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行：葡语史料的独特见证

迄于今日，广州十三行研究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领域，有学者称“十三行学”。^[1]然而，十三行最早起始于何时？这一基本性问题，数十年来学术界聚讼不绝，莫衷一是。^[2]

十三行研究的开拓者梁嘉彬七十余年前感言：“关于十三行之考证，以起源及行名、人名两事，最感困难。”^[3]他虽力主十三行创立于粤海关设立之前，但也指出：“按有明一代，对外贸易盖以官设牙行为媒介；而牙行又以广东为盛，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万历以后，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4]可惜缺乏确凿的证据，梁嘉彬并未十分肯定。根据《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中葡之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5]这段叙述，在1981年出版的《中华百科全书》中，梁嘉彬相当肯定地指出：“当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纲’‘客纪’准备与葡人交易，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的记录，盖因输出货大宗货为茶、丝、绢布、磁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广州商人分别经纪其事，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近查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十三家商号（行）在广州垄断贸易，葡人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门之前，已经和广州当局及商号有广泛的接触了。这些商号便是后来为世所熟悉的‘广州（广东）十三行’”。^[6]

长久以来，多数学者认为，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关于明代所谓十三行的叙述，是以16世纪来华传教士信札和记录为依据的，并以此展开所谓明代十三行的研究。在此仅举数例较有代表性的论述。

叶显恩先生说：“据西方人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记载，此时‘商业的利润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效力发展外人的势力。’这十三家商号是否汪柏所立的牙行，尚待考证。”^[7]

邓端本先生认为，“这里所指的商业即当时的对外贸易。裴化行是根据法文资料《海道助理员汪柏定计》而确认了这一则史实的。很明显，此书记载的情况亦即汪柏整顿客纲、客纪后的情况”^[8]，“上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的记载，或许可以弥补中国史书之不足。”^[9]

章文钦先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以上见解，皆与本书不同，遂激发嘉彬先生进一步探索。后来寻到葡人方面的记载称，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中葡间的商业，却一步一步地走上繁荣的路径，在一个月内，由广州卖出的胡椒达40000 斤，商人所趸卖的为上日本去转售的货品达100000 葡金。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10]。又寻到西班牙传教士的有关记载称，1556年葡人入市之初，有十三商馆（行）与之贸易，其中广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等语。遂在为一百科全书撰写的《十三行》词条中写道：‘当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纲’‘客纪’准备与葡人交易，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的纪录，盖因输出货大宗货为茶、丝、绢布、磁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广州商人分别经纪其事，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近查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十三家商号（行）在广州垄断贸易，葡人在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门之前，已经和广州当局及商号有广泛的接触了。这些商号便是后来为世所熟悉的‘广州（广东）十三行’^[11]。又在另一论著中写道：‘广东十三行开设之始，额定广商五家，闽商五家，徽商三家。’‘此可为广东十三行创办之始，何以有‘十三行’称谓之由来耶？’从而使对十三行起源问题的探索大大前进了一步。”^[12]

赵立人先生则持保留的态度：“遗憾的是，虽则裴化行已说明该书是以16世纪来华传教士信札和记录为依据，并参照张德昌1933年发表的英文论文《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及耶稣斯（C.A.Montalto de Jesus）1902年出版的《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但却未具体注明这段话的出处，所以还不能说已是无懈可击的铁证。”^[13]

既然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的记载并未能予以确证，那么有没有其他更为原始的资料呢？尤其是众所周知早期来华传教士中葡人居多，葡萄牙语史料中是否有关于明代所谓“十三行”的信息？

考察《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注五三）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的史源，我们发现Chang Teh-ch'ang 文在参考书目中作：

Chang Teh ch'ang.——Chang.Teh ch'ang 张德昌，Maritime Trade at Cant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Chinc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1933，t.17，p.264 sq.^[14]

裴化行的出处。其英语行文如下：“In the 35th year of Kiaching，Wang Peh（汪柏），Assistant Naval Commissioner，decided that only merchants from Kwangtung，Huichow（Anhui）and Chuanchow were allowed to trade with Westerners.27 The place of exchange was fixed near the western gate of Nanhai District city，at a place called the Thirteen Hongs.The latter name remained throughout the Tsing Dynasty.”^[15]底下有一段说明：“本文的汉语文本刊登于《清华学报》第七卷，第二期，一九三二年六月。本英语文本作了一些轻微的修改——编辑者。”

查此文的作者是张德昌，原文题为《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上段的对应汉语是：“与西人贸易之商人，多为福建，浙江，安徽等处人。自成一种‘帮’。帮有一总其事者，为‘纲首’。此种商人由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立定，专以广东，徽州，福建泉州等商人充之。互市地点在明南海县之西关，就是所谓十三行地点。十三行的名字，到清代犹沿用之。”^[16]张文曾被收入多种索引，如《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食货》一九三五年第二卷第十二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中国史学论文索引》（1957年），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索引》（1981年），《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1906～1949年总目录》（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及《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资料索引》（1985年）等。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的法文原文是：

“Les profits étaient accaparés par treize familles,originaries de Canton,Huichow(Ngahui)et Chüanchow(Fouchow)(53)qui contre le sentient populaire,favorisaiente de tout leur pouvoir les étrangers.

