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西语文献中的克拉克瓷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欧洲何时开始使用“克拉克瓷”一词？有一种观点认为“克拉克”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易于破碎，这也说明了克拉克瓷器本身“易于破碎”的特性。最后使用“漳州瓷”，专指漳州窑口的“克拉克瓷”。因此，在葡萄牙语中，17世纪中叶以前，称“克拉克瓷”为“粗瓷器”，以后出现了“漳州瓷”的称谓。“克拉克瓷”出现后，称“粗瓷”者即包括普通窑口的产品，更多的是指“克拉克瓷”。

欧洲何时开始使用“克拉克瓷”一词？

不过，最早的文字记录的时间是在1673年，即在葡萄牙克拉克船上货物销售的75年之后。对名称的由来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克拉克”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易于破碎，这也说明了克拉克瓷器本身“易于破碎”的特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也形容了典型的陈列青花瓷的弗里斯兰（Friesland）架子的特性。这两种解释^[16]也被有些人接受。

来自于格罗宁根博物馆（Groniger）的克里斯汀·乔根（Christiaan Jörg）博士，最近从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执行官1639年春写给荷兰商人伏特·泽兰迪亚^[17]（Fort Zeelandia）的一封信中，发现了下列一段话：“我们想从你们那里得到器型完美、装饰精美的‘克拉克瓷器’”。这一资料支持了克拉克瓷（kraak）一词实际上源于克拉克船（carrack）的观点，因为1639年接近俘获葡萄牙克拉克船的日期。此外，乔根博士指出，在1673年“艾玛丽娅·凡·索尔姆斯”（Amalia Von Solms）的瓷器目录中，几次出现有“Kraeckwerck”和“craeckcommen”的词语，迄今为止这被认为是最早的与此有关的文字资料，足以证明其时这个词语已经通用了。^[18]

这类瓷器也被称作“加橹船瓷器”，或简称“加橹瓷”。据查，最早使用此名的是韩槐准先生。“景德镇窑出品之白地青花瓷盘，其类型及作风，明之末叶出口甚盛，欧美人多称为Kraak-Porselain，意为加橹船瓷器，或由十六七世纪时，此类型及作风之我国瓷器，是由加橹船贩运南洋，西域，及欧洲而得名，但此名词，最易使人误会，以为此种瓷器，为加橹船之专利品，殊不知中国贾舶，亦可贩运在南洋群岛贩卖。”^[19]

早期葡萄牙文献，称瓷器为“louça da China（中国陶器）”或“porcelana（瓷器）”。稍后使用“porcelana fina（细瓷器）”指景德镇窑口的细瓷，“porcelana grossa（粗瓷器）”指景德镇窑口的粗瓷，亦指景德镇窑口的“克拉克瓷”。最后使用“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o）”，专指漳州窑口的“克拉克瓷”。因此，在葡萄牙语中，17世纪中叶以前，称“克拉克瓷”为“粗瓷器”，以后出现了“漳州瓷”的称谓。在一份18世纪中叶的文献中，我们见到了“青花”的称谓。“各式树木、兔子纹饰青花大盘（azuis e brancos）”。^[20]此外，“青花”还有“印度^[21]瓷（louça da Índia）”“印度航线瓷（louça da carreira da Índia）”“东印度公司瓷（louça da Companhia das Índias）”“漳州青花瓷（louça azul de chincheo）”“广东瓷（louça de Cantão）”及“澳门瓷（louça de Macau）”^[22]等名。

中葡接触初期，葡萄牙人便将中国瓷器分为细瓷与粗瓷。

明清时期，粗瓷器一般指砂坯粗糙的缸、坛、瓶等大型瓷器和盘、碗、碟、盏等小型日常生活用器。^[23]但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在万历初期之前贩卖中国瓷器时，所涉及的粗瓷器既指景德镇的日常生活粗器，又指质量逊于景德镇瓷器的“漳州瓷”。“细瓷”是指“官窑器”和民窑精品。

“克拉克瓷”出现后，称“粗瓷”者即包括普通窑口的产品，更多的是指“克拉克瓷”。在此情况下，“细瓷”指景德镇窑产品，“粗瓷”则是指漳州窑产品。

“进口西班牙的瓷器都是粗瓷，尽管没见过细瓷的人还认为那就是上等瓷器。粗瓷在那里有的是，而一套粗瓷餐具在我们这里竟像金子一样宝贵。他们严禁出口精瓷器，违者杀无赦。”^[24]

