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城市设计与本土策略：新旧冲突与上海城市变迁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建”与“拆”的过程在我国正以多重方式释放着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创造力，拥有同时创造兼具“钢筋混凝土森林”和可持续生态城市的能量，同时也在测试着人类规模生产及市场化发展的局限，并使与不可逆力量奋力抗衡的文化、传统、习俗及传统城市物质空间显得势孤力单——一种“新旧冲突”激化的发展格局下，上海城市的时空格局、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等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全方位的变迁。

“建”与“拆”的过程在我国正以多重方式释放着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创造力，拥有同时创造兼具“钢筋混凝土森林”和可持续生态城市的能量，同时也在测试着人类规模生产及市场化发展的局限，并使与不可逆力量奋力抗衡的文化、传统、习俗及传统城市物质空间显得势孤力单——一种“新旧冲突”激化的发展格局下，上海城市的时空格局、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等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全方位的变迁。

第一，城市年轮的断裂与再格式化的泛滥。城市的发展如同生命的兴衰，需要有机地生长。而像巴西圣保罗所出现的城市空间的布局和民众的生活条件都出现新的碎片化现象，是我们所要极力避免的。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结构性变迁使很多城市失去了应有的生命力。很多城市被“再格式化”，拆旧城建新城、快餐文化等的流行，破坏了城市的生长年轮，给城市的发展、历史及文化特色造成了伤害。

上海1990年以来的浦东开发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增长期。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的规模空前，住宅建设速度惊人、旧城改造以“推光式改造”为主体大范围地推进。在经济发展上，这种旧城的改造是成功的，政府支出少，甚至能为公共设施的建设筹措资金，居民的住房面积、住房配备和绿化环境得到了提高。但在城市形态与文化上则日益呈现出大量负面效应：代表着城市文脉和历史记忆的旧城区被大规模拆除，旧有的城市肌理断裂甚至消失、历史文脉被截断。即便作为商业上成功运作的典型案例的上海新天地，其“拆十还一”的方式也是值得警醒的，而且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毫无特色、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建筑。中心城区的居住性转变，也使得与普通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文化也发生了突变。

此外，大规模改造还日益突出地造成了城市拆迁补偿等矛盾的激化。不少低收入居民被迫进行住房消费，导致部分居民被迫外迁到缺乏生活配套设施的城市边缘地带，由此造成了工作与生活的困难，而回迁的居民往往发现，居住和生活成本都大大提高。事实上，当“危旧房改造”开始追逐土地交换价值，并呈现一种开发导向而被不断推进，商业价值较高和改造成本较低的地区大多数都被开发完毕，而一些基础设施和住房条件都亟待改善的地区却由于改造成本过高而被“有选择地遗忘”，从而有成为城市“贫民窟”的危险。可以说，在经济和政治理性的驱动下，地方政府、资本和市场共同将城市转化为“增长的机器”，并试图借助规划的力量实现土地交换价值的提升。空间作为体现市民社会内涵、行使市民权利的重要场所的使用价值和意义却被忽视。

第二，空间的极化生产。吴雅菲等对上海外环线以内地区的居住空间分异进行了分析和计算。结果表明，上海居住空间结构已呈现出同心圆、扇形和多中心三种模式的合成特征，围绕长宁古北和世纪公园两个中心同心圆扩散、东西向上两个住宅租赁价格高值区扇形发展、交通导向较为明显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已经形成。其中，市场机制是居住空间分异的主导力量，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公共政策未加以有效引导也是重要原因，其后果是社会隔离加深、社会对比加剧与社会公平受损。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单元内，城市居住区的同一阶层主体构成的格局更为强化，阶层之间出现了城市空间上的隔阂，这也就是城市社会地理上的“马赛克化”。在这种城市社会空间状态下，居住区成了“排外的装置”，而“房地产价格的弹性也有助于加强社区的一致性”（卡斯特，2001）。这种分异及边缘化的空间，有的表现为有防卫的高级社区，还有的则表现为外来人口聚居区、贫困和弱势群体聚居区。

