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医学进步及药物尝试

养生之道和生理卫生的讲究 由于和人体疾病作斗争的迫切需要，战国时医学和生理卫生学都有了发展。

这时生理卫生学比较发展，是和当时道家讲究养生之道有关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春季三纪所附论文，都讲养生之道，大体是采取道家的学说。他们认为人体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脏）、六府（腑）。肌肤需要求其“比”（密致），血脉需要求其“通”，筋骨需要求其“固”，心志需要求其“和”，精气需要求其“行”。如果能这样，就“病无所居”了（《吕氏春秋·达郁篇》）。他们认为治身的方法，要“用其新，弃其陈”，要“精气日新，邪气尽去”，才能尽其天年，此之谓“真人”（《吕氏春秋·先己篇》）。这种“精气欲其行”、讲求“精气日新”的理论，是和当时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一致的。《素问》说：有所谓“真人”，“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上古天真论》）。所说“呼吸精气”，也是为了使得“精气日新”。《素问》还说：“嗜欲无度，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疾不愈也。”（《汤液醪醴论》）就是说，不讲卫生，使得精气不能流通，循环发生障碍，“神”就会消失，病就不能治好。关于饮食方面，他们认为吃东西要有定时，要不饥不饱，这叫做“五藏之葆”。如果吃得“味”太厚太烈，吃浓酒，这叫做“疾首”（病的开端）。“肥肉厚酒”实际上是“烂肠之食”（《吕氏春秋·尽数篇》、《本生篇》）。如果“味”太多太好，胃吃得太满，就要“气不达”，就不能长生（《吕氏春秋·重己篇》）。关于运动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形不动”就要“精不流”，“精不流”就要“气郁”，“气郁”在人体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生病（《吕氏春秋·尽数篇》）。如果“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太舒服，这叫做“招蹶之机”（《吕氏春秋·本生篇》）。关于情欲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太放纵，耳、目、口要生病，身体要胕肿，筋骨要沈滞，血脉要壅塞，九窍要不通（《吕氏春秋·情欲篇》）。“靡曼皓齿”的歌舞，淫荡的音乐，这叫做“伐性之斧”（《吕氏春秋·本生篇》）。关于居住方面，他们认为“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过分的“多阴”、“多阳”也要生病（《吕氏春秋·重己篇》）。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住处潮湿的严重为害。《庄子·齐物论》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腰疾”是说风湿侵袭而腰酸背痛，“偏死”是说风湿病严重，偏瘫而死。

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气候失常能导致疾病的流行。例如《礼记·月令篇》说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之月“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当时人们还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变化，万物的变化，对人有利，也有害。因此“养生”之道在于“知本”，必须“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使得“精神安于形而年寿得长焉”。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是有害的，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也是有害的，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都是有害的（《吕氏春秋·尽数篇》）。

经脉学说的逐渐形成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经脉学佚书，即《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还出土了两种诊断学佚书，即《脉法》和《阴阳脉死候》；更出土了一种已佚的医方专书，即《五十二病方》。五种古医学佚书，合写在一个帛卷上。从这些医书的内容来看，都写成于《素问》和《灵枢经》之前。

《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的体例和《灵枢经》的《经脉篇》很接近，它分别记述了每一条脉的名称、循行过程、主病病候和灸法，但内容较《经脉篇》简略。《经脉篇》共列有十二条脉，较这两部佚书多“手厥阴脉”一条。大体上，《阴阳十一脉灸经》要比《足臂十一脉灸经》进步，而《经脉篇》更比《阴阳十一脉灸经》有发展。不但有新增的脉名、脉数，而且彻底改变了脉的循行方向。《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脉的循行方向，由四肢末梢起始，止于躯体中心部（胸腹部或头部），即向心性的方向。《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这种循行方向的基本原则已不存在，开始出现个别的脉（肩脉和足太阴脉）的相反循行方向，由身躯中心部向四肢末梢部的方向循行，即远心性的方向。到了《经脉篇》就作了更大的调整，十二条脉中，六条（手三阳脉和足三阴脉）仍为向心性的循行方向，而其他六条（手三阴脉和足三阳脉）都改为远心性的循行方向。这具体地反映了经脉学说理论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而得到的结果。如果说，作为《黄帝内经》一部分的《灵枢经》成书在战国晚期，那末，这两种经脉学佚书，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两部灸经，都只用灸法，不用针法，但却有砭石疗法，可见它的成书时间，应在扁鹊施用针法之前。^[1]