显然此处所说的“一套粗瓷餐具在我们这里竟像金子一样宝贵”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粗瓷，而是指“漳州瓷”，也透露了一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荷兰人大量经销“克拉克瓷”的原因：“严禁出口精瓷器”。

在不特别注明细瓷的情况下，则是指粗瓷。

16世纪80年代，在菲律宾有“大量的各色棉布和丝绸。这些东西，中国商人每年都带来许多，抵达的20 艘船载了不同颜色的棉布和丝绸，还有陶瓷（loza）。”^[25]

当代学者认为：“这些粗瓷器都是（或至少部分上）来自位于福建南部沿海的漳州民窑。”^[26]

“漳州瓷”受景德镇瓷器的影响很大，据记载：“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近年月港窑^[27]仿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白磁出德化，元时上供。”^[28]

这条史料十分重要。最早为专研福建经济史的徐晓望先生发现并引用。^[29]这段方志记载了“漳州瓷”与景德镇瓷的关系，以及景德镇瓷输闽及出海的路线。“当时在漳州一带就有不少生产瓷器的民窑，集中分布在平和、华安、南靖、诏安等地。……这些民窑烧造的瓷器以青花瓷为大宗。这些瓷器制作的工艺水平一般都比较粗率和草就，而其造型、图案却与明末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的艺术风格相似，显然是模仿景德镇的产品。这些瓷器当时也是由月港载运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30]

漳州窑的品种历来有粗细之分。

明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风土志，物产、器之属曰：“瓷器，出南胜窑者殊胜他邑，然亦不甚工巧。”^[31]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二，土产条载：“磁器，色白而带浊，昔时只作粗青碗，近则制花又更清，次于饶磁。出崇善、龙兴、龙涓三里，皆外县人氏业作之云。”^[32]

清光绪十五年《平和县志》，卷十，物产、器之属记：“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格。”^[33]

从上述记载可知，“漳州瓷”不如景德镇瓷精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语文献的记载。

1555年，广州葡囚加里奥特·佩雷拉（Galioto Pereira）写道：“有另外一省，名叫江西（Quianssi）。这也是首府的名称。^[34]浮梁（Çulljo）以上盛产细瓷（porsolana fina），而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无产。浮梁（Çullio）^[35]以下所有城市均无出产。由于江西城较之漳州（Chincheo），更加靠近宁波（Liampo），离广州远。宁波（Liampo）总是有很多便宜的瓷器。直到现在，葡萄牙人对此地知之甚少，故许多人认为和断言是在宁波（Liampo）生产的，可这是实情。”^[36]

1556年，到过广州的克鲁斯（Gaspar da Cruz）神甫写道：“也有整个中国地方和整个印度的都使用的普通瓷土的瓷器，有很多粗瓷器（porcelana grossa），也有细瓷器（fina）。”^[37]

利玛窦说：“葡萄牙人如此称呼。这是在世界上最清洁和美观的东西。江西省产的质量最精细。那里盛产瓷土。并从那里大量营销全中国，并输往欧洲其他国家。”^[38]

1598—1599年在澳门逗留了一年的一位意大利商人说：“各式各样的瓷盘，尤其是最粗的那种。”^[39]

直至19世纪仍然使用这种称谓，如西班牙语文献中称：“59430 件粗瓷器（porçolanas grossas）。31920 件配套（粗）瓷盘（pratos para as ditas）。”^[40]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份1646年澳门葡萄牙人写给国王的报告涉及了“漳州瓷”的贸易：“他们还贩卖大量的漳州瓷（do Chincheo muita louça）。是荷兰人从漳州弄出来的，出售给葡属印度的人。由于一切运到澳门，漳州人（Chincheos）不运往马尼拉，运往那里的东西会抢掉澳门的利润，也不运给福尔摩萨岛（ilha Fermoza）的荷兰人或日本。对此，在后将证明系实情。就运到那里出售的货物而言，从澳门人那里获得的利润大大不如跟荷兰人或日本人做生意的赚头。”^[41]

