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学视角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发端于马克思，其20世纪中期的发展则归功于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最早使用“冲突理论”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冲突理论已成为在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质疑。拉尔夫·达伦多夫是第一个广受关注的现代冲突理论家，他认为“稳定、和谐与共识”与“变迁、冲突和强制”构成了社会现实的“两张面孔”。

冲突理论的产生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学界造成了强烈影响，它有力地打破和揭露了功能主义对社会现实认识的片面性，并很快对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加以渗透，广泛体现在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种族关系、集体行为等领域（表1.9）。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发端于马克思，其20世纪中期的发展则归功于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冲突理论做了基础和决定性的研究，他认为，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这是人类文明延续至今的法则，并提出了关于社会和社会冲突中与变迁背后关键力量的理论假设，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的利益冲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被划分成拥有不平等资源的阶级。由于存在这些明显的不平等，所以出现了“融入”社会制度的一些利益划分。这些利益冲突发展到某个程度就会爆发成积极的变革。不过，并非所有受这种观点影响的人都像马克思那样看重阶级。在助长冲突方面，其他划分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比如各种族群或政治派别之间的划分。事实上，无论以哪种冲突群体为重点，社会被看作是本质上充满张力的；即使是最稳定的社会制度，也代表了对抗群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这两种立场绝不是完全无法共处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的，所有社会都可能就价值观达成某种普遍共识，当然也都包含冲突。

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权力、财富与声望分布的变化和一种资源的拥有者掌握其他资源的程度是关键性的，社会流动的程度——获得权力、声望与财富的机会——成为产生使人们倾向于冲突的不满与紧张的重要变量。另外，马克斯·韦伯还发展了关于社会间冲突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系统中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更广阔的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声望，而政治权威是一种提高自己合法性和控制资源分配能力的手段，合法性的缺失提高了冲突的可能性。与马克思认为冲突最终会变为革命性的和暴力性的并导致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不同，齐美尔对冲突的分析则关注于冲突如何提高团结与统一。齐美尔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高度工具性的和非暴力的冲突。冲突使群体边界清晰化，使权威集中化，增强了对越轨行为与歧见的控制，并加强了冲突派别内部的社会团结。最早使用“冲突理论”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他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65）中指出，冲突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可将冲突视为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一种可以刺激社会变迁的创造性力量。

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冲突理论已成为在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质疑。拉尔夫·达伦多夫是第一个广受关注的现代冲突理论家，他认为“稳定、和谐与共识”与“变迁、冲突和强制”构成了社会现实的“两张面孔”。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中，吸取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及权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建立其阶级和冲突理论，其思想呈现一种以“权威关系”为基础的辩证冲突论。与马克思认为冲突是社会内部运转的主要动力来源这点不同，拉尔夫·达伦多夫将冲突视为所有社会部门间不平等的权力问题，提出了处理外部冲突的重要性。他提出在假定的社会中，冲突不是由历史发展产生的内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其他社会施加压力导致的，许多冲突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能被解决，而经常是通过妥协而被控制。拉尔夫·达伦多夫把冲突的根源主要归结于权力分配不均，并认为冲突能够直接导致社会变革。这点刘易斯·科塞与他不同：前者很少从制度上去探索、寻求冲突的根源而是着重分析冲突造成的后果，他把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人性的原因。同时，刘易斯·科塞认为冲突的功能具有双重性，既可使社会发生变革，又可使其趋向稳定。对科塞来讲，当冲突提高了基于团结、权威、功能相依和规范控制的整合时，冲突是有益的，它更具有适应性。

表1.9　冲突理论的思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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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期冲突论者认为秩序理论、冲突理论都是有用的理论工具，其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问题，对结构功能主义也只是进行修正、补充。1975年兰德尔·柯林斯《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提出，社会结构是行动者的互动模式，是在行动者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中产生并得以持续的。相比较而言，兰德尔·柯林斯关注于架通微观与宏观的联系，并认为宏观现象从根本上讲，是由个人之间的微观际遇产生支撑的，而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刘易斯·科塞的理论则比较多地强调个人层次的冲突变量和过程。兰德尔·柯林斯的命题中更多地考虑了社会密度这一核心问题。这里，作为过去互动链的典型，社会密度构成了宏观结构的一部分，但也可以作为个人为实现其利益所使用的物质资源。可以说，冲突问题的研究由兰德尔·柯林斯开创新的基础，而狭义上的“冲突理论”此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呈现弱势。

另外，在20世纪60、70年代，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的数次经济衰退，导致许多城市的内城衰落，城市生活空间恶化，全球性经济危机凸显。由此，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源研究的西方学者，不断尝试从马克思主义资本论、阶级学说、“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等理论中找出问题所在。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在应用于城市规划研究时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着眼于通过社会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城市规划及城市发展问题，试图解释城市规划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运作问题，以证明城市物质的地理空间布局是基于不同利益集团追求利益、人为操控的结果，而非自然及市场力量作用。C.赖特·米尔斯（1989）提出“分析性马克思主义”，突出特点在于其对社会分层的分析，以及对源自社会阶级结构作用机制的关注，但依然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局限于将理论指向于彻底解放的目标或解放的可能性。沃勒斯坦则分析了世界体系，对基本的社会关系做出了区分，并强调了世界体系中的一些周期性动态。大卫·哈维说过：“在地方住房市场的组织和许多城市问题中，财政超级机构承担了重要角色。”

“新马克思主义”提出，冲突的无法避免往往由于社会生产关系和利益不同而引发，并且往往由于无法调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无法得到最终解决，进而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利于更深刻地对城市物质空间变化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社会因素进行认知，并有利于规划从以往偏于单纯的城市形体规划扩展到更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但同时，只重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及生产方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忽视其他范畴影响下社会过程的影响，且强调矛盾冲突的不可调节性、资本的决定性等，则使得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有限。

今天冲突理论在国外已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纠纷谈判、水力资源管理、环境工程、运输工程等方面得到了应用，中国也已在社会、经济、国际关系、组织管理与政策及制度设计等领域开始应用。冲突理论对于本书还具有这样的启发意义：冲突理论站在结构功能论的均衡理念对立面上，重视研究社会的冲突如何影响人性和社会情境的变迁与更新。这种借助对从利益、权力、制度、合法性、社会根源性等多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将“冲突”的立场扩展至经济、权威、资源或其他交互关系或独特领域的视角，以及把冲突的形态更好地运用到社会情境和人性发展轨迹中的方法，有助于打破对社会现实认识的片面性、增强本质性和结构性的认知，有助于剖析城市空间建构的社会与政治条件、协调各方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府政策内容的渗透，可以促使更具针对性地分析当前城市问题及其原因，并进行更为系统的逻辑梳理，拓宽了策略研究的视野、启发了策略研究的方法。

冲突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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