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学：明末葡萄牙文献中的Queve称谓解析

限于史料和视角偏差，汉文中的某些名称，在地方史和专业史中各有称法，且往往平行，互不相交，致使后人难窥全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它们统一串联起来，例如火者亚三，江苏地方学者知有其人，但不晓得他在中葡关系及澳门史上的重要性。我们做了穿插，取得了地方史和澳门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1]在此，我们探讨一个类似的明末葡萄牙语所记载的词汇“Queve”及其在另外一些欧洲语言中的异体。

“Queve”还可写作“Queue”或“Quevees”。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此词引发了中外学者的注意，进而做了相当程度的研究。^[2]首先论及的是荷兰语形式“quewijs”。如，“通称为‘quewijs’的商人——40名，高级船员及水手——80 名，商客，即带有货物的船客——360 名，总计——480 名。”^[3]

前往巴达维亚的“quewijs”，其性质不同于在澳门和省城之间活动的“Quevees”。^[4]由于出海经商，所以在马来语中具有了海商的意义。“海商‘kiwi（马来语）’：二船主，行商。”^[5]何谓二船主？二船主地位仅次于船主，他们的职位在港主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外国人，即使在他们自认为是家乡的港口，他们也住在外国人侨居地，在这里他们同官方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港主。”^[6]

至于其词源，安东尼·瑞德认为：“马来语的kiwi 是贸易时代一个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后来已不再使用。它可能是源自厦门方言中的‘客位’（kheh-ui）。”该词也有欧洲来源，如《巴达维亚城日志》（Dagh-Register 1624-1629：130）载有“quewijs”一词（复数形式？）来表示一艘450 吨的中国船上的40 名商人。Kiwi 这一说法似乎已经从布吉斯人的海事法典中消失；根据布吉斯海事法典，“乘客类船员”（sawi manumpang）无权租用舱位，只能将其货物放在甲板上（Amanna Gappa 1676：49，汉语拼音为kewei），字面意思为船员空间（Douglas 1873：125）。在《马来海商法》中，该词表示那些随船旅行并带有货物的商人。他们必须完全服从船主的指挥，遵守船上纪律，但当商船被迫丢弃货物前，却要与他们商量。此外，船主必须定期与他们的代表（maula kiwi 或mulkiwi）就任何可能影响到航行商业利益的事情协商。到达港口后。船主有权优先出售自己的货物；四天后，商客们才可以出售他们的货物；再过两天后，才轮到水手出售他们的货物。商客们不得标出比船主更加优惠的价格，在船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不可以购买奴隶。”^[7]

陈希育做了一个综合性研究介绍：

根据荷兰档案记载，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时，船上有一种商人，荷文档案称之为quewijs。举例说，1625年2月24日到达的一艘商船，共有40 名商人（quewijs）、60 名舵手和360 名带有货物的旅客。1941年，一位日本学者把quewijs 一词解释为“侩”（Kuai），旅客就是商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大鹏（Wang Tai Peng）硕士同意这种意见。他说，除了个别例外，旅客都是拥有自己货物的独立的私商。因此“侩”商是一种代理商。在马来语中，海商称为kiwi。王大鹏估计它与荷语quewij 和汉语“侩”（kuai）有某种联系。另一位学者默林·罗落夫斯（M.A.P.Meilink-Roelofsz）认为，马来语中kiwi 是这样一种商人，他们在船上既不必做任何事情，也不要像从一地被运到另一地的旅客，必须付一笔费用。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给quewij 的中文注释是契子（或侩仔）。我赞成这种主张。在福建沿海，有一种养子风俗。“殷富之家，大都以贩洋为业。而又不肯以亲生之子令彼涉险，因择契弟之才能者，螟蛤为子，给以厚资，令其贩洋贸易，获有厚利，与己子均分。在富者则以他人之子，驱之危地，利则归我，害则归人。在贫者则借此希图致富，是以贫者之父母兄弟不以契弟之称为可耻，而反以此夸荣里党。若此有关风俗人心者甚大”。《厦门志》记载：“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长则令其贩洋赚钱者。”像这样养子，习惯上称为“契仔”，至今仍然如此。这些人代表其收养家庭出洋贸易，所以称之为代理商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充当牙行商人的那一类代理商。虽然清代出现了牙行或洋行的商人（即行商）出洋贸易的现象，但是，在明代，一艘船是否有多达40 名的行商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quewij 就是契儿或契仔。马来语kiwi 也有可能源之于中国。对应的词是“义儿”（闽南语音），亦即契儿，契仔。^[8]

很显然，“quewijs”来自葡萄牙文的拼写形式“Quevees”。“wijs”与“vees”具有完全相同的音值。“e”弱化成“i”，而“i”与“j”可易用。“js”表示“ii”的音值，词尾的“s”则是表示复数。

总结起来，迄今为止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说法：“侩”（经纪）；^[9]马来语“kiwi”说；“契子”（或侩仔）说。

从对音来分析，“客位”（kheh-ui）更加接近葡萄牙语的“Quevee”与荷兰语的“quewij（s）”。汉语中，客位，指客人，“阁宾客的席位，特指乘客、顾客等的席位”。^[10]经商之客人便是客商（往来各地运货贩卖的商人）、商客或商旅（行商、流动的商人）。在葡萄牙语中，“Queve”具有行商的意义，尤其是做经纪的“包揽”。直到19世纪初，经纪的同义词还是“包揽”。“BROKER，经纪king-ke；包揽paoulan”^[11]因此，我们倾向于不将“Queve”还原到它的原音“客位”，而是延伸译为更符合其历史身份和作用的“包揽”。