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普加罗（António de Bocarro）有记载：“许多漳州小件磁器（muita louça miuda do Chincheu）。”^[42]

19世纪的国家议会记录称“每捆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u）”^[43]

前引三种资料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可以说所谓“克拉克瓷”，在葡萄牙语中的正式称谓为“漳州瓷”。

在一份18世纪末叶的文件中，还有“漳州瓷碗^[44]（tigelas de Chincheu）”^[45]一名。

17 与18世纪间，中国粗细瓷仍未普及至普罗大众：“在17 和18世纪，按照贵族、士绅和富裕的资产阶级的方式生活的人使用中国瓷（loiça da China）^[46]或漳州瓷（（loiça）de Chincheo）及来自佛兰德斯、德国和卡斯蒂利亚的锡质餐具。”^[47]后于19世纪进入民众家庭：“直到那时，如今也是，我们富贵家庭的餐桌上使用的是亚洲细瓷（louça fina da Ásia），普通家庭则使用质量低下的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o）。”^[48]亚洲细瓷是指中国细瓷和日本细瓷。

有葡语史料明确指出了产地：“普通瓷器来自漳州（Chincheos）、法国、荷兰和英国。除了那些以葡萄牙船只载运，来自中国的瓷器，庞巴尔伯爵（marquez de Pombal）禁止一切进口。”^[49]

当时的瓷器是以“捆”包装形式出口的：“它包括83807 箱各种不同质量的茶叶；419 箱成捆的陶瓷（louça）；18950 捆漳州瓷（louça de Chincheu）；31 箱生丝。”^[50]

“运来许多捆瓷器。许多大帆船（Naos）运来两千或三千捆瓷器。每捆为20 件瓷器。”^[51]

这个数字为“南澳1号”出水的瓷器数量所证实。

西班牙人也将中国瓷器分为细瓷器和粗瓷器。^[52]一份1573年关于菲律宾和中国情况的报告称：“给主要人物带来了一些丝绸和细瓷器（porcelanas finas）。这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不足为奇，带来的一些细陶器（loça fina）和其他的东西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里人手头钱富余。”^[53]

荷兰人也有同样的分类。^[54]“在此时期，荷兰尚占据台湾，我国贾舶或亦以走私方法将出口货物载往台湾与荷兰交易，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引台湾《每日杂志（Formosa's Dagh Register）》的纪录谓，‘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三月十一日，有四只中国贾舶由中国沿海航来台湾，载四百桶（Barrels）及九十捆（Bundles）细瓷器，惟因遭遇惊涛骇浪，不得已须投五十桶于海中。四月十一日，有贾舶三只运来粗瓷器一千五百捆……六月五日，有五只贾舶载来四十大蓝细瓷器。七月八日，四只贾舶运来三十四桶（Tubs）瓷部，计有三千五百四十个大盘，及七千个小盘。七月二十日，一贾舶载来二十捆粗瓷（coarse porselain）。八月廿一日，二贾舶载来三百三十二捆粗瓷。八月廿七日，一只贾舶载有二千件粗瓷。’”^[55]“漳泉海商也把瓷器载运到台湾，这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商务日记中可以看出，1636年（崇祯九年）12月13日有一艘中国商船从厦门到达台湾，载有粗瓷器。1637年（崇祯十年）1月20日有8 艘船从厦门到达，载有9000—10000 捆粗瓷器；1月21日又有一艘船从厦门到达，载有700～800 捆粗瓷器；2月15日有l 艘船来自厦门，载有细瓷器；3月10日有8 艘船来自厦门，载有600 篓和200 捆细瓷器；3月23日有3 艘来自厦门，载有800 捆粗瓷和13 捆细瓷；4月12日又有360 篓和25 捆细瓷器从厦门到达；5月15日也从厦门运到130 篓细瓷。”^[56]

一份19世纪葡萄牙贵族家庭财务清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各类“漳州瓷”的价格：“五个被称作漳州（chincheo）青花瓷的带碟碗，作价400 雷伊斯（reis）”，^[57]“十三个带釉漳州（louça de chincheo）瓷碗，无碟，作价60 雷伊斯（reis）”，^[58]“六十个漳州青花瓷（louça azul de chincheo）小杯，五个有柄，二十八个普通碟，作价1760 雷伊斯（reis）。”^[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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