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二文体变革与文学发展

春秋、战国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阶级结构的变动，文学也有了发展。这时文学所以会发生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由于新兴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需要发表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需要比较广泛地进行宣传，需要在思想领域里开展斗争，需要展开“百家争鸣”，因此必须改革旧的文学形式，创造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新内容决定了新形式的表现。其次是由于这时期文人学者很多是出身于“贫贱”的，他们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经过了提炼和加工，因而使文学作品能够脱出过去贵族文学的范畴，提高了思想性和艺术性。

散文的发展 春秋以前的散文，都出于贵族之手，都是很典雅的文章。原来贵族的散文，见于《尚书·周书》中的，不外乎“诰”和“誓”两种文体。“诰”是贵族为了政治需要而颁发的文告，“誓”是军队出发前的宣誓，比较起来，“誓”的文体比较接近于口语。到春秋时代，这类文章已逐渐趋向公式化，逐渐成为僵化的滥调。许多贵族往往脱离了口语，模仿古文作文。例如公元前六四八年周惠王对齐桓公使者管仲所说的话：

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左传》僖公十二年）

很明显的，这话是模仿古文的，和当时一般人的口语完全不同。这种模仿古文的官样文章，已经成为毫无生气的东西了。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用“也”、“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孔子招收学生讲学，所有讲学的记录和言行的记录都采用了当时的口语，《论语》一书便是采用这种文体写成的。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采用这种文体来阐述军事思想的第一部著作。到春秋、战国间墨子讲学的时候，既用这种文体来记录言行，同时也用来作论文，甚至引用古书，为使人容易了解起见，也不免要加以改动。墨子的文章，着重于论证他的政治主张，逻辑性很强。到战国时代，这种文体的应用更广泛了，除了某些官样文章以外，几乎已完全代替了过去典雅的古文。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这本书不但有丰富的语言，记述春秋时人的对话，圆转曲折，极为活泼，而且叙述历史事件，特别是描写战争，都能绘影绘声，令人读了如同亲历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曾竭力称赞《左传》的叙事文，认为是“古今卓绝”的（《史通·杂说上》）。分国记录春秋时代贵族言论的《国语》，虽然文学技巧不及《左传》，文辞也是和《左传》相类的。

战国时代诸子的著作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是优秀的散文。不论叙述和描写事物还是说明道理，写作的技巧都已很成熟。《战国策》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谈说之辞，“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也是一部文辞极生动的著作。

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曾经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作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的确，在战国以前是没有像战国以后的各种文体的。章学诚又说：战国时人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所谓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运用景物的描写来激动感情。因为战国时人已善于运用比喻、讽刺和描写，以激发读者感情，或者运用寓言、神话、故事等，以充实其内容，所以这些文章是很生动活泼的。

战国时代的散文，以《庄子》最为突出。庄子的后学曾说庄子的著作是“寓言十九”，“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摸不着边际）之辞”（《庄子·天下篇》）。司马迁也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庄子列传》）。庄子善于运用独特的语汇来描写事物，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发挥他奔放的思想感情，善于运用变化多端的文辞来表达思想。鲁迅就曾赞美庄子的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

诗歌的发展 民间歌谣在春秋、战国间是非常流行的。《左传》、《国语》和诸子书，就时常称引民间的歌谣。由于歌谣的流行和发展，战国时代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成就。

这时诗歌的发展正如散文的发展一样，首先表现在文体的变革上。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颂》是贵族文学，《国风》是民间文学。“兮”字的有无是区别当时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标准之一。在《国风》里常见用“兮”作语助词，《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中就很少见。原来“兮”字古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到春秋、战国间，民间歌谣中出现了句法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已不像《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这时民间的歌咏往往是用音乐来伴奏的，在音乐伴奏中，唱着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是很能感动人的。荆轲从燕国出发入秦谋刺秦王时，路过易水，高渐离弹着一种叫做筑的竹制的弦乐器，荆轲歌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的歌和高渐离所弹的筑的音调是相和的，据说先为“变徵之声”（“变徵”是一种悲哀的音调），大家听了都流泪涕泣；后又“为忼慨羽声”（“羽声”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音调），大家听了，都睁大眼睛，头发也好像竖立起来了（《战国策·燕策三》）。

这时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据说当孔子南游楚国时，听到一个小孩唱的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孟子·离娄下篇》）

据说楚顷襄王时，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钟鼓的声音刚停止，打桨的越人就一面打桨，一面歌唱，用越语唱出了三十二个字音的一首歌，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用楚语译出，成为这样一首楚辞：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

由于诗歌的发展，南方的思想家就有用诗歌来阐明哲理的。《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例如它对善于实行“道”的人的赞扬：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谁能浊以止，静之徐清？谁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老子》第十五章）

屈原创作的《楚辞》 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是当时南方新体文学的代表作，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瑰宝。

