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和史学的发展

史官的历史记载 远在商周时代，史官原是当时天子和诸侯的秘书性质。所有政治上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史官起草、书写和管理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时令和历法，也是由史官制订和掌管的。按年按月的国家大事，又是由史官记录的。史官也还要参与宗教仪式性质的典礼。因此，史官不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天文学家和宗教家。

在儒家把《春秋》这类史书用作教材以前，史书从来就是贵族的教科书。晋悼公因为听司马侯说叔向“习于《春秋》”，懂得“德义”，能够“以其善行以为恶戒”，便把叔向召来“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七》）。当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的时候，士亹去向楚大夫申叔时请教，申叔时对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仪）焉”（《国语·楚语上》）。在这里，教育太子的教科书中，《春秋》居首要地位，其他如记录贵族宗谱的《世》，记述贵族言论的《语》，记载国家兴亡的《故志》，辑录重要历史文件的《训典》（即《尚书》的主要内容），和《诗》、《礼》、《乐》、《令》一样，都成为太子必读之书。贵族把历史书作为重要教科书，目的就在于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借鉴。

史书的记载，特别是《春秋》的记载，是为了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史官在记载历史时，无论内容和措辞，都必须着重于“劝戒”，于是有所谓“《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为了达到“劝戒”的目的，除了讲究措辞以外，还要称引当时贵族中知名人士的评论，也还要用“君子曰”来加以评论。现存的春秋史书《左传》和《国语》，都有“君子曰”的评论。此后历代史学家，往往沿用这一体例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战国时代各国沿用过去的制度，都设有史官记载史事。“御史”作为国君的侍从官，常常随从国君参与对内、对外的政治活动，并随时在旁从事记录。例如秦赵渑池之会，双方都曾命其御史记录。有些大臣也设有侍史从旁记录。例如“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史记·孟尝君列传》）。当时各国都设有太史，作为史官之长，主管历史记录。晋代汲县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就是出于魏国史官的记录。司马迁曾根据《秦记》编制《六国年表》，据他说“《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记》也是出于秦国史官的记录。《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详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综观篇》）。这种历史记载是编年体的，只按年记载大事，极其简括。

当时历史记载，除了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外，还有纪事体一种，记述每个历史事件比较详细，既有具体情节，也还穿插有生动语言。《墨子·明鬼下篇》所引的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讲鬼神的故事的，便属于这一种。也有着重记录贵族的言论的，叫做《语》。也还有记录贵族宗谱的，叫做《世》或《世系》，所谓“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1]。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司马迁以为左丘明所著。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孔子曾称许他评论人物的观点。他之所以名明，据说是由于他的“失明”、“无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徐中舒认为左丘明是当时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传》最初即出于他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下讲习，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文献，编写成书^[2]。这样把《左传》看作最初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只是一种推测。《左传》最后讲到晋国知伯被灭，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距孔子之死已有二十六年，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可能传诵及此，看来《左传》不可能全出左丘明的口传。但是，像《墨子》所引四国《春秋》那样记事体的《春秋》，该即出于各国瞽史所传诵。《左传》作者就是依据各国瞽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一种“传”的。

春秋时代历史书的编著 现存的《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编的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沿袭过去贵族的教育制度，以《春秋》为教材，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孔子死后，弟子子夏居西河教授，并为魏文侯之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且教授魏文侯“经艺”（《魏世家》）。子夏所教授的“经艺”，《春秋》是其中重要的一经。子夏说：“《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因此从中得出教训是：“善恃势者，蚤（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相传因为“子夏传公羊高”（徐彦《公羊传疏》载戴弘说），于是有《公羊传》，又因“子夏传穀梁赤”（应劭《风俗通义》），于是有《穀梁传》，但是公羊和穀梁都只是口说流传，要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只有《左传》在战国初期已有成书，而且着重记述史事始末，前后贯通一致，成为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著作，与《公羊》、《穀梁》二传着重于解释《春秋》字句的不同。《左传》也有解释《春秋》经文的话，但很少而是必要的。