（53）Chang Teh-ch'ang，278 ∶ décision de Wang Peh 汪柏，assistant au Commissaire de la marine，en 1556.”^[17]

张德昌只是说：“与西人贸易之商人，多为福建，浙江，安徽等处人。自成一种‘帮’。帮有一总其事者，为‘纲首’。”此处的“帮”作“行帮”解。旧时同行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就行业或地域关系而组织的团体。由于他说明：“此种商人由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道副使汪柏立定，专以广东，徽州，福建泉州等商人充之。互市地点在明南海县之西关，就是所谓十三行地点。十三行的名字，到清代犹沿用之。”所以裴化行演绎成了“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注五三）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裴化行的史源不是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的史料，而是一篇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论文。

与此同时，裘昔司（C.A.Montalto de Jesus）的《历史上的澳门》有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译本，内亦无征引有关的原始资料。为此可知，迄今葡萄牙语史料中未见有关于明“十三行”的信息。

赵春晨教授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在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证明梁嘉彬先生提出的结合澳门早期通商历史来探讨十三行起源的主张十分正确。今后若想在此一问题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展，非在这方面下力气不可。尤其是关于澳门早期通商历史的不少外文原始资料，目前还分散收藏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档案馆、博物馆或图书馆里，许多未被发掘、整理和刊布，已经刊出者也大多未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宝藏，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相信数据上的新发现必将有助于广州十三行起源问题的完全破解。”^[18]汉语史料先行了一步。十三行遗址所在的广州市荔湾区，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从浩瀚的清代档案中整理出有关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档案1000 余件，编辑成书刊行。^[19]从现知的西文出版物来看，似乎亦无涉及。这就要求我们系统地爬梳早期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及拉丁文档案及后来建有商馆的所有国家的档案。如是施行，很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从而带来突破。

【注释】

[1]此类论文甚多。尤其是冷东教授及其弟子近期发表的大量有关论文，冷东：《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考察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地位》，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第92—96页；冷东、林瀚：《清代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3—120页；冷东、刘桂奇：《十三行与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初建》，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84—190页；冷东、肖楚熊：《十三行与广东凉茶之兴起》，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82—84页；冷东、肖楚熊：《十三行与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第87—92页；冷东：《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的发展》，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76—78页；《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载《岭南文史》2012年第4期，第55—58页；冷东、刘燕霞：《广州十三行与中国会展业之发展》，载《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7—11页；冷东：《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期钟表业的发展》，载《岭南文史》2012年第1期，第49—51页；冷东：《广州十三行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14—121页；冷东、阮宏：《一口通商制度中的十三行与丝绸贸易》，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101—105页；冷东、吴东艳：《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法国经贸文化交流》，载《岭南文史》2014年第2期，第16—19页；冷东：《广州十三行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14—121页；冷东、吴东艳：《黄亚胜档案与清代文书制度》，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61—167页；冷东、沈晓鸣：《黄亚胜案件辨析》，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2期，第112—121、160页；冷东、沈晓鸣：《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客邮的衍变》，载《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5—112页；冷东、沈晓鸣：《嘉庆年间英国水手刺死中国人黄亚胜案》，载《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第77—84页；《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60—64页；冷东、阮宏：《19世纪30年代广州西方船赛与英美散商的崛起》，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85—89页；《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客邮述论》，载《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61—64、69页；冷东、沈晓鸣：《清代省澳间的客邮信使》，载《暨南史学》2015年第10辑，第165—176页等。还有以下硕士论文：刘燕霞：《清代广州十三行研究》（广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肖楚熊：《行商制度到买办制度变迁研究》（广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刘佩：《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研究》（广州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余金荣：《粤海关与十三行关系研究》（广州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沈晓鸣：《广州十三行文书制度：以鸦片战争前的在华西人邮递为视角》（广州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2]有关总结见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载《清华杂志》2010年第77期，第127—131页。

[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5][法]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4页。

[6]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主编：《中华百科全书》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38—39页，转引自章文钦：《〈广东十三行考〉跋》，载《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7]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300页。

[8]邓端本：《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载甄人、饶展雄主编：《广州史志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9]邓端本：《广州十三行名称及起源考辨》，载甄人、饶展雄主编：《广州史志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第208页。

[10][法]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4页。

[11]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主编：《中华百科全书》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第38—39页。

[12]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13]赵立人：《明代的十三行与“揽头”》，载关振东主编：《岭南逸史》，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另见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06页。

[14]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03页。

[15]Teh-ch'ang，Chang，Maritime trade at Cant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7，1933，p.278.

[16]张德昌：《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载《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第7卷1932年第2期，第15页。

[17]Bernard，Henri，Aux portes de la Chine：les missio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1514-1588），Tientsin：Hautes études，1933，p.66.

[18]赵春晨：《有关广州十三行起始年代的争议》，载《清华杂志》2010年第77期，第131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覃波：《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的发掘》，国家图书馆分馆编：《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24—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