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建构意义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我国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核心发展目标，可以过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预期。由于兼具空间、时间、政策等多维内容，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开发建设实践中对本土现实机遇的把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并挖掘潜在价值。

事实上，城市发展中对于本土策略考量的发展模式探索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迅速崛起，东亚、印度、非洲、拉美及后来的俄罗斯都在不断探索、整理、提升发展模式理论。虽然其间的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却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在政治运作、信仰纷争、实用性及与世界秩序的对接等方面都存在着界定和操作的困难，很少有成型的本土模式能完好、独立地发挥作用。霍华德·威亚尔达指出，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一国的发展虽然很难归于某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但本土发展模式至少不失为混合发展形式的一种。因为本土发展模式毕竟是自立、自为的根本，本土发展模式即使难以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上施展，但在社区层次上的有效性、适合性、经济性、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本土发展模式也有不少问题，但是与那些单一的、静态的应对思路相比较，本土策略因其强调多样性和动态性等思想属性，具有优势。近年来，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本土策略的价值边界似乎正在拓展，涉及全球环境治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发展的反思等多重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另一方面，本土策略也普遍存在被忽视与受压制的境况，并在某些方面具有消亡和终结的倾向。

当前已有的与本土策略相关的研究涵盖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与城市规划学等重要领域，并集中体现在地理环境、建筑与景观、社会关系与情感认同、社会文化与制度、诠释与适应的过程、技术与知识等方面；对本土策略可以落实于怎样一种生成机制，并在千差万别的实践领域中发生作用，更有效地促进城市建设与发展，还未进行系统研究。

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长期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权威引导的市场经济，渐进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为解释中国现象的“本土”理论框架的提出提供了合理性来源，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政治的制定与社会群体意识的唤起。然而，其中某种程度上仍带有一种长久以来的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模式的积极关注也并没有掩盖其对中国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审视。可以说，对于当前发展国情，我国更应对现有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考察本土发展的过程及现实情境，更多地透视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探索本土应对的发展思路与价值重估，而非自信满满地将其定位于某一种完善的模式、停滞不前。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从根本上来说，任何理论模式、政策主张与发展计划，若想取得成效，终究还是应基于社会发展的本土实际，必须经由当地人们自身的努力，将之转化成一种本土性发展与内源性发展之动力。这也是本书强调“本土策略”的建构与利用，并将其纳入当代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研究视域中的重要原因。

正是我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明与情感方式、对科技发展的理性反思及我国内源性发展的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城市发展必须走一条黏结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理想与实践的人性化道路，并寻求相应的制度变革与环境条件的支持，在兼具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同时，具有全球发展的战略眼光。在本质上，本书对于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内容的建构，强调的是一种要素耦合、新质突现的方式，试图通过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达成自身的建构：一方面是针对“传统”的“创新”能力，即产生具有生命力的新信息、新方法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面向“情境”的“实践”能力，即对具体的问题挑战能够做出有效回应，并在挑战与回应中重构自身。

在一味追求技术和经济效益、经济结构与社会服务差异矛盾凸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在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转变、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与利益冲突加剧的社会环境下，在本土制度方式与社会文化权力失衡，新型社会控制机制因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而效力不强、有失公平的现实背景下，各种作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凸显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与现实中的本土化表现的激烈碰撞，并更为集中而尖锐地体现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国特大城市的实践发展中。非常明显的，传统的物质性建构已不能解决诸多新问题的出现，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需要把城市发展过程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起来，置身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语境来分析社会实践中冲突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探寻防止冲突聚集、激化的有效措施和机制，探讨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公平的社会制度与设计方法。关于可持续城市设计理念与技术内容的探索，离不开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的支撑和包容，需要融合多学科、多领域、多元化、多样性的综合分析和整体考量，才能更具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

我国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核心发展目标，可以过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预期。

其一，思想观念上的革新作用。对于我国及代表性城市现实的发展格局、地域特征的本土情境的研究考察，更能反映城市的内在特点和复杂性，从而构成了城市朝向可持续建构格局的本土基石。另一方面，对本土社会、技术格局及本土特征的综合考量，也有利于激发我国城市可持续性建构的内生活力，促进现实发展机会的整合。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可以融汇这些优势而从发展的思想观念上有所革新。这里也应避免刻意限定可持续的本土化，而忽视外来与本土应有的融合。

其二，开发建设中的推动作用。由于兼具空间、时间、政策等多维内容，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开发建设实践中对本土现实机遇的把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并挖掘潜在价值。借助本土思路对更趋适合当地整体空间发展的、具有生长性特点的设计和管理策略的梳理，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开发建设实践运作的更具前瞻性、可行性和实效性。

其三，技术方法上的驱动作用。城市设计可以采用调查、评价、空间设计及反馈等多种方法，针对城市规划与建设进行技术调控。在可持续框架下对本土要素进行挖掘，可以促使在整个策略的执行过程中，除了单纯的技术考量之外，还将纳入社会评价与动态反馈机制等，促进调控体系的开放契合及动态关系。

其四，制度改革中的实验作用。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有利于从结构架设、程序设计、实践导向的多方视野，来促进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开发建设，更利于借助其多层次、发散性的建构模式，促成其在当前我国制度模式框架中的创新性和契合性实验。

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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