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城市设计：冲突视角下的多元发展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传统格局与西方体系的冲突、融汇，人的思想传统、行为特征表现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归根到底，人的社会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深层结构的转型，无论如何演变都始终脱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传统基础、本土格局。

当不同特点的城市化地域模式被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与资源储备等却被大量吞噬。可以发现，我国现阶段很多发展模式都是“接受范式”^[1]，无不打着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烙印。而大多执行由西方专家应用其发展理论规划出来的发展项目，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处在本土情境下真正需要考虑问题的外围。阿诺德·汤因比指出，外来的挑战应适度，不能太过分，也非不足，否则社会文化的发展将因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毁灭。这种适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身的容纳力。可以说，我们是否能在全球化时代保有自身的社会文化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一种对于自身社会文化、地域特色的把握与创新。

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文化社会学论要》中所说，由于社会生活对文化和价值的决定作用，又由于社会生活的历史性，所以文化和价值具有历史形态，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历史形态，而是一种变化的、流动的和过程的形式，一种连续的具有一定规律的形式。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就世界范围来看，针对文化传统与特色已形成保护和保存体系，但经济一体化浪潮、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在推动新的技术和设计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更快推广的同时，也带来城市空间趋于同质的现象，淡化了地方文化的主体性。在消费社会高度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正在失去它的历史和地方特色，成为雷姆·库哈斯所描述的“无性格城市”。历史的城市中心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虚假的模仿品。

中国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的破坏格外严重，发展缓慢。历史进程中的政治运动也破坏了大量城市重要的建筑和历史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市场经济体系得以逐步确立，大量外资开始涌入，经济得到迅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开始对中国产生日趋明显的影响，中国城市化也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在全球化冲击下再次经历了另一种历史性的断裂和嬗变，致使传统城市结构受到冲击，迅速丧失了城市特色。同时，中国也推进着以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地城市的政策，并现实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转型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急剧扩张，城市空间迅速膨胀、蔓延发展。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也给各地区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今天的人们开始日趋增多地关注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往往将其与经济硬实力相提并论。2002年以来，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文化发展被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件先后出台，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改革路径从单一的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文化发展目标从唱响主旋律到主旋律与多样化并列。而继续革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性因素，激活个体的文化创造力，主动融入和影响世界文化格局，将是今后中国文化发展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在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等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同时面对城市内部工业化、城市化、郊区化同步作用的巨大动力和压力，21世纪的中国正步入一个快速城市化激发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社会既充满生机，也存在错综复杂矛盾。中国传统格局与西方体系的冲突、融汇，人的思想传统、行为特征表现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表2.1），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均发生了剧烈变化。

表2.1　中西方社会心理及行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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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在从一元变为多元，价值多元性和无主导性等基本特征引发了不同价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人们产生了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个人需求日趋多样等物质层面，并由此而带来精神层面上的解放思想：由政治文化上更多地体现为严格服从转换为相对自由；道德上则由一种自觉认可与遵从朝向分化与弱化的现代社会道德。这种价值观的分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身份意识上的自我觉醒。这里，公民身份意识实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利与义务所在，即公民意识；二是对参与管理与监督权力运行的权利及责任意识。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为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对公民权利以及借助法律法规对于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构成公民社会强调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更新同时产生了人们精神的焦虑。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舞台，使开放的个人人格有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成长空间的同时，强调效率、理性与个人利益，以及压制非理性、抛弃传统的倾向。另一方面，也使现代社会逐渐显露出知识的分布与配置的失衡，以及社会信任与社会共识、社会的风险性等问题，造成了人与人交往的疏离，使失去了传统与记忆的人们在城市中感到自我精神的失落。这正印证了齐美尔提到的，在都市里有四种特征明显的、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理智性强、精于计算、厌倦享乐、人情淡漠，并促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的互动方式与人格特质已经产生改变：无论作为一套社会互构方式，还是一套共同人格特质，其社会取向的强度都在逐渐降低，个我取向的互动方式与人格特质则逐渐形成及加强。

归根到底，人的社会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深层结构的转型，无论如何演变都始终脱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传统基础、本土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人的社会心理及其行为的转型既不可能与物质文化的形态和制度的变迁保持同步，也不可能完全脱节。而借助对传统意涵的继承与演变，把握当代人的社会心理及其行为特征，关注本土取向的实践变量，可以在反映和型构社会现实的同时，使社会的转型发展可能朝向一种从渐变到蜕变的过程。

当前社会正面临着一些新的、复杂的致灾因素，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灾难防治目前已被认为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此外，公民身份意识提升也会导致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伴随公民意识的苏醒，如果公民更多地考虑自身权益而忽略了对方应有的权益，则会造成社会冲突事件难以达成统一的契约进而解决，得到的只是各方的暂时性妥协。同时，公民在社会冲突事件出现时也将不再仅仅是面临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存在了多元利益及不同价值取向的差异和冲突。因而，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需要兼顾各方利益，促使各方能获得其期许的利益再分配，才能顺利推进并促进社会发展。此时，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政府部门协调与引导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社会转型与城市设计：冲突视角下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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