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思路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是为了探查上述冲突情境本质上的社会发生机制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本书还将以一种社会建构的视点启发，来促进一种可持续城市设计策略选择、冲突求解的社会过滤。表2.8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社会建构思路建构导向2：技术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

正是为了探查上述冲突情境本质上的社会发生机制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本书还将以一种社会建构的视点启发，来促进一种可持续城市设计策略选择、冲突求解的社会过滤。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1959）认为的，许多冲突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能被解决，而经常是通过妥协而被控制。在上述五个冲突的发生领域，一部分可以借助设计的早期阶段而减弱或消除，而大多数则是无法借助设计手段和开发过程来根除的。因此，这里分析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框架，而是如前文理论框架中指出的，将社会建构理论引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规划与设计学科的研究视野之中，试图借助“社会建构”的视点发掘一种可通约的分析思路和导向框架，转换为一种技术手段、一种交流工具，来探寻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思路对于基本元素建构的作用与影响，朝向一种创新性的认识与分析问题的途径，并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启发和指导当前我国本土可持续城市设计的应用视野与策略生成，使“社会建构”的思路呈现一种面向当前核心冲突的包容性合题。

总结来说，本书中的“社会建构”强调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社会性侧面的拓展、多层次的技术观念及建构与反省的功能，进而引发关于社会建构思路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变革取向的探讨：面向空间、技术、行动、制度多元领域的复合功能建构（表2.8），以利于考察和解析现实情境背后的社会作用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建构导向1：空间的社会聚合性。经济全球化、快速城市化所激发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与建构模式上。日本规划理论家渡边俊一曾经将早期规划者面对工业革命以后大城市的环境恶化、拥挤贫困等严重问题、为建立“理想城市”而形成的规划策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理念：低密度开发、小规模化及用途纯化。正是将这三大理念集大成的《雅典宪章》所导致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计划贬低了高密度、传统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这种固有缺陷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建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正如前文指出的，当前亟待引入一种社会空间的研究视域，拓展当下语境与社会现实的联结视野，启发全新路径和领域中的研究实践。这里空间社会聚合性的建构强调以下基本空间视点。

其一，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列斐伏尔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它自身的空间”；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只有“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之间存在一致性”时，空间才能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和功能。

其二，空间是社会力量的源泉。空间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一种消费对象，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一种符号和意义的系统。大卫·哈维认为“对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的力量资源”。

其三，空间与社会相互建构。空间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载体，它本身对于城市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也十分重要。空间可以反映出社会群体内在的变化，往往受群体内聚力及动力支配，呈现或向心或离心的现实状态或发展趋势，空间原本存在的差异也构成了各种变化的背景。

现代城市空间的建构绝不仅仅标志着物质性的拓展，而是一个容纳了人们之间密切联系的社会空间，受到权力、资本、文化与价值观、场所及特征、风俗习惯、个人兴趣等社会因素的影响^[1]。可持续语境下城市设计空间建构的社会性聚合，实质指向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关注社会性要素的空间建构功能：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特定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其中也囊括了由于社会政治乃至其他因素的涉入而导致的偏离与博弈；现有空间格局、社会情境下又激发社会群体的适应与调控反应，进而促进形成新的空间格局与发展契机。这里，空间的社会聚合性作为一种建构力量，将重新构建可持续城市设计策略建构的现实，体现为一种空间建构的实践意义和社会反映：将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建构置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下来考察，将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与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综合剖析。