在季风帆船贸易时代，葡萄牙人带来的货物需要在短期内出手并取得华货再前往日本，因此他们采用了一种尽快把货物一次性卖出的形式，这便是所谓的“夜（唎）冷”。^[12]这个词是葡萄牙文“leilão”的译音，意思就是拍卖。后来他们需要更固定的中间商来买卖，于是便形成了日趋完善的买办制度。“买办”一词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的义译。

1540年起，葡萄牙人以王直为贸易中介。“直奸出禁物，历市西洋诸国，致富不赀。夷人信服之，货至，一主直为侩。”^[13]1548年双屿被朱纨摧毁后，葡萄牙人转辗漳州海面，后重返粤海。互市地点起初主要集中在上川、浪白滘，后逐渐移至澳门。根据耶稣会传教士傅礼士（Luís Fróis）于1556年1月7日从马六甲发出的信函透露：

决定与一个在华人中很知名的船长刘易斯·达·阿尔梅达（luiz dalmeida）一道去广州城，还带上了埃斯特万·德·哥伊斯（esteuão de goes）修士，看看当地是否允许他留下学习语言。他们在广州城游历了一月，观察人民的能力，地方的治理，民俗，以及其他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神甫从广州官员处获得允许，同马特乌斯·德·布里托（mateus de brito）交谈。这是一个贵族，同两个葡萄牙人一起被关押在那里。把他从监狱里带出来时，只见他带着手铐、脚链和颈索，胸前还带着死枷。赤身露体，蜷缩在一堆破烂不堪、难以入目的破衣烂衫中。见到神甫，喜泪纵横。我主开恩，在神甫和刘易斯·达·阿尔梅达的恳求下，广东总督下令解除了他的禁锢（下令放他出狱，安顿在一商人家中）。这一期间，神甫和修士都睡在那里，三人都安顿在一个包揽（queue mercader）家中。^[14]

这是一份十分著名的文献。里斯本阿儒达宫图书馆、外交部外交历史档案馆及里斯本科学院蓝色系列中都有抄件。这封信落款的日期是1556年，但所叙述的情况，应该是1555年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档案证明，从1555年起，葡萄牙人便开始前往广州参加广交会。这说明，中国当局已经通过将葡萄牙人安顿在包揽家中来控制他们了。值得注意的是，“queue”和“mercader（商人）”这两个词并用，说明它们的同义性，“queue”等于“mercader”，但此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queue”不是拥有独立资本的商人，而是中间商。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在葡萄牙文中首次出现“queue”这个汉语借词，也可被视为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设立了“客纲”和“客纪”的证据。

一部葡萄牙人以西班牙文于1669年出版的著作也涉及“包揽（Queues）”：

是年（1557），葡萄牙人应广东王国（Reyno de Canton）的包揽（Queues）或商人们（mercadores）及该王国的总督或称都堂（汉语如此称呼）的请求，转移到了澳门岛（Isla de Macan），并在那里草创了一座位置优越，庙堂和屋宇雄伟的美丽城市。^[15]

这是葡萄牙籍奥古斯丁会修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Frei Sebastião Manrique（波尔图，约1590—1669 伦敦）的著作。他于1637年4月离开果阿，前往马六甲，随即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转道澳门，等船去日本。因无船，于1640年8月折返望加锡、巴达维亚和马六甲，然后回到印度东海岸。此书虽出版于1669年，但它所记叙的关于澳门的情况，还是1640年8月以前的事情，因此它所记述的是明末澳门。这一资料的意义在于，虽然关于澳门开埠的日期及原因的叙述与平托所言基本相同，但由于它明确使用了包揽（ Queues）或商人们（mercadores）的字眼，更好诠释了平托的著作。

平托在1614年出版的遗著《远游记》中写道：

第二天早晨，我们自上川岛出发。太阳落山时抵达往北6 里格处的另一岛屿。该岛名为浪白滘。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交易，直至1557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mercaderes da terra）的要求下，将澳门港划给了我们做生意。^[16]

通过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的著作，我们知道了平托笔下的“当地商人”，便是“包揽（Queues）”。

平托见证了澳门开埠的过程，他于1555年从亚马港发出了葡语中第一封关于澳门的信件，所以此函被视为是澳门的西文出生证。^[17]

应该强调的是，1557年澳门正式开埠，但开埠过程在1551年便开始了。^[18]汪柏和莱奥内尔·德·索扎（Leonel de Sousa）议和^[19]之后加速了这一进程。至1553年，中葡在上川贸易。1555年迁到了浪白滘，并获准去参加广交会。这一事实有数份史料支持，言之罄罄，不容置疑。换言之，葡萄牙人参加广交会的历史要早于澳门本身的历史。参加广交会是他们进行贸易的基本环节。否则，便无法合法取得中国货物。无论是在上川、浪白滘还是澳门，葡萄牙人的主要目标是经商。在这个大前提下，只是活动的地点有所不同。应该承认，澳门起源的研究曾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披露，澳门的开埠过程逐渐清晰了起来。葡萄牙人从上川、浪白滘过渡到澳门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官方主导的，有着当时政府的利益与目的。除了我们分析过的给皇帝寻找龙涎香，获得用以仿造，保卫国防的佛郎机铳和猎奇的自鸣钟外，中葡商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应该考虑的。如果不给他们地方居住，任凭他们到处流动，如何能对他们进行管理，确保税收？因此允许葡萄牙人“僦居”澳门是当时政府能够长期稳定得到龙涎香、佛郎机铳、自鸣钟和税收的良策。以前我们在翻译《远游记》中的这段话时，经过了慎重考虑，才使用了“划给”一词。看来，现在可以去掉“划”字了。以前害怕说是将澳门“给了”葡萄牙人，总是强调是海道汪柏受贿而为，似乎历史就是如此。首先，汪柏作为海道不可能一人允许葡萄牙人入居，其次，即便是葡萄牙人定居后，广东督抚，乃至皇帝可以随时取消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资格，“收回”澳门。可历史证明，这一可能的情形并未发生。关于谁批准这一过程，塞巴斯蒂昂·曼里克说的更清楚：“后来又从那里转移到上川岛以北六里格的浪白滘（Isla de Lampacau）岛，并在那里停留到1557年。是年，葡萄牙人应广东王国（Reyno de Canton）的包揽（Queues）或商人们（mercadores）及该王国的总督或称都堂（汉语如此称呼）的请求，转移到了澳门岛（Isla de Macan）。”这充分说明，中国官方，上至皇帝，下至总督是完全知情的。可以说，就是他们主导安排的。另外，“给了”澳门也不是葡萄牙人长期鼓吹的“驱盗说”的结果。此说在早期的葡萄牙文献中无丝毫的踪影。那是1616年“南京教案”后才抛出的。很可能，当时的官方不曲尊直接要求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于是授意“包揽”提出，形成一种“民意”。“商有所请，官有所准”。这是历史上传统的为官之道，羁糜之术。需要强调，“给了”是指给予居留、允许使用，与主权的出让无关。1616年之前，葡萄牙人不像19世纪的亚马勒时代有明确的主权诉求。因此，在澳门的开埠问题上，谈什么主权不主权，一无历史根据，二无历史意义。

