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可持续城市设计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基于上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与空间演进的阶段耦合与特征解析，并借助一种社会建构下空间建构与社会行动策略耦合的生成机制，本书将上海的实证研究具体落实于“技术路线”和“行动路线”的联结性分析。

基于上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与空间演进的阶段耦合与特征解析，并借助一种社会建构下空间建构与社会行动策略耦合的生成机制，本书将上海的实证研究具体落实于“技术路线”和“行动路线”的联结性分析。

一方面，1990年以来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规划设计项目涉及中心区、滨水区、老城区、新城/镇、功能区等不同范畴及类型（表2.11）。本书根据研究对象与侧重点进行选择过滤，基于不同的冲突面向和建构导向，择选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新天地、多伦路社区、黄浦江两岸的综合开发、东滩生态城、虹桥商务区、上海世博会及“后世博”七个城市设计实践案例的空间建构方式为坐标，进行一种技术路线分析（图2.22）。这里的案例选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密切关联，并内在地体现出一种可持续建构发生发展的现实过程：从对经济的过分倚重到功能整合、转型发展；从商业语境下的保护倾向到更加侧重文化内涵、综合环境，以及朝向更加全方位的保护格局；从偏于理想化的全体系生态建构到现实可操作的低碳、后续利用图景。随着2015年《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颁布，提出实行区域评估，强化公共要素，以及促成实施计划等管理制度；一系列更新试点项目的推进，标志着上海进入系统展开更新工作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加强历史风貌的保护，2017年又开始全面推展50年以上历史建筑普查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上海2035”率先提出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促进城市发展从传统的增量拓展向存量提升转型，等等。可以说，上海进入更新与创新时代，也促使我们后续结合相关案例进一步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

阶段1（1990—1998）：着重聚焦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上海新天地两个案例的发生发展，其代表的是在中国GPD年均增长近12%、处于政治经济改革又一次高潮、服务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发展背景下，面向多元冲突语境的城市设计凸显经济权衡、风貌特色、运作视野，从而推动上海城市中心发展、历史地段保护，并由此奠定了上海跻身世界、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石。

阶段2（1999—2005）：重点体现为多伦路社区的保护更新设计、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推展及东滩生态城的设计理想与实践困境的分析。在这一阶段，随着上海经济增长开始转由第三产业主导，开始持续稳定增长，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显著增强，郊区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显著提高。在现实的快速城市化驱动下，政府着力探寻更为多元和适宜的城市发展模式，社会力开始在一系列矛盾激发下试图型构地区发展的助力，城市自主创新能力与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增强，文化与环境保护也进一步得到重视。多伦路社区、东滩生态城的案例凸显其社会及生态方面的典型意义；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实践推展更是多元冲突聚合下的产物，将环境改善与功能转型综合地容纳进来，并贯连了外滩改造、世博会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阶段3（2006年至今）：随着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6年上海再次明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提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其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之初呈现为快速上升。在2007—2015年，上海经济发展则呈现波动回落——仅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年较上一年有所增长。这一阶段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举措、城市突发事件的发生等，都共同作用于城市现实的发展过程，并将城市空间扩张、资源环境约束、本土社会契合、城市转型发展等多层次的关联维度囊括进来，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如2006年正式开始建设的世博园区工程、2008年启动的虹桥商务区的规划建设这样的典型案例之中。与此同时，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黄浦江两岸的建设开发等还远未结束，后世博时代的世博会拉动效应减弱，后续利用强化，上海在多区域、多层次、动态化的规划设计推进语境中，于转型过程中面临多方面冲突的合力激发——既面临重大挑战，又具有无限机遇。

表2.11　1990年以来上海主要的规划设计项目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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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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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城市设计案例的时间分布及特征架构

其间，以城市设计案例综合为主体，关涉社会事件与行动的渗透，本书后续章节试图结合一系列具体事例和关键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以城市设计与规划分析内容为着眼点——考察城市设计案例的主导发展阶段，在上海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能够重点反映的问题所在，明晰研究观点；另一方面，结合城市设计案例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考察其间相关的社会事件与行动，在案例分析中融入对于冲突领域的建构及其主要表现的具体化分析，进一步提炼其间有益的本土策略；同时，试图将冲突分析的要素容纳进来、融入研究之中，对城市设计案例发生发展的战略背景、设计谋略、空间建设实践、效应与评价等进行分析与阐述，结合冲突领域所涵盖的问题面向进行统合考察，提取策略共性之处（图2.23）。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2007—2012年这5年内上海《新民晚报》中涉及五个冲突领域的社会事件进行汇总分析（图2.24），并参考其间有关城市热点的关键主题事件（表2.12），根据研究对象与侧重点进行选择过滤，提炼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区开发，旧区改造与文化复兴，宜居环境与生态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本土治理”四个主题展开一种行动路线的分析。四个主题各有冲突侧重地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和催生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重大事件、社会行动、冲突表现纳入进来，在内容组织上尝试一种连续的、过程式的分析，并与嵌入其间的规划设计案例相辅相成，来共同达成一种社会语境和行动进程的描摹与展示（图2.25）。每个主题不同程度地涵盖更为细分的探讨领域（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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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空间建构策略研究的“冲突”楔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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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上海《新民晚报》中冲突领域相关事件的统计分析

表2.12　有关城市热点主题事件的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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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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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社会行动策略研究的“冲突”楔入方式

综上，将上述“技术路线”与“行动路线”的架构进行联结和叠合，则可以初步描摹出空间建构策略与社会行动策略实证研究的耦合分析的图景（图2.27）。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在“技术路线”的案例研究中，应尽力避免纳入太多的其他因素干扰本质性的认识，并尽量缩小在具体实践和空间问题上的不无道理的分歧——即使缩小的程度与我们所要求的尚有距离，结果仍需进一步思考和研讨——这一原则将指导我们得以更好地审视最为迫切的问题和最为急切的需求；同时，不能把某一建构领域视为是从属于或服务于相应的空间形态或社会现象的存在，而要将其作为社会技术或生活方式的一个具有建构功能的组成部分，以免误入简单的物质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陷阱中。此外，为了避免过分约化的倾向，本书将在案例的空间建构策略分析中，注重对其实践建设、技术方法、公共政策等变量的具体分析，来促使策略研究更具可行性、实践性。另一方面，在“行动路线”的社会事件发展的研究中，则需要关注其中所蕴含的静态和动态的两种路径：其一，社会行动要素可以静态地划分为行动的主体（行动的主体及其目的、需求）、行动的场域（行动的条件、手段）以及行动的规则（行动的战略、制度、规范）等不同考察领域；其二，对于实践过程或微观样本的研究，体现为一种动态发展的分析路径，即体现为对行动起点、程序和结果的过程性认知。动态和静态的分析相互结合，则有助于促成更为全面的对于社会行动策略的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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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社会事件的发生脉络及特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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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技术路线与行动路线耦合的实证分析框架

【注释】

[1]“十九大”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可持续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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