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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转型驱动:冲突视野下的本土城市设计

【摘要】:自此,党中央国务院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其他三个中心的建设并立,成为上海发展的又一重大决策。在2009年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工作大会上,虹桥商务区的开发与两个中心建设、浦东扩区、上海世博会等被并列为推动上海市结构调整来促进发展的六件事。

“四个中心”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成为中国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1992年十四大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1995 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大决策;1996 年中央再次提出“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自此,党中央国务院将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其他三个中心的建设并立,成为上海发展的又一重大决策。近十数年间,其中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也已具雏形。2006年,上海还进一步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然而,2007年以来,上海工业生产、财税收入、外贸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持续下滑,在港口和航运业,多年未见的负增长也随即出现。这导致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地带,也出现了土地空置、项目停滞等现象。时任上海市长韩正曾在多次公开场合表示,上海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应以将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作为突破点,促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上海因此将加快建设“两个中心”的诉求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并借由《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在国务院的审批通过,彰显了“四个中心”长远目标转入“两个中心”的建设路线和时间进程,促成了“两个中心”建设实质性进展的取得。对上海而言,由于20世纪90年代浦东国家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中心已逐渐东移。不过,随着2008年7月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开工建设,长宁区、普陀区、闵行区、青浦区等开始围绕交通枢纽规划自己新一轮的发展,“大虹桥”的概念被放大:由“交通枢纽”的概念,发展到涵盖产业、空间、结构、布局等多层面整合的意义。在2009年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工作大会上,虹桥商务区的开发与两个中心建设、浦东扩区、上海世博会等被并列为推动上海市结构调整来促进发展的六件事。此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话题愈来愈热,相关建设区域日趋活跃。

2009年9月23日虹桥商务区的整体架构首次正式对外公布。以虹桥交通枢纽区域为中心,规划涉及上海长宁、青浦、闵行、普陀、松江、嘉定六个区。大虹桥地区不仅具有庞大的经济总量,还具有商业环境上明显的比较优势,集群优势明显——建构八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集聚区。也正因为“大虹桥”巨大的潜在发展能量,虹桥商务区的发展建设在当时看来,就极可能深远地改变上海的发展格局——决策者在浦东开放之初试图借助浦东开发来“声东击西”,可浦西并没有被有效带动起来,而现在大虹桥的建设与浦东体量相似,将有可能成为促进上海发展的另一个“轮子”,带动浦西的发展。

规划中的大虹桥不仅试图解决四个中心建设中贸易中心比较薄弱的问题,更试图助力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对上海、长三角乃至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拉动作用。虽然,由于工程巨大,大虹桥的开发建设必然会有遇到诸多瓶颈以及障碍;同时,根据浦东开发建设的实践,虹桥商务区功能作用的实现和成熟将经过15~20年(文伯,2011),其开发建设也涉及各级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协作,才能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但是,大虹桥的建设已不同于当年浦东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实验性开发建设推进,也不同于急速推进郊区城市化和空间结构调整的新城建设,而是具有了诸多自身发展特有的优势和特点: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对区域社会和经济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独特的区位优势,系统规划、稳步推进的后发优势,低碳实践的理念引领,机制创新与制度配合等。2010 年5 月,国务院在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进一步明确,要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构建面向长三角、服务全国的商务中心。可以说,建设虹桥商务区,是上海着眼于发展布局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着眼于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努力实现“四个率先”,着眼于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做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2011年《上海“十二五”规划》 (2011—2015)将其列为重点发展地区,明确提出要“基本建成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着力打造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新平台和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商务中心”。2015年9月,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与闵行、长宁、青浦和嘉定区人民政府共同发布《关于推进虹桥商务区发展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共同打造世界水准商务区的联动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