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设计：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实际上，现代城市设计受到重视正是在西方城市规划由物质规划转向经济及社会综合性规划的背景下出现的，实质上是一种恢复和反省，借助“社会使用”和“场所构建”的传统，彰显其对于城市发展社会意涵的关注与考量，并日益增多地将与城市空间相关的观念、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认识和建构。“场所构建”的传统，则着重关注城市空间的设计作为审美对象和活动场景的功能。

传统的城市设计是要处理好城市空间形象，即使到现代，这还是城市设计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当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物质空间规划逐渐走向成熟，人们日趋增多地认识到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导致对城市空间单纯的物理性分析的“物质空间决定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一些后现代的城市空间研究学派逐渐转向了城市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实际上，现代城市设计受到重视正是在西方城市规划由物质规划转向经济及社会综合性规划的背景下出现的，实质上是一种恢复和反省，借助“社会使用”和“场所构建”的传统，彰显其对于城市发展社会意涵的关注与考量，并日益增多地将与城市空间相关的观念、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认识和建构。

城市设计“社会使用”的传统与人、空间和行为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其中人如何使用、复制空间，以及对空间理解和认知上的关注构成了重要内容。凯文·林奇从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人的活动和空间形体环境结合的角度提出，“城市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空间安排上保证城市各种活动的交织”，进而提出应从城市空间结构上实现人类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之共存。简·雅各布斯也是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其在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了城市设计的选择性原则：“城市设计原则应是一种图示说明的策略和对生活的澄清，要帮助人们解释城市的含义和使用的规划秩序”；雅各布斯关注诸多要素的社会功能，强调其作为居民日常活动的“容器”和社会交往的场所。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工作也是社会使用传统的写照，在其《形态合成笔记》与《城市并非树形》的文章中，对城市设计的反思成为重点要表达的内容：关注设计哲学中“无文本的形式”的失败，以及如果忽略行为与空间的联系的城市设计所可能导致的危险。1970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城市设计关注现有城市形式新发展的关系，关注其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要求及现有资源。美国学者阿纳托尔·拉波波特则从文化人类学和信息论视角，提出城市设计是作为空间、时间、含义和交往的组织；认为城市形态塑造应该依据心理的、行为的、社会文化的及其他类似的准则，应强调有形的、经验的城市设计，而不是二度的理性规划。另外，莱昂·克里尔提出应将具有历史感、纪念性意义及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和传统公共空间引入现代城市或者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认为将居住、工作、交通、游憩等集合到各个城市社区甚至街区地块中，形成非同一性和多样的城市经验及由日常生活过程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是街区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完整有机单元（图1.4）。

随着信息化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信息化进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日益受到关注。社会学界的一些重要学者也将视线更多地转移到了对城市社会及空间结构在信息化进程中的演化问题上，兼具社会学与规划学背景的曼纽尔·卡斯特与彼得·霍尔合著的《世界的技术城市》（1994）重点分析了作为信息化进程重要特征之一的信息产业兴起及相应的各类高新技术园区的建立对城市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

尤其，卡斯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其机敏和睿智，发现了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当代社会系统之重塑，建立了网络社会理论。卡斯特在1996年发表《信息时代》三部曲，包括《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和《千年的终结》。在这一系列关于技术和空间的讨论中，卡斯特描绘了向信息化社会转化的趋势以及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指出全球经济是围绕资本和信息的全球网络而组织起来的。他指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并提出了网络社会中的新空间逻辑，即流通空间和场所空间。雷姆·库哈斯则这样理解网络生活：“我们在真实世界难以想象的社区正在虚拟空间中蓬勃发展。我们试图在大地上维持的区域和界限正在以无从察觉的方式合并、转型，进入一个更直接、更迷人和更灵活的领域——电子领域。”电子空间的出现，使人类行为及对环境的经验与感知状况发生了变化，模糊了物质空间的构成，影响和改变生活，并促使社会关系、城市结构发生新的变化。此外，就城市形态而言，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有可能使城市进一步分散化，形成新的城市单元和城市中心。

“场所构建”的传统，则着重关注城市空间的设计作为审美对象和活动场景的功能。创造成功城市空间所需要的活跃性、多样性成为其中的焦点，特别是物理环境对于场所功能、活动的支持。在过去30多年中，“为人制造场所”逐步渗透成为城市设计的主导观念，并以下列事件为代表：英国的弗雷德里克·吉伯德早在1983年就提出“城市设计主要是研究空间的构成和特征”“存在于自然骨架中的建筑物和小城市，常常能使人看到它和环境的全貌，因此它们在自然背景中显得格外突出，是沉静的背景中的活跃因素”。