表2.8　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社会建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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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导向2：技术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当前全球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显露出我们单纯强调高科技和高技术、强行移植的理论及实践形式来建设和发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人们正日益增多地开始重新审视技术的社会价值，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减弱和消除技术社会负效应的产生。在今天，“技术”内涵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一种注重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调节的、关注社会价值整合的“社会技术”，强调借助社会推动、有效组织、实施与评测等多种手段来影响和调节社会活动、发展模式，并反过来又促进技术整合与创新、组织管理与协调。与之相一致的，社会建构论首先强调技术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强调技术活动受技术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影响，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作为一种实施工具，技术路线的选择是从理想到现实的第一步。朝向一种“社会技术”建构的可持续技术，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技术层次上的映射，它所寻求的是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合点，其在本质上体现了解决危机状态的一个理想响应，也显示出这样一种指向：其技术选择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作为自己的发展前提，注重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问题，有针对性地、更加多维度地考量技术的标准、实践方法和实施效应，促进实现技术与生态的最优化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作为实践客观产物的技术，其本身的性质是不能选择的、只能通过不断改进来改变。然而，人们却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生存或行为方式来促成技术性质的改变。例如，可持续语境下选择基于自然系统自身恢复能力限度范围之内的技术，调节社会行为在经济和生态关系上的冲突等。从根本上，技术是否适宜还是应当取决于它们对发展目标的贡献能力；技术功能的发挥，根源还在于技术的结构与向度，而非技术的层级与广度。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而言，平衡的生态体系、适当的生活方式、废物的循环利用及本土技术等低成本、高效率的适宜技术举措，可以是更富价值的适宜技术手段。技术实践的最终结果还是需要对现实发挥建构和指向作用，并需要通过政策或立法的形式加以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白。这就决定了技术的研究与实施，一方面要关注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引导政策，使其参与到技术发展的实际决策中。

就技术的发展而言，社会建构论者将其视为相关因素建构的结果，认为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群体或角色赋予的；就技术的变迁而言，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单向发展过程，而是普遍存在不同角色或相关社会群体参与。海德格尔把关于技术的规定分为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两类基本观点：前者指技术是目的的手段，后者指技术是人类的行动。网络理论以“嵌入性”为思想基础，认为人类行动是被社会性限定着的，它嵌入于现存的个人关系网中，而不是由原子式的个人单独进行的。对于实践行动而言，现存的社会情境构成了行动的场景，也是行动进行力量调节的内在组成，并借助现实的生成特性、过程客观性和异质性要素的耦合，塑造出了实践情境的特性。

建构导向3：制度的社会激励性。制度是被制定出来、可以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及行动选择的一种规则系统。约翰·罗尔斯提出应该从两个方面对制度进行审视：一是作为抽象的目标，即由一个规范体系所表示的一种可能的行为形式；其次是这些规范制定的行动的实现。其中，在制度作为一种行为形式方面，按康芒斯的说法，制度构成了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抑制、解放和扩张。一种好的制度，致力于规范个人行为以使其既有利于个人利益又要符合群体行为目标的同时，还应该避免或消解基于多人合作而可能产生的自我否定式的矛盾与悖论，或者在它难以根本消除时，一旦出现，群体就有能力和办法去解决之。

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好的制度还要尽量充分地体现社会群体中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更多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任何制度的设计及其贯彻与执行，都离不开执行者及受影响者内心的认可与接受。在制度所导向的行动的实现方面，由于在人类应对挑战和危机的各种行为中，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最具有根本性——它的作用就在于节约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因此，随着如今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日益深入，制度安排的作用日渐得到重视。王志忠指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被认为是有效激励制度供给的不足。这使得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及第二行动集团必须突破制度瓶颈、加强社会激励，以避免或消解社会冲突、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可能。对此，本书尝试从三个方面予以阐析。

第一，制度结构。在制度分化基础上形成相互支持的制度结构，并促进既有制度的改进与发展，是减少、化解、约束各种社会矛盾及其负面影响的根本之路。

第二，制度创新。任何一个制度体系的创立都会致力于制度发明、制度创新及技术创新，来遏制、规治甚至消解所面临的矛盾冲突，防止群体合作被内在的矛盾冲突粉碎。制度供给者应注重制度本身及制度运行的公正性，鼓励人们遵守制度，从而促使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更成为一种社会激励。道格拉斯·诺思强调，在制度创新的动力问题上，很重要的是国家的作用，尤其法律层面的规则“不仅造就了激励与非激励系统去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同时也决定了收入分配及社会福利的基础”。

第三，关于制度原则。现代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复杂性的增强，使得有效制度供给总是少于有效制度需求，从而造成有效制度缺乏、制度无力和制度漏洞等情形。在这一情形下，缺少了社会由以产生社会运作机制的制度约束，冲突则会更加活跃，也势必造成更多的“外推”“搭便车”及不合作行为。因此，减弱矛盾恶性积累后激烈爆发的风险，减少消极对待冲突问题的做法，并促使外部性更多地内部化，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所在。

社会建构思路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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