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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与管理解决环境与资源危机

【摘要】:正如本书开篇指出的,目前我国众多的城市正在以严峻的资源危机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口的超负荷发展和活动,造成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空间发展模式、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危机状态。图2.13上海单位GDP能耗及其增速图第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制度薄弱。但未来,在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城市绿化等方面,上海仍然有很大压力,还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

正如本书开篇指出的,目前我国众多的城市正在以严峻的资源危机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口的超负荷发展和活动,造成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空间发展模式、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危机状态。

第一,城市生态失衡。近年来,随着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上海中心城区不断扩张蔓延,土地资源快速消耗,生态用地或被占用,或被分割,快速城市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据统计,2005至2010年期间,上海市生态用地年均降幅占陆域总面积的2%。与此同时,城市住房建设、产业发展、交通设施改善等对土地的需求仍十分旺盛,生态用地的缩减、城市生态的失衡是制约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过度占用土地资源、进行低密度开发对于上海未来的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利的模式还将造成土地产出率低下及土地的不可持续利用,造成设施建设的低回报率以及缺少规模效应、城市配套服务可达性差、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等不利状况。此外,甚嚣尘上的“雾霾天”之类的恶劣情况,似乎也进一步宣告了城市生态的严重失衡。

第二,污染严重,影响民众健康及生活环境质量。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作为城市系统的代谢物,已成为现代城市最突出的四大环境问题,被人们称为“四害”。当前,我国城市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处理率还不到30%,近80%的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使得许多城市和周边农村河道、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生活垃圾也日益增多。城市垃圾处理率还不到50%,而且其中一半以上是未经处理的露天堆放,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城市的绿地被违法建筑不断地蚕食;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机动车尾气已逐渐成为城市主要的污染源。当前,雾霾、垃圾围城、噪声、机动车污染、油烟和扬尘污染等环境问题都极为突出,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和健康。一些地区的居民对环境的需求与现实的状况存在很大差距,矛盾突出。

第三,能源约束与高消耗,空间发展模式亟待转变。城市的快速发展往往带来能源消费的高涨,由此进一步造成能源短缺,这制约了城市未来的发展速度与水平,也影响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十一五”时期,在不断节能减排的举措下,上海清洁能源比重上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十二五”期间上海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5%,“十三五”期间则继续有所下降,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但能源消费仍呈现总量持续扩大。上海单位GDP能耗“十一五”以来呈“W”形波动上升(图2.13)。同时仍存在清洁能源比重偏低、工业能耗比重过高、交通运输业能耗刚性增长等诸多问题。事实上,城市形态不同往往存在建筑结构的不同,进而造成能源利用效率的极大不同。得到世界上众多专家认可的是,建筑的能源节省可以通过紧凑城市来促进实现。通过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的转变,可以改善居民出行方式、出行分布,调整城市交通结构和城市建筑耗能,进而影响着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

图2.13 上海单位GDP能耗及其增速图(1985—2015)

第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制度薄弱。一方面,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当薄弱,欠账很多,特别是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危险废弃物处置等建设能力尤显不足,上海也面临这样的状况。因此,上海从2000年开始连续推进了多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大大提高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未来,在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城市绿化等方面,上海仍然有很大压力,还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此外,就“公共物品”而言,其往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基本特征。本质上,资源及环境属于“公共物品”,涵盖大量“公共领域”“搭便车”情形便极易出现。政府由于兼具权力与权威性,可配置公共资源及调动各种资源进行资源和环境的强制性管理,由此往往构成了治理行动的主体。然而,尽管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构成我国当前资源与环境保护的行动取向,但从制定宏观政策到执行到微观操作,现实中的治理体系仍基本有赖于政府一己之力,市场、社会主体、个人的力量则严重缺位。同时,我国资源与环境管理政策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并逐步进入法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