诚如前文所言，葡萄牙人从1555年起参与广交会。明人郑舜功的《日本一鉴》写道：“岁甲寅，佛郎机夷船来泊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乙卯，佛郎机国夷人诱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夷，同市广东卖麻街，持久乃去。自是，佛郎机夷频诱倭来市广东矣。”^[20]“岁甲寅，佛郎机夷船来泊广东海上”说明1554年或之前，葡萄牙人已重返粤海。此时在“广东海上”停留的地点是上川—浪白滘，而且获得了海道副使汪柏的允许而通市。这是汪柏和莱奥内尔·德·索扎议和的结果。1554年，“号客纲”的“周鸾”已“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1555年，葡萄牙人参加了广交会，“同市广东卖麻街”。“总督两广部院行署，在外城卖麻街。（乾隆《广州府志》）”。^[21]贸易的地点，葡萄牙人文献作“feira de Cantam（广州集市）”，而汉语资料作“卖麻街”。比照起来，可知葡萄牙人参加的广交会位于当时的广州政治中心卖麻街。

明朝的“客纲”“客纪”亦称“夷商纲纪”，如崇祯初年任广州推官的颜俊彦在其《盟水斋存牍》中收录的一份题为《各铺行答应照依旧规详》的“公移”称：“夫夷商纲纪盘踞粤地，取利不赀，与各铺户肥瘠不同。且难得之货，非彼勿致，岂容夤管卸脱，变乱旧规，重为贫户累也？”^[22]“客纲”的意思是“客商纲”，为牙行的组织机构，每纲设一“纲首”，而“客纪”是“客商纪”，就是牙行的经纪人。实际上，汪柏通过设立客纲、客纪，将中葡商人的经营活动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

最近，汤开建披露了一条宝贵的明代史料，证明明代澳门有行店。《郭襄靖公遗集》卷十五《督抚条约》记：“闻此辈在省则赁有大房，在澳则造有行店。”^[23]行店即牙行。汤开建评论说：“虽然郭应聘《总督条例》的主要內容是讲严禁接济，但是，这一段文字中所揭示的学术价值则是：至少在万历时期开始，澳门已经出现了垄断粵澳贸易的‘行店’与‘行商’。这些‘行店’或‘行商’，当即为清代出现的‘十三行行商’的前身。”^[24]

实际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广州开始贸易的初期，即所谓的“广中事例”，^[25]与外国人交易必以牙行作中。行商有多种称谓，如嘉靖初，称“私牙”。刘承范《利玛传》云：“第明珠、大贝、犀象、齿角之类，航海而来，自朝献抽分外，襟与牙人互市，而中国豪商大贾，亦挟奇货以往，迩来不下数十万人矣。”^[26]“牙人”在《总督条例》中，作“经纪人”。“包揽（Queve）”便承担“经纪人”的作用，而且是承包性质的，如1638年4月5日的《澳城七请（as sete petições da çidade de machao）》档称：“先生，天主圣名之城澳门（Macao），通过它的理事官陈述如下：因拖欠中国皇帝通常要本城上缴的税金，为确保收入，广东官员将此税以22000 两（taeis）包给担任经纪人（corretores）的华人包揽（queues chinas）。”^[27]

因其承包性，这些人在当时的汉语文献中，往往被称作“奸揽”、“闽揽”等。这些字眼不无贬义，但此辈对中葡贸易而言讲，必不可缺。在葡萄牙语中，选择“包揽（Queve）”这个不具有任何褒贬色彩的普通名词来表达，所对应的便是汉语文献中常出现的“揽头”“闽揽”。不过多种葡萄牙资料表明，他们在葡萄牙人眼中，声名并不好，类似汉语的“奸揽”。有以下几份史料为证：

1.1622 文献。

日本交易会（feira do Jappão）平安地结束了。在岛上^[28]不再提起海道（Aytao）之死。我们的对头香山（mandarim de Ansão）知县黔驴技穷，达不到他的目的了，于是旧话重提，企图推倒房屋。没更好的办法，他只能等到葡萄牙人去交易会，找到闽揽（queues chincheo）扣留（葡萄牙人的）（孖）舲艇（lantea），^[29]直至将上述房屋推倒为止。^[30]