《五十二病方》中没有阴阳五行学说的痕迹，没有各个腧穴的名称，只提到“泰阴”、“泰阳”两个脉名；也只使用灸法和砭石疗法，不见针法。在使用灸法或砭石疗法时，只指出某一体表部位。病方上的药名，据初步统计有二百四十三种，不见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接近一半，说明当时药物学已有很大成就。事实上当时已有汤剂、丸剂、散剂等，而且已有丸的名称。外治法在书中占很大比重，除了用药物外敷和灸法、砭法之外，还有药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按摩法、角法（类似后来的火罐疗法）等。^[2]

对传染病的预防 战国时代已注意到对传染病的预防。例如《山海经·东山经》说：栒状山有水，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鱼，“食之无疫疾”；又说：葛山有澧水，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鳖鱼，“食之无疠”。这是寻求防治传染病的药物的一种尝试。“疠”是瘤型麻风病。当人们接触麻风病人而抵抗力弱的时候，很容易传染得病，因而必须及时把病人隔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到这点。《秦律》已经规定：乡官发现乡里有麻风病人必须向官府报告，由官府派医生检查证实后采取措施。《秦治狱案例》有一条“疠”说：某里的里典（乡官）甲带同里人丙前来，报告说：怀疑丙患麻风病。讯问丙，丙说：头疮三年，眉毛脱落，不知何病。接着就命令医生丁诊断，丁诊断说：

丙毋（无）麋（眉），艮（根）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疐（嚏）；肘膝△△△到△两足下奇（踦），溃一所；其手毋胈；令（号），其音气败，疠殹（也）。

“艮本绝”，是说鼻梁折断。这是说：官方医师根据病人没有眉毛，鼻梁折断，鼻腔损坏，刺鼻孔不打喷嚏，下肢从关节、膝部到脚向下瘫痪，并有一处溃疡，手上没有汗毛，呼号时声音气急败坏，从而断定病人患瘤型麻风。这说明当时医师对麻风的诊断已很有把握。《素问·风论》也说：“疠者，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也把鼻梁坏、面色坏、皮肤溃疡等等作为麻风的主要特征。按照《秦律》，麻风患者必须迁到政府所设的“疠迁所”实行隔离。如果城旦、鬼薪（刑徒）患麻风，也应迁到“疠迁所”；如果有人犯有该判城旦的罪，还没有判决而患麻风，也应迁到“疠迁所”，或者迁到“疠迁所”以后再判死刑。如果麻风患者有罪，可以判决死刑，采取沉杀水中或活埋土中的办法（《法律答问》）。这说明当时已很重视防止麻风的传染。这样规定判决死刑的办法，也反映了当时法律的残忍。

“气功”养生之道的开创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战国时代开创了“气功”养生之道。这该与当时道家讲究养生有关。《庄子·刻意篇》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所谓“导引”，就是现在所说的气功。“吹呴呼吸”是说深长的呼吸。“吐故纳新”是说通过深长呼吸促进血液循环，达到加强新陈代谢的作用。“熊经鸟伸”是两种主要的导引动作，“鸟伸”是说像鸟那样把头颈频频上伸，“熊经”是说像熊那样前后左右不断动摇腰身。^[3]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有称为“信”的，“信”即“伸”，弯腰而两手俯地，像鸟那样把头颈上伸，该即描写“鸟伸”的导引法；还有称为“熊经”的，跨足直立而两臂向前凌空环抱，像熊那样前后左右动摇腰身，就是描写“熊经”的导引法。

图六十二 帛画导引图中的“信”（伸）和“熊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一九八四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引书》说：“引背痛，熊经十，前据十，端立，跨足，前后俯，手傅地，十而已。”这是说导引可以治疗背痛，每次治疗可以使用“熊经”和“前据”两种导引动作十次。所说“端立，跨足，前后俯”就是“熊经”的动作，所谓“手傅地”就是“前据”的动作，是在“熊经”动作之后，两手向前伸再弯腰而两手俯地。

张家山出土《引书》讲到导引可以治疗身体各部分发生的病痛，《素问》讲到了导引的适应症有痿、厥、寒、热和息积^[4]。同时，道家把导引作为养生、修道和延年益寿的方技，就是《庄子·刻意篇》所说“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以《引书》把导引称为“彭祖之道”。彭祖是当时传说中最长寿者，《楚辞·天问》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铿，彭祖也。”

