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城市设计：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革，日趋严重的生存危机与社会问题威胁着城市的发展，也迫使人们更为迫切地探寻可以促进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与聚集模式。当然，也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与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联系与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革，日趋严重的生存危机与社会问题威胁着城市的发展，也迫使人们更为迫切地探寻可以促进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与聚集模式。其中，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城市”、刘易斯·芒福德的“有机秩序”理论等，均强调了生活回归绿色自然，以及城市地域空间上的低密度模式；1909年丹尼尔·H·伯纳姆和爱德华·H.本内特编制的芝加哥规划则推动了城市美化运动；帕特里克·格迪斯提出应该在更大的区域范畴上来解决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强调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揭示了未来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动力；阿图罗·索里亚·马塔的带形城市、托尼·加尼耶的工业城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等则是“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重要代表，而其对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秩序的强调，则为此后的《雅典宪章》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面对大城市发展的困境，芬兰建筑师埃列尔·萨里宁则提出了一种介于埃比尼泽·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二者思想之间、却又区别于二者的思想——“有机疏散”理论。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1913年的爱沙尼亚的大塔林市和1918年的芬兰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中，整个理论体系及原理集中在埃列尔·萨里宁1943年出版的巨著《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这一理论试图通过重新建立“日常生活的功能性集中点”，调整城市结构关系，以“外科手术”剔除城市的衰败成分，使其恢复最适宜的用途，保护城市老的、新的使用价值的构想是一种极为冷静和理智的发展策略……这些人们积极应对城市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城市发展途径与方法的探索，都具有重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事实上，“田园城市”模式引发了之后的新城运动；“广亩城市”成为后来欧美中产阶级的居住梦想和郊区化运动的根源；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论著则对后来的人居理念、城市群模型与可持续发展思想都有启蒙影响；而整整一代规划师和建筑师，战后都开始敬重柯布西耶的著作和思想，并纷纷结合实践尝试运用他的思想。

在这样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城建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经历了类型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功能由单一到综合、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历程。其目的从最初的疏解人口、提供住宅演变为实现城市重新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单纯解决大城市拥挤问题演变为国家或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则从母城的附属逐渐强化自足性进而发展为区域联动互补。1944年英国大伦敦规划、1965年法国巴黎的战略规划、1956年日本制定的“首都圈第一次基本规划”等，都是新城建设实践的重要范例。美国、北欧等工业化国家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实践。

总的来看，国外大都市新城的规划建设，一方面是适应城市郊区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协调和功能配置合理的政府行为。在我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新城规划建设也已从单一功能的卫星城规划建设阶段转变为相对独立的新城规划建设阶段。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单中心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由向心聚集转向离心分散的转折时期。新城开发正在成为中国21世纪大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生态可持续思想的渗透，新城开发也日益与可持续性构建紧密结合，并试图型构着城市未来的理想生活。

随着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逆城市化及城市蔓延等现象的出现，城市土地资源浪费、能源过度消耗等问题日趋严重，进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城市在空间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形态。紧凑城市的思路得以提出，其本质上是一种与分散化思想相对的集中化思想。紧凑城市建构的核心在于强调了适宜步行、有效的公共交通，以及促进人们交往的紧凑形态和规模。1998年理查德·罗杰斯推出了他的专著《一个小行星上的城市》，阐述了他以紧凑城市的形态解决交通、资源危机的理论。理查德·罗杰斯及其合作者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城市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的方案中表达了紧凑城市的理念，也在西班牙玛捷卡市的城市设计中实践了这种构想，并为伦敦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框架，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麦克·占克斯与尼克拉·丹普西（2005）针对“紧凑城市”中普遍应用的“密度”一词进行了阐释，进而分析了可达性、能源利用以及可持续评估等因素对城市形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城市实践探讨可行方案、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我国一些学者针对紧凑型用地布局和城市结构，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朱喜钢针对南京市提出的“有机集中”式模型，段进提出的“集中型间隙式山水化空间发展模式”，管驰明、崔功豪提出的“公交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李翅提出的土地集约利用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等。

当然，也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与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联系与影响。迈克·詹克斯与科林·琼斯（2010）结合一系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将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维度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和分析城市形态的构成元素，包括密度、土地利用、区位、可达性、交通设施以及建筑环境特征等，强调了适应城市、绿色空间在心理上及生态上的效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问题维度。康登（2010）进一步探讨了新的城市形态是如何影响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生产，分析了建构更加宜居世界的社区设计规则。

总的来说，今天的人们已认同当前国内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与管理规划工具、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格局引导等诸多方面。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尝试加强和拓展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日趋强调综合决策、公众参与与机制选择，并日益彰显于各国的可持续战略、政策及法规建设，物化于蓬勃的可持续城市建设与技术拓展，来综合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发展，促进和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以共同应对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

【注释】

[1]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理论：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当中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由于科技文化的日益扩张，逐渐失去了相对萎缩的人文精神导引，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引发了人与世界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人的自身的危机，后者表现为环境危机。

[2]发达国家侧重于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提高生活质量；贫困国家的紧迫问题则是解决温饱、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落后生产方式所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发展中国家则声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以及过度生活挥霍的不人道和不负责行为。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消费了世界15%的资源，制造了世界的大部分污染，但是美国却于2001年宣布拒绝认可《京都议定书》。

可持续城市设计：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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