这种社会空间分异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已逐渐显现，上海的上只角呈现明显的居住分异，下只角也正处于日趋分异的过程中。其中，拆迁过程是“功不可没”的。在上海的中心区域，由于商务、办公、酒店、展览等第三产业的聚集，加上原住居民的同时外迁，一些城市地区出现了无人居住的现象，这种广受批判的“死城”现象，即为城市的“空壳化”。例如，南京东路河南中路至黄河路段及汉口路至天津路之间已全部开发建设成为商办建筑，外滩地区河南路以东、广东路至宁波路之间的区域居民也日渐稀少。这种现象在人民广场、豫园也同样存在。事实上，自从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以来，以居住分异为典型特征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正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公共住房政策在一些地区由于目标定位的偏差，在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安排中选择了“孤岛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的空间模式，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极化。

第三，场所社会性的遗失。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趋同于库哈斯（1995）笔下的“普通城市”，被资本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取向、被政府精英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着空间重组，成为由各种复制而成的商务中心区、步行街、高级别墅区、主题公园拼贴而成的美丽画卷，而拥挤的贫民区、杂乱的跳蚤市场成为其中不和谐的“污点”，也是在壮观的未来城市规划模型中绝对不可能找到的。空间，成为规划师手中神奇的魔棒。这种神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空间物质性与社会性的脱节：可以根据“需要”赋予各种外观或填充不同的功能，但设计所满足的“需要”，往往不是来自真正的使用者，而是拥有资本或决策权的“甲方”。人们真实的生活体验在千篇一律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场景”中被机械化和同一化，导致场所地域性认同的丧失——空间距离的接近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认同。与之联系的，在当前我国许多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还几乎看不到“人”的身影，往往局限于数字的表达，缺乏真实生活的“空间记忆”。在设施布局方面，通常仅考虑空间规模和距离等物质性标准，缺乏对服务群体属性和需求差异的考虑，缺乏对开发机制的考虑，亟须拓展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住房供给、城市犯罪预防和环境安全等影响当代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并对发展政策进行更为全面统筹的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当前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评价城市发展状况的基础数据和指标主要集中于GDP等经济指标，对直接反映人们社会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的研究与应用发展滞后，也缺乏与正式的规划和行政程序的结合。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关注亟须被引入现有的研究框架中，既包括对社会群体的特征属性、真实需求的探知，也包括社会研究技术方法的拓展，以及对当前城市管理体制的融入与配合。

第四，公共空间的“私有”与“失落”。现实生活中，由于城市政府自身利益诉求的滋生、公权与资本的共谋，相对于生产性空间的重要地位，那些和生产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公园、广场、学校和医院等公共空间，往往在逐步边缘化和私有化过程中，不断缩减甚至丧失，甚至成为被少数富人隔绝、独享的私人领地。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1977）历数了那些导致人们生活私有化及“公共文化终结”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而且，“人们越是不去使用公共空间，就越没有动力去提供新的公共空间及维护现有的公共空间。如果其维护和品质下降，公共空间被使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加剧了衰败的循环”（马修·卡莫纳，2005）。这种循环是当前我国城市更新中已经切实出现的和应被极力避免的，其中所渗透的则是资本逐利、公民空间权益、政府制度设计的三方博弈——以利润最大化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及与资本利益共谋为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亟待公众空间权益的保障与空间正义的应和。由于过去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长期偏少，以及过度强调了城市的生产功能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呈现明显的供不应求。苏州河两岸在规划改造前，曾一度被肢解成一块块私家领地，造成普通市民无法接近苏州河岸，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阶层对立。可以发现介于有限且昂贵的城市土地价值，开发商总是尽可能地扩展居住、商业用地，哪怕需要牺牲公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例如，本已成为城市稀缺资源的公园正日益增多被赶来“搭便车”的高档楼盘密集包围，“公园物业”带来周边地产开发热潮，而类似陆家嘴地区这样的高密度建设区域，尽管高楼林立却缺少可供人交往的公共空间，成为罗杰·特兰西克所称的“失落的空间”。

可持续城市设计与本土策略：新旧冲突与上海城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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