《庄子·刻意篇》所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就是讲究深长呼吸空气，从而加强全身“精气”的循环流通，起着“吐故纳新”作用，这是“气功”作养生之道的关键所在。这在古代称为“行气”，可以静坐或卧着进行。同时也可以配合身体的运动来进行，借助于运动来加强全身“精气”的循环流通，这在古代称为“导引”。《庄子》所讲到的“熊经”和“鸟伸”是早期运用的两种动作，这是由于模仿熊和鸟的特殊动作而得名的，后来就发展为许多模仿各种鸟兽动作的方式，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所描写的以及华佗的“五禽戏”等。这种配合一种动作的“导引”，就是现在“气功”中的所谓“动功”。至于不配合的“行气”，就是现在“气功”中的所谓“静功”或“内功”。

图六十三 战国行气铭文拓本

（采自《三代吉金文存》卷二〇，四十九页）

这种“气功”的发明和推行，看来不仅和道家所讲“精气”学说有密切关系，而且和当时医学家的“经脉”学说有重大关系。医学家认为全身分布有阴阳相对的“经脉”，是“精气”循环流通的主要通道，所谓“行气”就起着加强“精气”在“经脉”中循环流通的作用，所谓“导引”就起着导引“精气”在“经脉”中循环流通的作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代十二面小玉柱，上刻有《行气铭》，原为安徽合肥李木公收藏，被误称为“玉刀珌”或“剑珌”，铭文拓本曾著录于邹安《艺賸》和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这个小玉柱下端有圆孔上通，顶端不穿透，侧面又有小圆孔可以穿钉，可能是老人所用手杖上端装配的玉首。原文如下：

行气：吞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复，复则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顺则生，逆则死。（《三代吉金文存》卷二〇，第四十九页）^[5]

这是讲练习气功的“行气”方法，讲的是深呼吸的一个回合，就是现在气功疗法中所讲沿任脉和督脉的循环一小周天。这是说“行气”要先吸气吞下，吸气吞下就会使得气积蓄起来，气积蓄就会使得气伸长，气伸长就会使得气往下沉，气往下沉就使得气定在丹田里，气定下来就会使得气在丹田里稳固下来，气在丹田稳固一段时间就会萌生新气，萌生了新气就会成长，这时气的行径就回转到背脊向上运行，一直上升到头顶。“天”原来就有头顶的意思。这样“行气”一个周天，既上行到“天”，又下行到“地”，顺着这样“行气”便可以长生，逆着这样“行气”就要短命。

所谓“得道”的“真人” 这种“引气”方法，现在称为“内功”，古代称为“内业”。《管子·内业篇》就是专讲修养内心和修炼精气以求长寿之道的。这是齐国稷下道家的著作。他们认为“精气”就是“道”，天地万物都由精气产生和生长，人的生命也以精气为根本要素。我们在上章第四节已经指明。《内业篇》可以说是一篇最早讲气功的精辟论文。他们认为内心虚静，去掉欲望，排除外来的诱惑，专心保持积蓄精气，就能得道。“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烝）而毛泄，匈（胸）中无败”。这是说“执静”的内功，能够使败坏之气从肌肤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使胸中没有败坏之气，从而精气得以储存积累而延年益寿。他们说：“平正擅匈（胸），论治在心，以此长寿。”他们认为饥饱不能失度，如果失度，太饱就要赶快活动，否则气血就不能通达。

值得注意的是，稷下道家所作《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文章，主张“道”就是“精气”，修炼精气就能“得道”，同时他们把“得道”的人称为“真人”。《心术上篇》前半是“经”，后半是“解”，说明这是他们的重要论文。经文说：“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真人之言不义（“义”读作“俄”）不颇”（“真”字原误作“直”，从《管子集校》改正）。解文对“真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真人”是“言至”、“言应”、“言因”而“言深囿”的。就是说得道的“真人”所讲的“道”，是达到了“道”的，应合于“道”的，因循于“道”的，因而讲得不偏不颇的。稷下道家这样讲究修炼精气，把修炼成功的称为“得道”，并把得道之人称为“真人”，把“真人”看作修炼成功的最高境界。《吕氏春秋》讲养生之道的几篇，都是采自稷下道家的。如《先己篇》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所谓“大宝”就指精气而言。所说“腠理遂通”，就是如《内业篇》所说：“理丞而毛泄，胸中无败。”这样的人《内业篇》称为“得道之人”，所以《先己篇》说“此之谓真人”。

