编:《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68页。
[51]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第65页。
[52]Foreign Office,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Relating to Chinese Affairs,Great Britain:1838,p.260.
[53]Annaes maritimos e coloniaes,Lisboa:Associação Marítima e Colonial,1840,p.238.
[54]O Panorama,Tomo IX,p.76.
[55]The British Review,and London Critical Journal,1818,vol.11,p.141.
[56]Lavisse,Ernest;Rambaud Alfred,Histoire générale du IV siècle á nos jours,p.945.
[57]de Lurcy,Gabriel Lafond,Quinze ans de voyages autour du monde/ 1,Paris:1840,p.86.
[58]Sonnerat,M.;Ruault,Nicolas,Voyage àla Nouvelle Guinée,dans lequel on trouve la description des lieux,des observations physiques&morales,&des détails relatifs a l'histoire naturelle dans le regne animal &le regne végétal,A Paris:Ruault,1776,vol.II,p.10.
[59]De Castro Sampaio,Manuel,Os chins de Macau,Hong Kong:Typo.Noronha e Filhos,1867,pp.115-116.
[60]Ta-ssi-yang-kuo:Archivos e annaes do Extremo-oriente portuguez,Lisboa,Antiga livraria Bertrand,sucessor J.Bastos,1899,vol.I,p.24.
[61]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南洋地区。
[62]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1870,vol.XVI,No.39,p.165.
[63]Marques Pereira,António,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analyse do parecer da junta consultiva do ultramar sobre este objecto,Macau:J.da Silva,1870,p.46.
[64]Loureiro,Adolpho,No Oriente:de Napoles à China:diário de viagem,Lisboa:Imprensa Nacional,1896,vol.II,p.60.
[65]Callado Crespo,Joaquim Heliodoro,Cousas da China:Costumes e crenças,Lisboa:Imprensa Nacional,1898,p.15.
[66]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查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