如果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要要求的话，那就是将不务正业（gente vadia）的福建（chincheo）人^[31]驱赶出去，只留下那些好人和必需的人及商人，给那些包揽（queues）下命令，让他们互相担保。如有人潜逃的话，我们不会有损失。他们来做生意，要有担保，以保证买卖万无一失，不会有欺诈，防止携款逃跑。^[32]

第四条：当不去那里（广州），每天 [除了派遣的包揽（queues）的（孖）舲艇（Lanteas）之外]有无数的风险船（barcas de Risco）。^[33]

大小官员待人公正，保留给葡萄牙人的自由，友善体面地对待我们。只有在广交会期间，需要在他们面前下跪，而且只是那些被称为广交会首领（capitam da feyra）和通事（Jurubassa）的应召之人，其他人则严肃地站在另外一侧。^[34]

这是一组被荷兰人缴获的当时澳门耶稣会负责人同议事亭之间围绕广交会问题进行交涉的档案。其中部分内容，葡萄牙档案有类似的抄件，但全宗无存。

“福建人”（chincheo）的“包揽”（queues）便是汉语中的“闽揽”概念。“包揽”不仅仅是中间商，同时又起到“保商”的作用。当时往来于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船只，很大一部分属于他们，因此他们还兼有运输商的作用。所谓的“广交会首领”，是指选出来参加广交会的澳门葡萄牙人的首领。选出来的人，被称为“Eleitos（被推举者）”^[35]或“eleitos de Cantão（被推举前往广州者）”。这种方式在广交会之初便已采用，因为中国当局不可能允许所有的葡萄牙商人自由前往广州采货，必须推举出代表代办。

2.1627年文献。

这华人文书是我们和华人之间最重要的职务，必须是基督徒，要忠诚，应答复所有的大小衙门，直至都堂（Tutão）、^[36]察院（Chaem）^[37]和朝廷。本城的存留及我们和华人之间的贸易全靠这个职务维系。因为如不忠诚，官员、包揽（Queves）或任何其他的华人烂仔可以极大地危害到本城。^[38]

为了本城能保留这样的文书，给他的报酬要丰厚。在他必须去省城时，给予荣誉和恩惠。要其忠诚，因为只有通过他，才做到了应该做的事情。他遭到官员、书役和司法人员的嫉恨，因为在禀呈中经常涉及他们，也受到包揽（Queves）的憎恶，因为他们希望葡萄牙人无人指引，于是他们千方百计要干掉文书，就像他们对一对父子干的那样，致使二人死于狱中。^[39]

“官员”“包揽”及“华人烂仔”被列入危害澳城之列。“包揽”位居第二。“包揽”嫉恨澳城中沟通中葡双方的翻译人员，尽管他们本身也需要翻译。“他最主要的职责是通过书面形式，捍卫本城免受官吏们的无理，包揽（Queves）或其他居心不良的华人横加给我们的不实之词及新的惯例和强加，并通过公文和古老的习俗，捍卫我们的自由。”^[40]这份文献反映了“包揽”和澳门翻译之间的关系。基本模式是又利用，又打击。这可能发生在兼任“包揽”和翻译人的身上。

3.1635年文献。

华人妇女如此深居简出，以至于无一葡萄牙人得以一观尊客。她们从小缠足，以至于后来蹒跚而行。对我们，她们洁身如玉。可以理解为她们是大人物，是那些被称之为包揽（Queveess）的商人们（mercadores）的妻子。中国人对他们尊敬有加。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葡萄牙人那里赊到大量钱财，反过来也赊给葡萄牙人。每每见到，这些包揽（Queveess）侵吞葡萄牙人，卷款而逃，不再露面。由于他们逃匿到了内地，没有一个葡萄牙人能去，钱款就打了水漂。即便能去，如前所述，中国地大，根本无法找到他们。葡萄牙人可不是这样对待他们，因为从未攫取或侵吞什么，反而冒着很大风险予以足付。^[41]

这份文献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包揽”妻子地位比较高，受人尊敬。“妻以夫贵”，换言之，“包揽”在当时粤澳社会中地位也不低；二是有葡人卷款而逃的情况。

4.1637年文献。

但这些都是他们的包揽（Queves）弄虚作假，狡诈欺骗。这些包揽（Queves）每年拿了他们^[42]的许多银两，也收了我们的银钱。^[43]

现在我们希望两个我们的人，与李叶荣（Nourete）一道，乘坐我们的船只，把二万两银子上缴皇帝的国库。可以先在澳门公开秤量，我们希望将银两当着包揽们（Queves）和澳夷们（barbarians of Macau）的面交付。^[44]

这个说法得到了关于同时代同一问题汉语文献的佐证：“先以二人随市舶司，随带叶荣返回船亲赍饷银完库（缺二十字）与官商面同澳夷交易。”^[45]这两份中外文件完全可以对应起来，连基本词句也相同，例如，与“包揽（Queves）和澳夷（barbarians of Macau）”相应的汉语是“官商面同澳夷”，这也说明“包揽”具有“官商”的功能与地位。