Team10提出，城市设计涉及空间的环境个性、场所感和可识别性，城市社会中存在人类结合的不同层次。雅各布斯对城市开发中单一的区划和“总体”规划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她认为单一的区划对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城市活力严重忽视，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观察、认识城市环境的新的视角和方法，即对城市环境与日常生活互动关系的关注。旧金山城市规划局则在1971年的城市设计规划文件中指出：“城市设计必须首先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视觉联系和其他感知关系，重视人们对于时间和场所的感受，创造舒适与安宁的感觉。”伦佐·皮亚诺提出了“人文城市”模式这一设计理想，并在法国里昂国际城、意大利热那亚旧港改建和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等规划项目中予以落实和体现，建筑、环境与人，新老景观、新老建筑，形成了良好的依存和互补关系。而丹尼·伯纳姆和普莱特-茨伯格在其著作《城镇和城市设计原则》中介绍了作者十年来规划设计的十二件城镇和村落作品，其理论强调历史、传统、文化、地方特色、社区性、邻里感和场所精神。在设计上则显示了设计者对人类天性的理解，对存在于人类、社团、环境构成、场所意义之间逻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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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莱昂·克里尔的城市重建概念示意图

1979年，挪威建筑师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指出了存在空间的核心在于场所。诺伯舒兹试图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来综合秩序与意义，提出“场所”理论、“居住”理论，揭示了“聚居”的“意义”。爱德华·雷尔夫的《场所与无场所》是最早导向现象学和关注心理和经验“场所精神”的著作之一。雷尔夫指出不管如何“无定形”和“难以感觉”，无论我们何时感受或认识空间，都会产生与“场所”概念的联系。场所是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意义的本质核心。阿波利奈尔曾经这样写道：“塞纳河在米拉波桥下流淌，时间在消失，而我没有挪动。”人的关系在历史与城市中，处于一种持续的相对性中，而现代的城市也正是记载了部分的历史。

阿尔多·罗西正是在不停地寻找阿波利奈尔的“我”，在他所熟悉的城市中寻找一种充满理性与意义的城市建筑语言，并把这一切编织到现代城市之中去。这一切在他发表的《城市建筑学》的城市建筑理论中得到了阐述。他认为传统的建筑形式、场所和空间在城市发展及其形态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事实上，不论是以抽象还是实质的观点而言，“空间”是由可进行实质连接、有固定范围或有意义的虚体所组成的。“空间”之所以能成为“场所”的主要原因，是由空间的文化属性所赋予并决定的，每个场所都是独一无二的，体现出其周围环境的特性。这些特性既包括“有材料质地、形状、肌理和色彩的有形物体”，也包括更多无形的文化交融，某种经过人们长期使用而获得的印记。以英国巴斯的圆环及皇家月弯的弧形墙为例，它不只是实际存在于空间中的物体，同时也表达其发展、孕育及实存的环境。毕尔巴鄂借助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一杰出建筑形成新的特色场所，进而产生了巨大的直接与间接、经济与社会的效益，提升了城市形象与知名度，也是典型的案例。

观察实时城市系统也正成为理解当代和预测未来城市环境的一种手段。实时影像揭示了当城市系统综合时现代都市的动态性：信息和通信网络流线，人们和交通系统的运动方式，街道和社区的空间和社会习惯。实时城市计划则可以通过高度可持续的方式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通过动态分配公共资源回应城市状况的波动。比尔·希利尔和朱丽安·汉森的《空间的社会逻辑》、比尔·希利夫的《空间是机器》和朱丽安·汉森的《家庭和住宅的解码》等一系列书籍和文章则开拓了空间研究的新领域。空间句法理论由比尔·希利尔于1983年提出，是综合图形背景分析、关联耦合分析与城市空间解析方法，也是“环境范型”和“逻辑空间”研究的延续；通过对一百多个城镇和城市设计方案解析，证明了城市空间组织对人的活动与使用模式的影响，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空间的可理解性、使用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此外，与城市空间环境与社会问题更加联系密切的是，伊恩·本特利试图激起和发展当前的争论以及新的实践形式，其在《城市变革：权力的人与城市设计》一书中，面向空间转变的文化支撑、权力联盟、行动选择等方面，探索建筑环境与城市物质形态得以生产和消费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进程之间的联系，来朝向城市变革的更好的城市环境转化、社会问题解决。基里尔·斯塔尼洛夫（2007）在其著作《通过环境设计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时间-人物-地点响应城市空间的策略》中，集中探讨了如何采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设计和管理城市环境，并强调了稳定社区的建立，以及更具时间考量和进化过程的城市设计方法。其注重的是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而非在于干预本身。格雷格·扬（2008）则通过提出一种新的系统“Culturisation”——文化在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被赋予一种新的、重要的创造性考量，批判和反思的文化被纳入城市和区域的规划设计。帕特里克·康登（2010）则将城市的发展与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紧密联系起来，综合自己的知识和研究，将住房权益、工作分配、经济发展、生态系统等问题纳入城市设计的建议框架之中等。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设计：冲突视野下的本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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