刘向《别录》说：《左传》是“左丘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左传·杜预序》、《孔颖达疏引》）。司马迁又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春秋》即是《左氏春秋》，亦即《左传》。可知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楚威王不能尽观，因而从大事的成败着眼，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共四十章。据此可知楚威王以前《左传》早有成书。铎椒的《左传》既然传自吴起之子期，期又传自吴起，吴起当已有《左传》。姚鼐据此以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吴起始仕魏，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左传补注序》）。章炳麟又因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以为“《左氏春秋》者固以左氏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春秋左传读》）。所有这些见解，都是推测之说，并无确证。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四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传”的。

正因为《左传》是采取各国史书编成，它所叙述的各国史事格局各不相同，“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3]。同时书中历法主要用“周正”以外，记载晋国史事常用“夏正”^[4]。由于受到搜集到的史料的限制，这部名为解释《春秋》经的书，有些地方《传》和《经》不相符合，《经》自《经》而《传》自《传》^[5]。同时由于编辑工作不够细致，有些地方把一件事误分为两件事，分载在两年中^[6]。我们前面谈过，当时史官所编的《春秋》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体的，记事简要；另一种是纪事体的，记述历史掌故，出于各国瞽史的传诵，就是墨子所见到的《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也就是《墨子·明鬼下篇》所引的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左传》作者就是把《百国春秋》按年编辑起来，用来解释记事简要的编年体《春秋》，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比较丰富的春秋史料，这是《左传》作者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

我们以《春秋》三传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到《左传》一书之可贵。《公羊》、《穀梁》二传大多是解释《春秋》字句的空论，很少有价值的史料，既不能由此了解春秋时代历史的实际，更无从由此取得什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能够了解春秋时代历史主要靠《左传》这部书。

要汇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多年各国纪事体的史料，加以整理考订，按年编辑而写定，用以解释《春秋》每年的大事记，使前后贯通而系统化，这是一件很繁重而费时的工作，当战国初期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看来这与当时魏文侯推崇儒家、讲究“经艺”有关。魏文侯推崇子夏为师，并极力尊敬儒家学者段干木、田子方等人，并亲自从子夏学习“经艺”。把《春秋》等书称之为“经”，就是从此开始的。子夏所讲“经艺”就是“传”，大多是口说流传，《公羊》、《穀梁》就从此长期口说流传，直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公羊》、《穀梁》二传既都出于子夏弟子的传授，《左传》一书也该出于子夏弟子所编著。《汉书·艺文志》说：“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春秋》的《传》，除《左氏》外，其他都是口说流传。可知作为《经》的《传》，口说流传是常规，写定成书是特例。《左传》虽是《春秋经》的传，但是汇编各国纪事体的史书而成，不可能口说流传，惟有写定成书才行。

当战国初期，西河为一时儒家之学的中心，不但子夏在此教授，曾参也在此教授。子夏晚年丧子又丧明，曾参往吊，曾说：“吾与女（汝）事夫子（指孔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汝）于夫子。”（《礼记·檀弓上篇》）曾参死时，弟子乐正子春与曾参之子曾元、曾申同侍。吴起从曾申学《春秋》亦当在西河。《史记·儒林传》称：“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春秋繁露·俞序篇》讲到《春秋》之义有曾子。看来曾参父子也曾在西河讲授《春秋》之义。由于魏文侯的好学，子夏为王者师，《春秋》之义成为重要的改革政治的理论，不仅从此有《公羊》、《穀梁》二传的口说流传，而且在这样的气候中，《左传》一书也已编著完成，当吴起从曾申学习《春秋》时，《左传》已有流传了。

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八篇是《节义》、《称号》、《揣摩》、《政谋》等（《史记·虞卿列传》）。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要使得《春秋》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把史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司马迁又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公孙固是个儒家，《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共十八章，班固自注说：“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陈古今成败也。”由此可知，公孙固是由于齐湣王向他请教，为了“陈古今成败”，采集春秋史事编成十八章书的。其性质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基本上相同^[7]。