如此看来，在正式文件中，褒义时，将“包揽”称为“官商”，中性词为“澳揽”或“闽揽”，而贬义时，则称为“奸揽”。

“包揽”的作用是多重的。“从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被称为‘客纲客纪’和‘揽头’。客纲客纪或揽头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但官府始终认定他们与‘夷人’勾结，当外商有违法行为时，揽头即使没有过错，仍要负上连带责任而被治罪。可见这一时期揽头在中外贸易和中外交涉中的作用，与清代设立海关后的十三行商人完全相同；当中外失和之际，随时被官府作为替罪羊也相同。唯一的不同，是贸易口岸的改变。开放海禁前，揽头与外商的交易地点是澳门，开放海禁后，‘揽头’之称不复见于外贸、外交文献（但晚清广东丝织业中仍有‘揽头’，见上文），而十三行商人与外商的交易地点转移到了广州黄埔。”^[46]不仅仅在粤澳贸易和澳门治理中使用“揽头”，在处理与其他东来的外人关系时也缺不了他们。“十月二十三日，通判余垓会同总镇招呼红夷、通事、揽头宣谕：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47]而且，通事和“揽头”可以是一人兼任，如芒迪说：“1637年8月19日，已经按照李叶荣（Noretty）^[48]（他后来成为了我们的Keby 或经纪人）说的意思，正式起草了一份禀文。”^[49]《芒迪游记》的编辑者理查德德·卡纳克·腾普雷（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爵士注释说：“ ‘Keby’显然来自葡萄牙的形式‘queve’（见下面呈送之禀文），意思是中间人。粤语的形式是kan-pan（跟班），即担任通事的随从。粤语固有的这个词汇是指懂商业的经纪人。”^[50]英语中使用“Keby”，同时在一份关于同一事件的文献中，还使用葡萄牙文的形式“包揽（Queve）”^[51]，因知，英语形式是葡萄牙文形式的拼音。

对于李叶荣（Noretty）^[52]，一般认为他是通事，但蒙迪告诉我们，他还兼任“Keby”。从中国官方来说，李叶荣的身份很明确：“李叶荣乃海道与本镇会差之通事也”。^[53]“旧澳夷通事李叶荣”^[54]则说明他不再只为澳门葡萄牙人服务。

李家是一个澳门通事世家。根据一份1629年的档案资料，曾出现了两个姓“Nerete”的通事。其中一个为“Ventura Nerete”，^[55]另外一个名“Horacio”。^[56]

本城的普通通事（Jurubaça）便可罢免文书（Escrivão）。现在可以是 Nereti^[57]来做此事。他最忠实，通文字，并与澳官（Mandarins do porto）和前山寨（Caza Branca）的官员有交往；他已娶妻，居有定所，家有财产。^[58]

此处虽未写明通事姓名，但通过与其他史料比勘，我们知道，他姓“罗列弟”。如《报效始末疏》记录：“先曾报效到京通官一名西满·故未略，通事一名屋腊所·罗列弟。”^[59]

关于此人，一份葡萄牙文手稿记载：“屋腊所·罗列弟（Oratio Nerenti），华人，在澳门有家室，数年前皈依天主教，籍贯福建（Chincheo）。”^[60]

根据原稿，的确是“Nerenti”，但无疑系误写，多添加了一个“n”。而且从留存的汉名来分析，“屋腊所”所对应的是“Oracio”。其中“屋腊”对应“Ora”，“所”的对音是“cio”，而不是“tio”。很明显“列”无“n”的音，因此不是“ren”的对音。词首的“罗”则表明将“N”译成了“L”的音。这是受闽南语“N”“L”不分的影响。“ti”与“tti”的音值相同。

葡萄牙文记载的关于“罗列弟”的资料之一（BA，JA，Cód.49-V-8）

此份文件还有一个更准确的抄件：“屋腊所·罗列弟（Horacio Nereti），华人，在澳门有家室，数年前皈依天主教，籍贯福建（Chincheo）。”^[61]

葡萄牙文记载的关于“罗列弟”的资料之二（BA，JA，Cód.49-V-6）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此条史料，1974年，迈克尔·库珀（Michael Cooper）所标注的出处是：“（Aj.49- V-6，f.522，&49- V-8，f.406v）”。^[62]2010年，董少新给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收藏号：“Biblioteca da Ajuda（BA，Jesuítas na ásia（JA），49-V-8，fls.402v-407v；另一抄本见BA，JA，49-V-6，fls.518-523。”^[63]2012年，汤开建在引用时，给出的出处是BA，JA，Cód.49-V-8，fl.407，^[64]而董少新则注释说：“韩霖：《守圉全书》卷3 之1，第90-91页。括号中的西文名字乃依据故未略《大事记》所加，但有的中文译名未出现在葡文文献中，参见Simão Coelho，‘Couzas principaes’，JA.49- V-8，fls.406-406v.”^[65]我们看到，前两个注释十分混乱，有厘清的必要。在“49-V-8”中，全文正确的页数是“402r-407v”，其中涉及屋腊所·罗列弟的段落在“406r”；在“49-V-6”中，全文正确的页数是“518v-523v”，其中涉及屋腊所·罗列弟的段落在“519v”。

至于这两个“Nerete^[66]/Nereti/Neretti^[67]”是什么亲属关系，父子抑或兄弟，则不得而知。“Horacio”即“Horacio Nereti”，即“Oratio Nerenti”。李叶荣（Paulo Norette）与这两个“Nerete/Nereti/Neretti”的亲属关系有待考证，但他们拥有共同的外文姓氏则显而易见。

在各种异写中，如果我们以“Nerete/Nerette”为分析基准，“Nerete/Nerette”则是葡萄牙语拼写形式，因为葡萄牙语本身很少有以“i”结尾的单词。它源自意大利姓氏“Neretti”。在葡萄牙语中，通常写作“Nereti”，但在古体中，也可以使用两个“t”，即写作“Neretti”。但一个澳门华人为何有一个意大利姓氏呢？通常的情况是，当时在澳门的某个意大利人将它给了李叶荣家族。在澳门，华人天主教徒经常取用西方天主教徒的姓氏。

通过对中西史料的仔细筛查，我们发现澳门历史上果然有一个姓“Neretti”的意大利人。史料不是一条，而是一组。之前的研究未曾注意、使用过它们，因此我们予以全文披露。

