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视野启发：社会空间与本土考察

社会学的视角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具有一种链接“个体-社会-历史”的自如思维和自由心智的品质。正如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做出的经典诠释：“它（社会学）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她/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她/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安东尼·吉登斯则聪明地使用“社会学的双向阐释”来描述社会学认知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过程：社会学用各种理论和框架来阐释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此同时，这种对生活的解释反过来成为社会的构成，影响我们的行动。正如学者们研究指出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理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决策、咨询、论证、预测等多方面作用。社会学理论本身也极具反思特性，有利于促使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分析各种因素、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更为适宜的决策。因此，本书试图结合社会学相关视角来对空间的逻辑进行解读，对城市社会空间规律进行研究和认识，并且社会文化、制度模式等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将进入探讨的范围。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蔓延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扩展与纵深发展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个体生活方式、空间交织领域、历史发展态势等诸多观念都随之改写，在现实中呈现出多向性和任意性的特点。“共时性”“历时性”“时间的空间化”等术语正体现了人们对此的深刻认识。历史上首次真正将空间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雅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地理学等学派所形成“社会-空间辩证法”理论。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城市既非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的简单投影，也不是完全沿袭规划师笔下试图创造城市与自然、经济与社会、集中与分散相平衡的空间规划发展而来，而是社会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大卫·哈维（1973）指出“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列斐伏尔（1974）则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的驱动力，城市空间的独特生命力就是“空间的社会生产”；城市空间所呈现的复杂状况，正是因为城市和一种政治与经济的生态密切相关；爱德华·索雅、罗维斯和斯科特等人则对社会空间提出其辩证的看法，认为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容器”，社会组织和空间过程实际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而有组织的空间结构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这种关系既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爱德华·索雅还在列斐伏尔的启发下提出了“第三空间”的重要概念，认为城市生活的空间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化的；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

“社会-空间辩证法”促使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实现了一种视野上的巨大转变，而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空间分化的发展趋势，则进一步促使人们对社会空间的分析拓展深化。皮埃尔·布迪厄强调社会现象借助“场域”的特征而展现出其深层权力运作的本质，并把权力场域作为元场域、把权力资本作为核心资本的原因；罗伯·希尔兹的社会空间化的分析，指向空间范畴在根本意义上的社会建构，指出这一建构既包括对环境具体干预的层面，也包括社会想象的层面；马克·戈特迪纳进一步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并强调城市空间是要受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米歇尔·福柯与安东尼·吉登斯则从权力的角度对空间问题做了深入的论述。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学者从信息城市、网络社会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总结来看，随着空间与社会的联结实现了一种从疏离到紧密的理论与实践演进，以及“社会-空间辩证法”引领下的社会空间研究变革性发展、多元化拓展，不同时期各学科对空间的认识得以综合地反映出来，也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社会空间”建构的视点借鉴。

一方面，体现为对于空间的重要性及其与社会多元化联结方式的关注，强调空间对于其中社会因素的再现。本书更倾向于考察“社会空间”作为一种资源价值、生产工具、社会反映的特性，以提升城市建设与规划设计策略的社会适宜性。另一方面，则在于考察空间与社会文化、公共资源、权力、资本等核心领域相互影响和建构的内在机制，以促使空间行动与社会主体，以及本土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等与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之间，朝向冲突消解，产生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也已有很多学者从城市空间的冲突应对、城市空间的生产、社会发展与行动模式、文化资本、制度与权力等与社会空间紧密关联的视角对城市空间及城市问题展开研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可以说，社会空间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其复合多元的研究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有助于拓展当下语境与社会现实的联结视野，并有助于启发全新路径和领域中的研究实践，对于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尤其，对于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而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视点，值得城市设计者深入研究，也为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研究提供了总括性的视点借鉴和认知启发。

与此同时，长久以来，对于“本土化”及“本土”意义的探寻和对本土理论的探索，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学科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建构，并涵盖本土过程及模式思考、城市空间建构的本土研究等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首先，在社会学理论中最早出现了“本土化”的概念。在社会学变迁史上，本土化最先出现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拉丁美洲社会学界和中国社会学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的学术运动开始逐步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学术运动。社会学理论可以理解为是建立在人性和社会情境共同面对的问题上而发展起来的。试图建立一种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不切实际的——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必须结合自己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实际，寻求解释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正因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兴起“本土化”的研究潮流，也称为“本地化”“扎根化”。作为一个现代社科研究后发的国家，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及长期“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得我国亟须改造外来的社会科学知识，来适应现实国情的需要。城乡关系分裂成为中国现代化开启以来最为深刻的现代性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促成城乡的互哺与互动的关系。

费孝通在探索社会学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从“寻求社会学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追求社会学研究应用策略和价值关怀的协调、探求社会学研究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三个角度，分析和归纳了其社会学本土化思想架构。社会学本土化不同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的“本土化”概念，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外来某种事物与本国、本地、本民族存在环境和条件相互适应的程度。