屈原名平，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出身于楚国贵族。楚怀王时，他做到左徒的高官，掌管出纳号令。他主张通过制定新法令来改革楚国的政治，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他认为“背法度而心治”，犹如无辔而御烈马，是很危险的；必须做到“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九章·惜往日》）。他要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偏邪）”（《离骚》），就是要选拔贤能担任官吏，按照法令的准则来办事而不能发生偏差。结果他遭到子兰（楚怀王幼子）、郑袖（楚怀王宠姬）和上官大夫等贵族的迫害。楚怀王听信谗言，免除他的官职，并把他流放。顷襄王继位后，他又再度被放逐。等到楚被秦攻破，国都郢失守，他就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不但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吸收了民间文学形式，采用了方言声韵，融合了神话传说，创作了长篇的诗歌。热烈的爱国情感，丰富无比的想象力，美丽的词藻，使得屈原的诗篇成为不朽的杰作。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二千四百多字。诗人通过对自己的战斗历程的回溯和未来道路的探索，表现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势力的猖狂。诗中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喻，编织神游天上等幻境，文采绚烂，结构宏伟。鲁迅指出：屈原的《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

屈原的光辉诗篇，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楚辞》中除了《离骚》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等篇。《九歌》是祭祀鬼神的乐曲，原是楚国民间的创作，经过屈原重新创作或加工，就显得更美妙了。《天问》一篇所问的，从自然现象和神话一直问到远古的历史传说，是一篇美丽的史诗。原来在楚国的宗庙和神祠里，壁上往往绘有关于自然现象、神话和远古历史传说的大幅壁画，《天问》正是针对这些壁画所描写的神话传说来发问的。全诗一千五百多字，诗句大体以四言为主，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表达了屈原对传统思想的怀疑和探索真理的精神。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坟·摩罗诗力说》）

屈原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继起创作《楚辞》，“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列传》）。宋玉所作的《九辩》，是一篇比较优秀的作品。它描写一个失意文人在萧瑟秋风中触景生情，发泄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他用一连串凄凉悲哀的词句，细密地描绘秋天“萧瑟”、“泬寥”、“寂寥”、“寂寞”的情景，刻画出自己“憭栗”、“憯凄”、“怆恍”、“坎廪”、“廓落”、“惆怅”、“掩留”的哀怨感情。宋玉同情屈原的境遇，艺术技巧上学习屈原，但是他的作品只是用来抒写个人的哀伤，因此和屈原的创作相比，就差得远了。鲁迅评论《九辩》说：“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宋玉的作品，还有《招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约赋》、《笛赋》等篇，见于《楚辞》、《文选》、《古文苑》等书。

荀况创作的赋曲 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荀况创作的《成相篇》，是运用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宣传他的政治理论的。“相”是一种用皮革制作、里面装着糠的小鼓，用手拍击，歌唱时用来调节节奏的^[1]。《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开场的第一句歌词是“请成相”，就是请准备打鼓而歌唱的意思。因为这种民间曲调，都用“请成相”开唱，“成相”就成为曲调的名词。《汉书·艺文志》有《成相杂辞》十一篇列“杂赋”中，也该是采用“成相”这种曲调创作的辞。“成相”的曲调，六句组成一章，第一、二句三个字，第三句七个字有韵，第四、五句四个字，多无韵，末句三个字必有韵。可以说，这是我国最古的鼓儿词，是后世大鼓书的开端。

《成相篇》的第一首从“请成相，世之殃”起，到“宗其贤良，辨其殃孽”为止，共二十二章。从当世之乱说起，前半首指出致乱的原因，后半首提出治理的办法。第二首从“请成相，道圣王”起，到“托于成相以喻意”为止，也是二十二章，通过讲历史故事来发表自己的政见。前半首叙述古代圣王故事，说明上世所以盛的原因，后半首叙述周幽王、周厉王故事，说明季世所以衰的原因。第三首从“请成相，言治方”起，到“后世法之成律贯”为止，只十二章。主要讲统治的方法。第一首有“春申道缀（辍），基毕输”的话，该写在公元前二三八年春申君被杀，荀况“知道不行，发愤著书”的时候。他所以要采用这种民间曲调体裁，就是想借民间文学形式来广泛传播他的政治主张。这在文学创作上是一种创举。例如他说：

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第十八章）

君法仪，禁不为，莫不说（悦）教名不移。修（当作“循”）之者荣，离之者辱，孰它师？（第四十八章）

荀子的《赋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文学创作。赋作为一种文体，就是从此开始的。这是从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诗经》“体物写志”的“赋”的创作方法的重大发展。《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针）、《佹诗》和《小歌》七首。前五首通过对事物的具体描写，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后两首是针对“天下不治”的情景，抒发他的郁郁不平之感。它的艺术水平比不上《楚辞》，但是这种“体物写志”的创作方法和问答体的形式，给予后来汉赋不小的影响。

