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阴阳五行家解说事物发展规律：战国史

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解释宇宙万物构造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学说。五行学说企图把所有物质现实中复杂多端的形态，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所构成；阴阳学说又企图用阴阳两气的矛盾和变化，来解释自然界和所有事物的变化，这是朴素的唯物观点。

这种学说在西周末年已经出现。当时史官伯阳父用阴阳失调来解释地震的原因，还曾用水土相调来解释农业生产，都是朴素的唯物观点。但是他把阴阳失调说成是由于“民乱之也”（《国语·周语上》），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唯心论。伯阳父（简称史伯）在和郑桓公谈论西周灭亡原因时，指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和实生物”，认为“百物”的产生是由于五行相“杂”“和”的作用，这是朴素唯物观点；但是他说西周之所以灭亡是由于违反“和”的原则，主张统治者对人民要“和乐如一”，要达到“和之至”的境界（《国语·郑语》）。他是想用调和矛盾的办法来挽救西周的灭亡，而把五行学说作为他的调和论的依据。

到战国时代，这种学说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产生了阴阳五行家。《礼记·月令篇》原是他们的著作，而被儒家的阴阳明堂一派所采用的。它广泛地把各类事物归纳到五行系统之中。现在我们列表如下：

这样有系统的说法，并不是一时所创造出来的。五神配合五行之说，春秋时晋太史蔡墨已曾谈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五神配合五行、五色、五虫之说，在春秋时也早已存在。例如晋的史嚚曾说：天的刑神蓐收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国语·晋语二》）。五帝配合五行、四方、五色之说，也早有成说。例如秦国在秦襄公时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曾在栎阳作畦畤，祠白帝（《史记·封禅书》）。四方和十日、五色相配之说，也早已有了。例如墨子说：上帝以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墨子·贵义篇》）。《礼记·月令篇》就是采取了这些说法，而更加加以系统化。

这时五行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把所有的事物归纳为五行的属性所派生。关于这一点，可以举他们所说的五行怎样派生五味为例。《尚书·洪范篇》说：水的属性是润下的，由于润下产生出了咸味；火的属性是炎上的，由于炎上产生出了苦味；木的属性是曲直的，由于曲直产生出了酸味；金的属性是从革（顺从和改革）的，由于从革产生出了辛味；土的属性是稼穑（播种和收获）的，由于稼穑产生出了甘味。润下产生咸味，该是从海水得来的观念；炎上产生苦味，该是从物质烧焦得来的；曲直产生酸味，该是从树木生长果实得来的；从革产生辛味，该是由于金属用来做兵器、刑具和外科医生开刀用的刀，使人感到痛楚；稼穑产生甘味，该是由于粮食用来酿酒得来。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

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时代十分流行。它和天文、历法、气象、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著录二十一家，多数是战国著作。

月令的五行相生说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艺文志》也说：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阴阳家的著作，普遍为人民所采用的就是《月令》一类的作品。

《礼记》的《月令》（收入《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的首篇），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定的行政月历。它分月记载了气候和生物、农作物的生长关系，相应地制定了保护、管理各种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月令》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变化。春季是草木萌芽和生长季节，气候温和，属于木德。由于木生火，所以春季就转变为夏季。夏季是万物成长旺盛季节，气候炎热，属于火德。由于火生土，所以夏季和秋季之间属于土德。由于土生金，接着就是秋季。秋季是万物开始凋零季节，有肃杀之气，对生物有杀伤作用，正如金属制造兵器和刑具对人起杀伤作用一样，因而秋季属于金德。由于金生水，所以秋季就转变为冬季。冬季是万物隐蔽蓄藏的季节，气候寒冷，正如水藏于地下和水性寒冰一样，因而冬季是水德。这种说法比较牵强附会，但在当时是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观点。

《月令》中记载有比较丰富的物候观察的结果，体现了长期以来我国在物候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物候学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它研究一年中四季气候变化和草木抽芽生长开花结果、生物活动变化和候鸟春来秋往等等现象的关系。例如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燕）至”。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初来以测定春分的到来，春秋时郯国国君就曾对鲁昭公说：“玄鸟氏司分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月令》按照四季气候和生物的变化，替即将建立的统一王朝规定调度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程序。例如规定春季禁止伐木，禁止焚烧森林，不准杀害刚生的鸟兽，不准竭泽而渔等等；夏季禁止大兴土木，不准伐大树等等；秋季准备收割、打猎等等；冬季修理农具，收藏谷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经验规定的，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月令》还规定了天子每个月在政治上应该做的大事。它有一个原则：“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就是说，所有国家大事必须顺应阴阳五行的变化。春季是木德，万物开始生长，适宜多用赏赐，因此规定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夏季是火德，万物成长繁荣，适宜讲究教育，选举人才，所以规定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秋季是金德，对万物起杀伤的作用，适宜于选练军队和施用刑罚，所以规定孟秋之月“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冬季是水德，万物隐蔽蓄藏，因此规定仲冬之月“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之闭藏也”；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这是把“天人感应”的说法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上。