其次，在人类学研究方面，自20 世纪初开始西方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先后传入中国，以相关国外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方法，老一代的中国人类学家着眼调查和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在实践中予以验证。埃里克·沃尔夫（2006）指出：“人类学曾经一度关注文化特质如何传遍世界，却也将其对象划分成为相互分离的个案，每个社会都具有自身独特文化，这些文化被想象作为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相对立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在人类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对话中，东西方的人类学家既有共识也有差异，而这恰恰反映了基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所衍生的地方性差异。

第三，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

第四，心理学方面，“本土契合性”的概念得以提出，指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活动与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理，以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高度符合、吻合或者调和的状态，并由这一概念进一步演绎出各种文化“脉络观”的合理性和为“本土契合性”所应包容的特性。

第五，人文地理学的“本土化”考察及本土研究视野也极富意义。其中，人本主义地理学从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角度来认识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学则认为自然生态存在五个方面的区域文化影响特征：文化区的地理位置、地表形态、气候、土壤、资源。新区域地理学与文化生态学一样，同样对人的活动进行关注。时间地理学理论则在早期传统的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的来说，针对人地关系、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下的文化形成与扩散、文化景观等的研究，构成了人文地理学本土研究的主要视域。本质上，在改造自然中人类所逐渐意识到的影响因素正是构成现代本土理论的主要方面。

就本土过程而言，在西方形而上的体系内，在笛卡尔开始启示说“我思故我在”之后，西方人在西方本土不断地扩大着理性的自我，同时在西方以外不断地建构着其认为是正统的社会秩序。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虽然先进，但它若要在发展中国家成长并成为推动当地社会发展的力量，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它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文化发生适当的整合融通，必须融入当地的本土的原有社会结构中，才能成为一种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有效工具手段。

就我国自身的发展进程而言，本土化视阈在直接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当大规模地采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遗传变异等后果之后，人们日益增多地开始对本土价值与意义给予重视与发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积极探讨了“中国模式”，在其《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对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建设、政治改革与民主化道路、农民与乡村自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话题展开探讨。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的中国，内向化、本土化的发展战略相对缺乏。中国城市设计在当前仍缺少主导和系统的现代化理论与经验，并遭遇到了西方城市设计及其建筑发展过程中曾遇到的问题；与此同时，具有极强“示范”作用的西方城市设计实践经验及理论示范，往往引发公众的倾倒与憧憬，消减了对于自身文化的自尊、自信。这种接受形式导致的结果，则是把原本多元化的城市设计价值取向单一化。

再者，就已有的关于城市空间建构的本土研究来说，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在谈到城市文化形象时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在无形的层面上，比如不同城市人的集体性格，仍很鲜明，彼此迥异；但在有形的层面上，比如城市的形象上，我们已经渐渐找不到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个性，但却没有自己的容貌。这种感觉十分难受、无奈和困惑。”张鸿雁则在其针对城市的定位进行的研究中提出创造中国的城市个性、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提出本土化主张“既是保护城市形态的民族特色需要，也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有效保护民族性的城市形态和‘城市文化资本’，进而构建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力的需要”。

另外，建筑的本土性探讨相对较多，并经常以“地方性”为表述，指的是建筑与所在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形态、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特定关联。海德格尔曾说：“在将空间与地点相结合，地点从而得到确定之中，建筑实现其本质。”齐康提出：“……地方性建筑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地方性建筑材料、建筑相关工程措施等都有关联。”此外，城市居住环境构成城市本土性的重要载体。居住区本土化的环境格局和多样化的景观空间体系塑造，往往离不开场地固有的地域特点、历史文化的沉淀。李少云（2005）则以城市设计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的本土化现象为参照，考察影响城市设计在中国发展的本土化因素，以及现代城市设计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清晰的本土化趋势，并分析了城市设计本土化的运作体系等（图1.3）。

总结来看，本土相关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大类问题：其一，关于学科自身的本土化过程，涉及西方理论的转化与融合问题；其二，发掘和探讨本土所内含的独特性与共识性，或者相反来看，即同质性与差异性，如上文所述及的“本土契合性”“脉络观”“中国模式”“内向化”等相关讨论的展开。事实上，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虽然先进，但若要在发展中国家成长并成为推动当地社会发展的力量，必须有一个本土化过程。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尽管本土化在直接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正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随着可持续理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本土策略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重视，但却仍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城市的营造思路，包括空间布局、尺度、符号说明、发展模式等多以引用西方学者观点为主，缺乏对于我国城市在世界性的城市变迁潮流中应扮演的角色与作用的考量，缺乏有力主张与变革措施。可以说，当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还相对匮乏。

图1.3　城市设计本土化运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