这个意大利人的全名是“奥拉齐奥·内雷蒂（Orazio Neretti）”。^[68]

奥拉齐奥·内雷蒂（Orazio Neretti）参加了菲利波·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关于他的部分见第170—173页）的航行。他没有返回欧洲，仍留在东方。在那里，他还是萨塞蒂的遗嘱执行人。1598年，他在澳门。这有弗朗西斯科·卡勒蒂（Francesco Carletti）的见证。后内雷蒂（Neretti）转辗至日本。1617年，他再次回到澳门。在那里，他写了一封给美第奇（Medici）的科西莫二世（Cosimo II）的信。^[69]

下面便是他的佛罗伦萨同乡弗朗西斯科·卡勒蒂（Francesco Carletti，1573-1636）^[70]的有关记录：

当我失去了希望时，天主帮助了我。我父亲去世后第11 天，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律师的弟弟奥拉齐奥·内雷蒂（Orazio Neretti）来到了这里（澳门）。他离开果阿来澳门，以便能够搭上船长^[71]经常去日本的大船。前有所述，此船每年航行于一地（澳门）与另一地（日本）之间。这让内雷蒂（Neretti）大赚其钱。^[72]

至于为何在1598年3月3日至1599年12月之间在澳门逗留，他解释道：“缺少货物使得商人无法装运上述大船。内雷蒂（Neretti）对此感兴趣，他需要继续前往日本。因此，又等了一年，待澳城居民送到葡属印度的商品出售后资本返回。我也本能地只能认命，下面还将看到，我想尽快返回欧洲。事与愿违，我想过放弃内雷蒂（Neretti），继续我的葡属印度之行。”^[73]

也有档案资料涉及这位贵族出身的商人在日本和葡属印度的活动：

然而，澳门的航日大船（nau da viagem de Macau）已于同年8月13日抵达日本，其船队司令（代替唐保罗·德·葡萄牙（Dom Paulo de Portugal））是奥拉西奥·内雷蒂（Horácio Nerette^[74]）（意大利姓名Orazio Neretti，佛罗伦萨贵族）。他得知荷兰人的大船于1600年4月抵达丰后（Bungo）后，于是采取了措施，以获得日本政府将慈善（Liefde）号大船、火炮和人员交付给他。让我们读一下奥拉齐奥·内雷蒂～瓦伦丁·卡瓦略（Valentim Carvalho）报告^[75]（前文已有叙述）的这一章节：“当澳门航日大船的司令（Capitão mor da Nao do trato de Macao）奥拉西奥·内雷蒂（Horacio Nerete）于1600年抵达日本时，得知了这些荷兰人正身陷囹圄。”（51）[（51）见：J.45 I，222]^[76]

进入了1600年。唐保罗（D.Paulo）^[77]的大船抵达到了，船长是奥拉齐奥·内雷蒂（Oratio Neretti）。随行而来的有去有马（Arima）学习（日本）语言的杰罗尼莫·罗德里格斯（Jeronimo Rodriguez），巴尔德萨尔·德·托雷斯（Baltesar de Torres），弗朗西斯科·德·帕瓦（Francisco de Paiva），加布里埃尔·德·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及巴尔托洛美·戈麦斯（Bertolameu Gomez）诸位神甫。^[78]

今年8月13日，他们乘坐一艘由奥拉齐奥·内雷蒂（Oratio Neretti），而不是由唐保罗·德·葡萄牙（Dom Paulo de Portugal）任船长的大船抵达日本。^[79]

16.奥拉齐乌斯·内雷蒂（Horatius Neretti），佛罗伦萨贵族，1600年乘坐唐保罗·德·葡萄牙（D.Paulo de Portugal）的大船从澳门城（civitate Macaensi）作为唐米格尔·德·索萨·皮门特（D.Michaelc de Sousa Pimentel）（澳门船队司令，Capitão Mor de Macao）的使节来到日本（瓦伦丁·卡瓦略（Val.Carvalho），报告，澳门，1615年1月15日，原稿见：J.45 I，222）。……一个叫奥拉齐奥·内雷蒂（Horatio Neretti）人是佛罗伦萨贵族。他写了一份关于我们和这些地方情况的报告，并于去年通过我们的途径发给了大公。今年本月2 或3日去世。我认为要给您指出此点，因为同为贵族的他的兄弟或其他家人仍不知此事，或可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他们一定会很高兴通过这一途径得知——他的坟墓在澳门耶稣会“圣母”教堂^[80]内：海外历史档案馆（AHU），ms.1659 f.115v。^[81]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知道他长期生活在澳门。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名的各种异体。他的意大利语本名是“Orazio”。^[82]这个男性名派生自拉丁名“Horatius”，其词源是罗马氏族名“Horatia”，因此，“Orazio”也可写作“Horatio”。^[83]葡萄牙文作“Horácio”，西班牙文作“Horacio”。^[84]其英语形式是“Horace”，也用“Horatio”。^[85]如此，便知李氏家族意大利姓氏的来源。在中国史料中，两个李氏家族的人留下了汉名：屋腊所·罗列弟（Oratio Neretti）和李叶荣（Paulo Norette）。

通过研读原始资料可知，“Queve”一词是中文借词，且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至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设立的“客纲”和“客纪”。如果我们接受1557年为澳门正式开埠日期的话，它的历史还要早于澳门。其传播程度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首先从中文进入葡萄牙语，然后再从它进入荷兰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几乎包括了所有东来的欧洲贸易先驱的语言。

这个词的使用，至少在明末之前，与澳门息息相关。对这个词的研究使我们知道了，实际上，它是中国当局治澳的一个重要成员。一部分为“保商”型经纪人，一部分身兼经纪人和“舌人”的双重作用，如李叶荣，还兼有运输商的作用。