小说家的产生 《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者流，据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荛狂夫之议”。可知小说家是从当时民间产生的。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可知小说家采用一些“小语”和“譬论”，创作一些“短书”，都是有其“可观之辞”，都是有它的用意，是为了适应当时人们“治身治家”的需要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小说十五家，都以古人命名，谈的该是有关这些人的故事小说。班固说这些著作“非古语”，“浅薄”，“迂诞”，出于“依托”，该就是依托这些古人而创作出来的故事小说。《伊尹说》二十七篇，今已失传。《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述伊尹“说汤以至味”，列举各地土产的美味，该即出于小说家的《伊尹说》^[2]。孟子曾竭力驳斥“伊尹以割烹要汤”之说，该即出于小说家。《艺文志》还著录有《周考》，说是“考周事也”；又有《青史子》，说是“古史官记事也”，该属于野史性质。另外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大概是各家故事小说的汇编，所以卷帙特别多，到西汉末年经过刘向的整理校定。刘向在《说苑序》中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赞》），大概指的就是《百家》这部小说，可知《百家》也是谈古人的故事的。在《艺文志》的小说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著录有宋钘所著《宋子》十八篇。宋钘是个著名的道家，为什么他的著作也列入小说家呢？郭沫若根据《庄子·天下篇》谈到宋钘“接万物以别宥为始”，指出《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去尤篇》和《先识览》的《去宥篇》“殆采自《宋子》”。顾颉刚更指出这两篇有个特点，讲的故事多，他列举七个故事作为例证。例如：

人有亡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也；颜色，窃也；言语，窃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也。抇（掘）其谷而得其，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者。

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

顾颉刚认为这类故事在《宋子》十八篇中想必不少，类于市井之谈，因而刘向父子校书时视为不雅驯，把它列入小说家中了。还认为宋钘所以这样列举市井之谈，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他的主张，“含有通俗文学之意”。顾颉刚更认为宋钘以宋为氏，孟子曾在石丘和他相遇，石丘是宋地，该是宋国人。战国时代诸子书中讲宋人的故事特别多，可能都是“援引宋钘书以自张其说”^[3]。不管战国时代诸子书中所讲宋人故事，是否出于宋钘书中，但是这类宋人故事，出于小说家的书中，是可以肯定的。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

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取汲池中水以沃之，鱼露悉见，但就取之。（《太平御览》卷八六八引）

这个宋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既然出于《百家》书中，可知类似这样的宋人故事，必然也是出于小说家的书中。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各派学者到处游说，著书立说，将自己的主张广为宣传。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各派学者常常引用譬喻，列举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作为自己学说的例证。其中有些人着重于创作和编辑故事的，就发展成为小说家了。

战国时代人们常常提到《百家》之说，例如“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说”（《史记·甘茂列传》）。史举是个里巷的“监门”，“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于世”。甘茂从他学的《百家》之说，并不是当时著名学派的学说，该即是出于“街谈巷语”的小说家之说。甘茂劝说秦武王伐韩宜阳的时候，一开始就举出了曾参杀人的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战国策·秦策二》）

后来甘茂由于向寿等人排挤，从秦出奔齐，出关遇到苏代。他向苏代游说，一开始就讲江上处女的故事：

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战国策·秦策二》）

甘茂每次游说，一开始就讲故事，这就是他从史举那里学来的“《百家》之说”，这是当时小说家的特点。后来范雎也曾学过《百家》之说，他自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史记·范雎列传》）。范雎初次见到秦昭王，一开始就讲吕尚遇文王的故事和伍子胥出昭关的故事；后来他劝秦昭王向宣太后穰侯夺回大权，一开始就讲恒思少年和神丛赌博的故事：

亦闻恒思有神丛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博，曰：“吾胜丛，丛籍我神三日；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籍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战国策·秦策三》）

这类故事，也该出于《百家》之说，出于小说家之手。

[1] 宋代朱熹认为“相，助也，举重劝力之歌”（《楚辞后语》）。清代俞樾根据《礼记·曲礼篇》郑注“相，谓送杵声”，也认为“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有歌讴，以相劝勉”，“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卷十五）。近人朱师辙认为“相如鼓，可以手拍之”，“奏乐之时，先击相，是相犹今鼓板，每大鼓书开唱之始，则先击鼓，并拍板”。并列举下列资料作证：《礼记·乐记》：“治乱以相。”郑注：“相即拊也，亦以节乐。拊者以韦为表，装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齐人或谓糠为相。”《释名·释乐器》：“搏，拊也。以韦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也。”应劭《风俗通义》：“相，拊也。所有辅相于乐。奏乐之时，先击相。”这个说法，见朱师辙《答杜国庠论成相篇很像凤阳花鼓词书》，收入杜国庠《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版。

[2]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应劭曰：“《伊尹书》云：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伊尹书》当即小说家的《伊尹说》。《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述伊尹“说汤以至味”，也讲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可证《本味篇》即采自《伊尹说》。

[3]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五四《宋钘书入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