民间医学的进步和名医扁鹊 这时医学已经分科。《周礼·天官》冢宰的属官有医师（大医师）、食医（管理营养卫生的医生）、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科医生），又有兽医。民间也已有各科医生，有带下医（妇科医生）、小儿医（小儿科医生）、耳目痺医（耳目科医生）等（《史记·扁鹊列传》）。这时疾医主要医治的流行病，春天有痟首疾（头痛病），夏天有痒疥疾（疥癣、疖子等痒痛的皮肤病），秋天有疟寒疾（疟疾），冬天有嗽上气病（咳嗽气喘病）。疡医主要医治的病有肿疡（癕肿的疮）、溃疡（溃脓的疮）、金疡（刀伤）、折伤（骨折伤）。医生诊断病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周礼·疾医》），已经普遍采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等方法（《史记·扁鹊列传》），我国传统医学上临床观察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时都已有了。

当时民间流行“灸”和“针”的治疗方法，人们常用烧灼艾绒的“灸”法来治一般病痛。孟子说：“今之欲王者（指希望统一天下的），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孟子·离娄上篇》）赵岐《注》：“艾可以为灸人病，干久益善，故以为喻。”人们又常用石制的针来刺的“针”法来治病痛。《管子·法法篇》主张对罪行不赦，认为“毋赦者有小害而大利者也”，“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砭石是石制的针，用来刺经脉的穴位来治病。据说扁鹊使其弟子子阳急救虢太子的昏厥，“厉（砺）（针）砥石，以取三阳五会”，一会儿太子就苏醒（《史记·扁鹊列传》）。这已使用金属的针，所谓“砺针砥石”，就是用金属的针在磨刀石上磨得锐利，所谓“三阳五会”，是指手足三阳经脉和督脉的交会穴，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以为就是头顶正中的百会穴，百会穴确是治“厥症”的特效穴位。说明这时针灸学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这时内科的治疗方法，有服汤药的，有用药物来熨帖按摩的，有用（针）石来针刺的，有服药酒的，中国医学上优良的传统医疗方法，在战国时已经奠定了基础。据说，病未深入的时候，一般用“汤”、“熨”的医疗方法，病到了血脉里得用“石”的医疗方法，病到了肠胃里可以用“酒醪”的医疗方法（《史记·扁鹊列传》）。至于外科病的医疗方法，有用敷药的医疗方法，要“以五毒攻之”，“以五药疗之”。也有用开刀的医疗方法，有所谓劀（刮去脓血）、杀（割去烂肉）等手术名目（《周礼·疡医》），又有剔（用刀来剔疮）、（开刀）等手术名目。《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剔首则复（旧误作“腹”，从王先慎说校正）痛，不痤（恶疮）则寖益。”就是说：婴儿头上的疖子不剔掉就要更加痛，毒疮不开刀就要逐渐厉害。《尸子》说：“有医竘者，秦之良医也。为宣王割痤，为惠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竘治之，谓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诚善治疾也，张子委制焉。”（孙星衍辑本下卷）说明这时的外科医生，能够“割痤”、“疗痔”、治背肿。这时已有防止冬天手上生冻疮而皮肤皲裂的药，叫做“不龟手之药”。据说宋国有人善于制作这种药，因而能够世代干着冬天漂洗丝絮的事（《庄子·逍遥游》）。

扁鹊，即秦越人，齐国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北）人^[6]。曾从长桑君处得到许多“禁方书”（不公开的丹方医书）。相传晋大夫赵简子生病，五天不省人事，请扁鹊诊治，扁鹊断定“血脉治”（血脉循环正常），不出三天会好转。又有虢国太子得急病暴卒，扁鹊进去诊察，发觉他耳朵里有声音而鼻翼扇动，两股内侧还是温的，断定是“尸厥”（昏迷假死），可以抢救。扁鹊就用针法、熨法和汤剂结合治疗，过了二十天太子就康复。当时人“尽以为扁鹊能生死人”，扁鹊说：“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记·扁鹊列传》）扁鹊主张早期发现病情，早日加以治疗，反对“信巫不信医”。他根据各地人民的需要而行医，在邯郸做“带下医”，在洛阳做“耳目痺医”，在咸阳做“小儿医”。秦国的太医令（官名）李妒忌他，竟把他刺杀了。