通过对明末葡萄牙语及其他欧洲语言文献所记载的“包揽（Queve）”和李氏家族意大利姓氏“Neretti”来源的考证，我们对广州-澳门外贸体系管理机制的运作有了更具体而清晰的认识。

5.1651年文献。

明清鼎革后，这个词在葡萄牙语中还在使用，如一份1651年澳门兵头致葡属印度总督的信称：“如果我们的华仆和包揽（queves）要给我们使坏，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得到（中国）国王的善待和眷爱而心生不快。”^[86]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明代和清初都使用的词汇。

【注释】

[1]金国平、吴志良：《“火者亚三”汉名及籍贯考：传说与事实》，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第226—244页。

[2]陈国栋：《从四个马来词汇看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Abang，Kiwi，Kongsi 与Wangkang》，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31—139页。

[3]Departement voor Uniezaken en Overzeese Rijksdelen，Lembaga Kebudajaan Indonesia，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1624/29-1682，Batavia：G.Kolff，1896，p.130.

[4]C.Boxer，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cço（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Lisboa：Fundação Oriente，1993，p.38.

[5][澳大利亚]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2卷《扩张与危机》，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29页。

[6][澳大利亚]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2卷《扩张与危机》，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4页。

[7][澳大利亚]安东尼·瑞德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2卷《扩张与危机》，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3页。

[8]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廈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8—289页。

[9]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p.38，note（37）and p.218.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37页。

[11]Davis，John Francis，A Commercial VOCABULARY，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HONG MERCHANTS&C.&C.ALPHABETICALLY ARRANGED，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MACAO，CHINA：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S PRESS，BY P.P.THOMS，MDCCCXXIV，1824，p.10.

[12]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赵利峰：《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1847—1911）》，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13][明]何乔远编撰：《闽书》第5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5页。

[14]Ayres de Magalhães Sepúlveda，Christóvam，Fernão Mendes Pinto：subsidios para a sua biographia e para o estudo da sua obra，Lisboa：Typ.da Academia，1905，p.92.

[15]Manrique，Sebastião，ITINERARIO DE LAS MISSIONES que hizo el Padre F.SEBASTIAN MANRIQUE Religioso Ermita de S.Aguftin Miffionario Apoftolico treze años en varias miffiones del India Oriental，Y al prefente Procurador y，Deffinidor Geral de fu Prouincia de Poerygal en efta Corte de Roma Con una Summaria Relacion del Grande，y Opulento Imperio del Imperador Xa-ziahan Corrombo Gran Mogol，y de otros Reys Infieles，en cuios Reynos affisten los Religiofos de S.Agustin，En Roma；Por Francisco Caballo，1649，pp.295-296.

[16][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著，金国平译：《远游记》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98页。

[17]Guo Ping，Jin e Zhiliang，Wu，A certidão de nascimento do nome de Macau，in Review of Culture，No.29（Janeiro de 2009），pp.47-59.

[18]金国平：《澳门源考》，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1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2—55页。

[19]金国平：《澳门源考》，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1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50—55页。

[20]郑舜功：《日本一鉴》第6卷“海市条”，味经书屋，1939年，第4页。

[21]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22][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2—663页。

[23][明]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第15卷《督抚条约》，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4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0—351页。

[24]汤开建：《新见16 至17世纪早期澳门史中文文献三种》，载《澳门研究》2015年第4期（总第79期），第77页。

[25]亦称“广东事体”或“广东事例”，其核心内容是对贡舶私货和商舶征税。

[26]汤开建：《新见16 至17世纪早期澳门史中文文献三种》，载《澳门研究》2015年第4期（总第79期），第79页。

[27]S.Pissurlencar，Panduronga；Trimbak Gune，Vithal，Assentos do Conselho De Estado，Goa：Impr.Nacional，vol.2，1954，p.212.

[28]青洲。

[29]关于“孖舲艇”，见华夫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上册，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996页。“吉人道：‘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孖舲艇（广东小快船）码头的孖舲艇都叫空了。’我道：‘这又到哪里去的？’吉人道：‘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我道：‘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见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齐鲁书社，1998年，第200页。

[30]Documentos Setecentistas Portugueses no Arquivo Colonial da Holanda，p.24.

[31]还有类似的涉及：“不务正业的福建人（chincheos vadios）”，Documentos Setecentistas Portugueses no Arquivo Colonial da Holanda，p.41.

[32]Id.，p.48.

[33]Id.，pp.56-57.

[34]Id.，pp.48-49.

[35]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Biblioteca da Ajuda，Jesuítas na Ásia，Cód.49-V-6，fl.462v.

[36]两广总督。

[37]广东巡抚。

[38]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s.460v-461r.

[39]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461r.

[40]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461v.

[41]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p.38.

[42]指澳门的葡萄牙人。

[43]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1608-1667.Vol.III（in two parts）.Travels in England，India，China，etc.，1634-8.Edited by Lt.-Col.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Bt.Published（1919）by the Hakluyt Society，Second Series，No.XLV，p.211.

[44]Id.，Ibid..

[45]《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载《明清史料》，乙编8，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54页。

[46]赵立人：《论十三行的起源》，载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91页。

[47]见《广东文物丛谈》，第116页。

[48]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1608-1667.Vol.III（in two parts）.Travels in England，India，China，p.207 上作“Paulo Norette”。“Norette”与“Noretty”，同音值，可易用。

[49]Id.，p.209.

[50]Id.，Ibid..

[51]Id.，p.211.

[52]“Noretti”之英语拼写法。

[53]《兵部题《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第752页。

[54]《兵部题《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第752页。

[55]见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460.

[56]原文如此。应该写作“Horácio”。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460.