《国语》也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的内容和《左传》不同，《国语》偏重于记载当时贵族的言论，很明显，这就是楚大夫申叔时所说《语》一类的历史书。当是战国学者汇编春秋时代各国的《语》而成，如同《左传》汇编《百国春秋》一样。这书所辑各国的《语》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清代姚鼐曾指出这点说：“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其中《晋语》篇幅最多，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语》。《齐语》只记齐桓公的霸业，《郑语》只记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反映了西周末年“王室将卑”的情况，《吴语》只记吴王夫差伐越以至吴的灭亡，《越语》只记越王勾践灭吴。《国语》共一百九十六条记载，同于《左传》的有一百零四条，《左传》详于记事，而《国语》详于记言。就这书各国的《语》的文体来看，也各不相同。崔述指出这点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国语》的编辑对历史学也有贡献，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春秋史料。

《穆天子传》的编著 《穆天子传》原称《周王游行记》，共五卷，并附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一批竹简，由整理者编辑而成。同时出土有《竹书纪年》等书都已失传，今能完整保存者唯有此书，是很值得珍视的。《竹书纪年》记事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此书的著作年代当在魏襄王二十年以前。此书记述周穆王西游，从成周（今河南洛阳，《穆天子传》称为宗周）启程，渡黄河北上，经太行山西行，经漳水和钘山（今河北井陉东南），又经隃之关隥（即今雁门山）而行，到达河宗氏（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从此由河宗氏首领作引导，长途西行，直到昆仑山（即今甘肃的祁连山），古时传说昆仑山是黄河发源地，再西行到西王母之邦及其北方一带，行程有一万三千多里。与《穆天子传》同时在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有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并记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绿耳”是载送周穆王西游的八骏之一。《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又讲到秦、赵的祖先造父驾驶骥、温骊、骅骝、耳等四骏，载送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可知周穆王的长途西行，是由河宗氏和赵氏的首领引导护送的。

河宗氏原是貉族，是黄河上游的一支游牧部族，自称为河伯之神的后裔，到战国初期还存在，直到赵武灵王攻略胡地，才占有其地而被兼并。他们的祖先柏夭有这样引导周穆王长途西游的光荣历史，长期口说流传。当战国初期，魏国不仅是个儒家之学的中心，一时讲学和著作的风气很盛，魏史官既有编年史的编辑修订，就是后来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看来同时还曾采访河宗氏部族所讲祖先柏夭引导周穆王西游的传说，就写成了这部《穆天子传》，并且把此事编入了《竹书纪年》。

黄河与中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神灵的河源传说由来已久，想有作为的君王当然要关心追寻以及游览的。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公元前三二〇年），就是称王之后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记·六国年表》），所谓“戎地”，当即包括河宗氏所“游居”之地在内。周穆王的西游黄河之源昆仑一带，也该和秦惠文王一样，是要经历“戎地”的，要经历“戎地”就非有戎翟部族的首领引导和护送不可，原来长期“游居”于黄河上游的河宗氏首领是最合适的。

正因为《穆天子传》出于河宗氏长期口说流传的祖先传说，其中述及的许多人物都是真实的。例如其中讲到天子南还钘山，就命令毛班“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这个毛班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却见于周穆王时的班簋铭文。班簋铭文记载“王命毛伯更（赓）虢城公服”，接着“王令毛公以邦冢君……伐东国戎”。毛班原为伯爵，因接替虢城公的职位，官升三级，爵位也由“伯”而升为“公”，《穆天子传》卷五就称毛班为毛公。《穆天子传》这样和班簋铭文相符合，足见其真实性。《史记·周本纪》称周的开国之君叫古公亶父，而且连续地称之为古公，崔述《丰镐考信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误解《诗经·大雅》“古公亶父”这句话，“古公亶父”犹如说“昔公亶父”，“公亶父”这称名称犹如“公刘”、“公季”，“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何以大王独有号？”应称大王亶父为是。《穆天子传》讲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虞）太伯于东吴（虞）”，正作大王亶父，可据以订正《史记》之误。这也可见《穆天子传》所记大事的真实性。

