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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视野下的城市设计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城市设计是建构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并一直在城市模式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特别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某些方面却落后于平均水平。然而,当今城市生活与社会情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促使思维模式与实践体系面临重大挑战。

21世纪城市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1900年,城市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0%;1950年,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0%;2008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世界人口的50%;2018年年初,世界人口突破74亿,而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增加至55%。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总量预计将增加25亿,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将增加到68%。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造成城市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建设活动无限蔓延,进而导致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毁损、资源和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在今天,城市发展进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多项科学证据表明,因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尤其是煤、石油和天然气燃料在建筑、运输和生产等方面的大量使用,导致CO2不断增多,使得全球变暖日益明显,而全球变暖的危害不仅在于造成越来越多的风暴、洪水、热浪威胁、飓风、冰川融化,更在于其危害的不可逆转性。尤其在城市地域,虽然其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2%,但由于大量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集聚,城市人口消耗了生活用水总量的60%,能源总消耗量的70%,占垃圾产生总量的75%,所排放的CO2占总排放量的78%,城市热岛效应更为突出,空气污染进一步加剧。许多城市正在以严峻的资源危机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人口的超负荷活动,城市环境质量大大降低,城市防灾也形势严峻。这迫使政府、理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从不断向环境透支与索取、能源与资源高消耗、利用模式粗放,转向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集约利用能源,进而促进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必须全社会配合来共同解决。而城市是“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刘易斯·芒福德,1983),也是人类聚居和能量消耗、污染和废弃物排放的主要场所,其建设和发展也就成了人类消耗能源和资源、改变环境和生态足迹的最重要的方式。人们认识到,城市可能是主要问题之源,但也可能是解决世界上某些最复杂、最紧迫问题的关键,而城市完善的体制也使之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有效起点。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城市的模式进行研究。城市设计是建构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并一直在城市模式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21世纪的城市设计,应当对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设计模式都有所作为,并需要在理念上和技术上进行深入探讨并加以支持。

转型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冲突境遇

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及民主化的相互作用在今天交织在一起,加快了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空前紧密,城市的组织模式和发展模式也因之产生了巨大转变,资本、市场、稀缺资源的竞争日益加剧,并不断引发社会问题与生存危机。可持续建构的命题应运而生,并日益发挥重要且核心的现实作用。人们试图在危机中不断探索城市发展的创新模式,并积极构建促进生存与平衡的城市发展的适宜路径。

可持续发展已被我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低碳转型等先进理念相继提出,以“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城”等形式为代表的可持续实践探索广泛推展,为具体化地落实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特别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在某些方面却落后于平均水平。直到今天,具有典型意义的“可持续城市”的成功实践仍未出现,甚至还存在着这样的不利倾向:“可持续”被简化为单一的考量、削弱成陈词滥调,模棱两可或者被奢侈地、无目的地建构——当前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建构,既呈现出国家层面政治推进的强大示范性,也存在城乡地域层面发展的巨大差异性;既有大范围推展的规模优势,也存在迎合热潮下的盲目跟风;既表现出新时期发展机遇激发的创新性,也蕴含浓厚的实验性与探索性;既体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想建构,也由于实践力不足而局限重重。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面临着与其他民族、国家同样的风险与危机的同时,由于本身的独特性,还有许多内生性的问题,使得国家内部又有着独特的风险与问题:一方面,存在各种阶层与群体的不断形成并彼此互动纠葛,衍生出一系列社会冲突问题,如旧城拆迁和居民的补偿与安置已事关城市和谐稳定与发展;利益格局也在不断进行调整,新型社会控制机制因在建立和完善之中而效力不强,利益团体的复杂则直接变现为价值认同的差异,并激化矛盾的发生发展。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短期内突发式的城市扩张和加速城市化,使其面临巨大环境压力且无处外推,造成狭小范围内的发展策略失效。冲突的发生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频繁和激烈,朝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危机消弭机制也从未如此急需和必要。

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变革诉求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和物质形式问题的手段”(戈斯林等,1984)、“一种社会空间过程”(阿里·马达尼普,1996)、“一种动态艺术和一种程序”(蕾切尔·库珀等,2009),一直在城市模式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设计已经具备了完善的体系,有自身的目标、设计方法、评价标准和实施手段。这一体系发展得如此成熟,以至于城市设计的专家可以用它来解决已有的城市问题或者营造新的城市。

然而,当今城市生活与社会情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促使思维模式与实践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城市空间已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那样被认为是一种经济与社会进程的“容器”,而是日益增多地被置于特定的地域特征、社会文化及政治背景来考察,作为一种重要的和可辨识的当地的生活与生产要素、一种整合和平衡的要素及一定地域内人们生活中社会关系的结果。相应地,城市设计越来越多地涵盖自然生态、社会意涵及应用层面,并将与城市空间相关的观念、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结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综合建构,以寻求城市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困境的突破。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美化和推销自己城市的重要手段(张庭伟,2001),城市设计已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久以来盲目追求“大规模”“高速度”“城市美化”,导致“建设性破坏”突出、再格式化泛滥,空间极化生产现象也日趋明显,我国已有的城市规模和空间形态受到巨大冲击,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很多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仍体现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和枯燥的教条,对变化无所适从,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显得束手无策。

正是在上述发展趋向与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当前中国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亟须将重点拓展至关涉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的多元目标,融合中国自身特殊的城市发展情境和历史文化原因,结合本土现实问题来探讨更具实践性和可行性的城市设计策略可能。本书试图借助多学科综合的分析建构,面向当前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核心冲突问题,同时侧重本土经验和模式的探索,聚焦“可持续城市设计”,以一种“冲突”楔入的视角和本土建构的线索贯穿,考察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面临的主要冲突领域,并借助与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探索“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机制,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