[57]“Noretti”之异写。指“Ventura Nerete”。

[58]Regimento do Língua da Cidade，e dos Jurubaças menores，e Escrivaens，fl.463r-463v.

[59]韩霖：《守圉全书》（明崇祯九年刊本）第3卷《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藏，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下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33页。

[60]BA，JA，Cód.49- V- 8，全文标题：Couzas principaes que no discurso desta jornada acontecerão entre a gente que nella vay e o Capitão Gonsalo Teixeira Correa，章节标题：Couzas，que nesta jornada de Pequim acontecerão entre a gente q nella vay com o Capitão Gonsalo Teixeira Correa，mais notaveis，tocantes ao fim da Embaixada，as quais são as seguintes，começando da Cidade de Cantão，fl.407r.

[61]BA，JA，Cód.49- V- 6，全文标题：Couzas principaes que no discurso desta jornada acontecerão entre a gente que nella vai e o Capitão Gonsalo Teixeira Correa，章节标题：Couzas，que nesta jornada de Pequim acontecerão entre a gente q nella vay com o Capitão Gonsalo Teixeira Correa，mais notaveis，tocantes ao fim da Embaixada，as quais são as seguintes，começando da Cidade de Cantão，fl.519v.

[62]Michael Cooper S.J.，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New York and Yokyo：Weatherhill，1974，p.338.

[63]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5—86页。

[64]汤开建：《明代澳门史论稿》下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33页。

[65]董少新、黄一农：《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65—86页。

[66]葡萄牙语拼写法。

[67]“Neretti 内雷蒂”，新华通讯社译名室：《意大利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02页。

[68]RACCOLTA DI PROSE FIORENTINE，PARTE QUARTA，VOLUME TERZO，CONTENENTE LETTRE，EDIZIONE NOVISSIMA，IN VENEZIA MDCCLI（ 1751 ）：DALLA STAMPERIA REMONDINI，p.11 及Sassetti，Filippo，Lettere di Filippo Sassetti sopra i suoi viaggi nelle Indie Orientali dal 1578 al 1588，REGGIO：DALLA STAMPERI'A TORREGGIANI E C.，1844，p.43.

[69]Margherita Azzari，Leonardo Rombai，Ilaria Caraci Luzzana，Amerigo Vespucci e i mercanti viaggiatori fiorentini del Cinquecento，Firenze：Firenze University Press，2013，p.177.

[70]弗朗西斯科·卡勒蒂（Francesco Carletti）于1573年或1574年出生一古老富商家庭。1594年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做环球旅行，首抵佛得角，后越大西洋访拉丁美洲诸国。渡太平洋来到菲律宾，曾涉足日本。1598年3月3日至1599年12月在澳门逗留。1601年圣诞节抵达果阿，从此开始回程。他的环球旅行从1594年至1602年。1606年7月返回佛罗伦萨并始在托斯卡那大公府上任私人敎师，后又周游荷兰。1617年获学士学位，立即在大公府上出任高级职务。1636年1月12日去世。其游记《周游世界评说》（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 Mondo（94-1606））现存罗马Biblioteca Angelica，1701年初版。在澳门逗留期间遇到了奥拉齐奥·内雷蒂（Orazio Neretti）。关于此人在东方的情况，见Elisabetta Colla，TH CENTURY JAPAN AND MACAU DESCRIBED BY FRANCESCO CARLETTI（1573？- 1636），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núm.17，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Lisboa，2008，pp.113-144.

[71]指唐保罗·德·葡萄牙（Dom Paulo de Portugal）。

[72]Carletti，Francesco，RAGIONAMENTI DI FRANCESCO CARLETTI FIORENTINO SOPRA LE COSE DA LUI VEDUTE NE'SUOI VIAGGI Si dell'Indie Occidentali e Orientali Come g'altri Paesi.ALL'ILLUSTRISS.SIG.MARCHESE COSIMO DA CASTIGLIONE GENTILUOMO DELLA CAMERA DEL SERENISSIMO CRANDUCA DI TOSCANA，IN FIRENZE NEL GARBO，NELLA STAMPERIA DI GIUSEPPE MANNI 1701，p.103.

[73]Id.，p.105.

[74]标准的葡萄牙语形式还可写作“Horácio Nerete”，因为葡萄牙语本身很少有以“i”结尾的单词。

[75]由瓦伦丁·卡瓦略发出，但实际上的作者是奥拉齐奥·内雷蒂。

[76]Schütte，Josef Franz，Visita do Superior Jesuitico de Osaka a Casa de Will Adams（Osaka，Julho 1600），Coimbra：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Cientificas do Ultramar，1980，p.231.

[77]全名为唐保罗·德·葡萄牙（Dom Paulo de Portugal）。

[78]Schütte，Josef Franz，MISSIONES ORIENTALES 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I：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 1553- 1654，MONUMENTA MISSIONUM SOCIETATIS IESU，VOL.XXXIV，1975，Romæ：Apud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su，p.415.

[79]Id.，p.360.

[80]即大三巴教堂。

[81]MISSIONES ORIENTALES 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I：Textus Catalogorum Japoniae 1553-1654，p.360.

[82]Lareina Rule，Name Your Baby，Toronto；London：Bantam，1986，p.149.

[83]斯坦利·萨迪（STANLEY SADIE）主编：《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TION 26 TWELVE-NOTE TO WAGNER TUBA），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及Name Your Baby，p.149.

[84]张力主编：《世界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及Name Your Baby，p.149.

[85]张力主编：《世界人名地名译名手册》，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及Name Your Baby，p.149.

[86]Da Silva Rego，António，Macau entre duas crises（1640-1688），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Anais，II Série，Volume 24，Tomo II，Lisboa，1977，p.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