但是必须指出，《穆天子传》出于战国初期河宗氏的祖先传说，河宗氏自称是河伯之神的后裔的，当然所讲经历作为河源的昆仑山一带，是充满着神话传说的色彩的，而且不免要把战国初期流行的神话传说混入进去。《穆天子传》讲到天子来到河宗氏所在地，先举行“沉璧”和“沉牛马豕羊”的祭礼，接着河宗柏夭就自称奉上帝之命呼号，说要周穆王到昆仑之丘去参观种种宝器，接着就让天子“披图视典”，“图”即“河图”，“典”即“河典”，用作西游的向导的。等到“柏夭既致河典，乃乘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于是“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河宗氏之所游居”。原来这一带是河宗氏经常“游居”的地方，由河宗氏带路是最合适的。在神话中，昆仑山是上帝的下都，《穆天子传》说有“黄帝之宫”，这已是战国时代演变的传说。神话中昆仑具有天梯性质，顶上有“悬圃”是空中花园，《穆天子传》对此有一段描写，说“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孳木华（花）不畏雪”，“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天子在那里取得了“孳木华之实”，要带回播种；天子又在那里取得“玉荣”（玉的精华），并为“铭迹于县圃之上”。见西王母也是西行的目的之一，《穆天子传》对此也有描写。

权变和游说故事的编辑 战国时代游说的风气很盛。各派学者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都要通过游说。儒家固然要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也都要游说国君，争取得到国君的有力支持。要争取一国国君的信任和重用，不但要说服国君，而且要驳倒反对派。韩非著有《说难篇》，专门陈述进说国君的困难，并分析了进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要在外事活动中，进行争取与国和孤立敌国的斗争，更需要通过游说和争论。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形势下，合纵、连横的计谋策略很是重要，因而有讲究合纵、连横的纵横家产生。纵横家着重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权变故事和游说故事，以及说客游说君主的书信和游说辞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他从皇室的书库里发现有记录战国权变故事和游说辞的各种不同册子，有六种不同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有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有按事迹分类编辑的。所谓《长书》、《修书》，该是《短长书》的简称，“短长”就是指计谋策略的短长。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

当时也已有专门辑录一个著名纵横家的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就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和《国筮子》十七篇。张仪和苏秦，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行动和游说辞常被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特别是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以挽救自己的灭亡，庞煖所发动的合纵攻秦事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苏秦就成为东方六国纵横家着重学习模仿的榜样，有关他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风行一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把《苏子》放在首位，篇数最多，不是偶然的。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其他纵横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是战国末年有关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一种汇编，共二十七章，可分三组，第一组十四章该即出于原始的一种《苏子》。

纵横家讲究“揣摩”，《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说：“《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隐》引王劭说：“《揣情》《摩意》，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鬼谷子》一书出于后人伪造，但是揣情摩意确是纵横家十分注意的。所有这些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汇编，原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用的脚本，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其中有些编者着重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就比较能够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编辑起来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们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有许多是后人假托他们名义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今本《战国策》中，既有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合的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以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造成了混乱。《史记·张仪列传》和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长篇游说辞，同样是不可信的。

除了纵横家以外，法家也搜集编辑历史上的权变故事。《韩非子》中有《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都是韩非搜集的春秋战国时代权变故事的汇编。“说林”是“广说诸事，其多若林”的意思，“内储说”和“外储说”是分内外两个方面积储起来说明的意思^[8]。韩非把这些历史故事分类汇编起来，用来证明他的政治主张的正确。《内储说》、《外储说》和《十过》等篇都是先总挈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来加以论证的。我们将《韩非子》中这类故事，同今本《战国策》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故事的内容是相同的，或者是大同小异的。以《说林上篇》为例，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所有这些战国权变故事，是后世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1] 《国语·楚语上》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周礼·春官》瞽矇“掌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注：“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

[2]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一九六二年十一期。

[3] 旧说《左传》是春秋时人左丘明所著，不可信。唐代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引）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4]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用夏正。”

[5]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左传所本》条说：“一年之内，经自经，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

[6] 见陆淳《春秋集传辩疑》卷一《定公元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城成周》、《左氏不必尽信》条，于鬯《香草校书》卷四一校《左传》襄公十一年部分，崔适《春秋复始》卷三八《误析一事为二事》条。

[7] 《荀子·强国篇》引有“公孙子曰”一节，说楚国子发攻克蔡国后，回来向楚王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很谦恭，辞谢赏赐又很坚决。“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这节该是荀况从《公孙固》中转引来的。罗焌《诸子学述·周秦诸子书目表》说：“按与马、班所说正合，其为《公孙固》书无疑。”

[8] 《史记·韩非列传·索隐》说：“《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