《素问》的医学理论 《素问》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医学著作，相传是《黄帝内经》的一个部分。《素问》非一人一时之作，是一个学派在较长时期内写成的，主要部分写成于战国时代末期。《素问》八十一篇，原缺七篇。《天元纪》以下七篇《大论》，是东汉到南北朝时人作品，为唐王冰所补入。它假托黄帝所作。从它的思想体系看来，同当时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时代的医师，已经开始运用“阴”、“阳”、“风”、“雨”、“晦”、“明”六气来解释疾病的原因。公元前五四一年秦国医和就提出了“淫生六疾”的理论，认为“寒”、“热”、“末”（四肢的病）、“腹”、“惑”、“心”六疾是由于感受六气过度而生（《左传》昭公元年）。《素问》对病源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调经论》）所谓“邪”，是指致病因素。这是说，致病原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风雨寒暑的侵袭，内因是饮食起居喜怒的不节，因而造成阴阳失调，引起疾病。《素问》特别重视造成疾病的内因。它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举痛论》）又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阴阳应象大论》）。不但精神上的过度刺激和剧烈冲动，会影响身体而引起疾病；如果过度的劳心劳力，过度的追求享乐，纵情酒色，生活失常，也要导致疾病和早衰。

基于上述理论，《素问》作者首先重视疾病的预防。在预防体外疾病因素侵袭的同时，特别强调人体内在的预防因素。它一方面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一方面又认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上古天真论》）。预防疾病，固然要防止外来的致病因素乘虚而入；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修养，保养“真气”，增强抵抗力量。它主张“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上古天真论》），目的在于克制情欲的冲动，防止内在致病因素的爆发。这种思想是和道家有相通之处的。

《素问》特别强调疾病的预防，较治疗更为重要。《四气调神大论篇》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认为“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它把四季的运行看作自然界“生”、“长”、“收”、“藏”有规律的变化，认为人们生活在这个有规律变化的自然环境里，必须相应地按照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调节起居生活和精神活动，使得身体内部的阴阳顺应自然界的阴阳而变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这样就能保持健康，不生疾病，叫做“得道”。所谓“得道”，不是别的，就是掌握和顺应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这种理论，是和当时的阴阳五行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四气调神大论篇》内容，列为一表如下：

《素问》不但用阴阳失调来解释病因，也还用阴阳学说来阐述人体生理和说明病理。它认为，五脏属于阴，必须“藏精气而不泻”；六腑属于阳，必须求其通达，“传化物而不藏”（《五藏别论》）。还认为，必须根据阴阳的变化来进行病理的分析，来判断虚实、寒热、内外等，从而确定辨证论治的准则。

《素问》认为“治病必求其本”，必须把病因、病型和病所三者结合起来，全面考虑治疗方针。病势轻的可用“扬”（宣散）的方法，病势重的可用“减”（减除）的方法，体质衰弱的可以用“彰”（补养）的方法，形体不足的要“温之以气”（用气来温补），精气不足的要“补之以味”（用味来滋补）；病在高处的可用“越”（催吐）的方法，病在下处的可“引而竭之”（引导下泻），病在中间腹部发的可以“泻之于内”；有外邪入侵的可以“渍形以为汗”（熏蒸出汗），病在肌表的可以“汗而发之”；病情慓悍的可以“按而收之”（加以抑制而使其收敛），结聚盘踞的可以“散而泻之”（《阴阳应象大论》）。总之，把祛邪扶正作为治疗的纲领。

《素问》这些医学理论，奠定了祖国医学优良传统的基础。

[1] 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马王堆帛书四种古医学佚书简介》，《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六期。

[2] 钟益研、凌襄《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3] 《淮南子·精神篇》：“熊经鸟伸”，高注：“经，动摇也。伸，频伸也。”《淮南子·缪称篇》：“熊之好经”，高注：“经，动，导引。”

[4]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素问·奇病论》说：“帝曰：‘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积。此不妨于食，不可灸刺。积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5] 郭沫若《行气铭释文》《沫若文集》卷十六，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七辑）。

[6] 《史记·扁鹊列传》所记扁鹊事迹，年代错乱。《史记》说扁鹊先后为赵简子、虢国太子、齐桓侯治病。赵简子卒于公元前四七七年，而虢国被晋献公灭亡，在赵简子前一百多年。齐桓侯如果是田齐桓公，齐桓公立于公元前三八三年，又后赵简子九十多年。《战国策·秦策三》又说“扁鹊见秦武王”，秦武王卒于公元前三一一年，又在齐桓公之后七十多年。扁鹊年寿不应如此之长。有人认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后来名医多自称扁鹊，传说者把他们的事迹糅合在一起，所以年代相差这样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