阴阳五行家著作这部《月令》，是适应即将出现的统一王朝的需要。《月令》中讲到天子所属，有相、太尉和将帅等官职，构成理想中的中央官僚机构。它着重提出的政事，如选举人才、选练军队、行庆施惠、决狱平正等等，都是统一王朝的大事。它要求“行爵出禄，必当其位”，“专任有功，以征不义”，“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是认为统一王朝应该这样做的。《月令》规定仲春和仲秋之月，当昼夜一样长的时候，校正度量衡器，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春分、秋分时天气不冷不热，在这时校正当时民间通行的竹木制的度量衡器，可以避免因温度变化而发生误差的现象。

楚帛书的月历性质和四季之神“创世”神话 阴阳家的著作属于“术数”性质，是科学思想和神话以及迷信相结合的。《汉书·艺文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记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观察天文，制定历法，讲究时令，便利农业生产的发展；宣传天变灾异之说，鼓吹行事有适宜和禁忌，禁忌往往带有迷信的性质。战国时代民间流行的月历，有偏重讲究每月适宜行事和着重禁忌的，如《楚帛书》就是楚国民间流行的这种月历，如说二月“不可以嫁女、取（娶）臣妾”，四月“不可作大事”，六月“不可出师”，八月“不可以筑室”，十二月“不可以攻城”等。

《楚帛书》是一九四二年从湖南长沙子弹库地方楚墓中盗掘出土的，后来流入美国，现藏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Sackler Grallery）。这是在一幅略近长方形（47×38.7厘米）的丝织物上，四边绘有四季十二月的神像，附有“题记”，记有月名和每月适宜行事和禁忌，“题记”末尾三字是说明这个月神的职司或执掌的事。如二月“曰：女，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娶）臣妾，不火不得成。女此武”。所有十二月名和《尔雅·释天》所载基本相同：

图六十一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像（摹本）

十二月神像中包括有四季神像。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The Arthur M.Sackler Gallery）

从每月“题记”看来，十二月名来自神名。春、夏、秋、冬四季最后一月“题记”末尾三字，都载有这个月神的职司，如三月“秉司春”、六月“（且）司夏”、九月“玄司秋”、十二月“（涂）司冬”，而其他月份“题记”末尾三字，都只记每个月神执掌的事，如二月“女此武”，因为此月“可以出师”；四月“余取（娶）女”，因为此月可以“取（娶）女为邦□”。由此可见四季最后一月之神，既是此月之神，又是职司此季之神。秉、（且）、玄、（涂），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之神。

帛书中心部位，配合四边所绘的四季神像，写有两篇文章，一篇十三行，一篇八行。八行一篇主要讲四季之神的创世神话，开头就讲到雹戏（即伏羲）生有四子，“长曰青□榦，二曰朱□兽，三曰翏黄难，四曰□墨榦”，就是四时之神（即四季之神）。可知秉即青□榦，（且）即朱□兽，玄即翏黄难，（涂）即□墨榦。这又是依据其色彩和形象来定名的。这样以春、夏、秋、冬四季和青、朱、黄、黑四色相配，是和《月令》以秋季为白色是不同的。

帛书三月“秉司春”的神像，面状正方而青色，方眼无眸，鸟身而有短尾，即所谓“青□榦”。这个春季之神，很明显就是《月令》所说春季东方的木神句芒。据说秦穆公在宗庙中见到的句芒之神，正是“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的（《墨子·明鬼下篇》）。《山海经·海外东经》也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句芒原是东方夷族崇拜之神，据说夷族的祖先“少皞氏有四叔”，“实能金木及水”，“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夷族原来就有崇拜玄鸟（即燕，亦即凤鸟）图腾的信仰。这个春神主管着草木五谷的生长，因而名为句芒。“句芒”即是“句萌”，就是描写植物屈曲生长的形容词，“秉”字像手执禾一束的形状，常用以指结穗的粮食作物，如《诗经·小雅·大田》以“遗秉”和“滞穗”并提。帛书称春季的木神为“秉”，也由于他主管草木生长。

帛书六月“（且）司夏”的神像，人面兽身，面有红色边缘，无左右下臂和手，穿长袖衣隐蔽而拖着，身后有尾，并有雄性生殖器，即所谓朱□兽。这个夏季之神相当于《月令》所说夏季南方的火神祝融。祝融原是楚人祖先之神，因而楚人称之为（且），当即“祖”字。《山海经·海外南经》也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古神话中祝融并非一个神名，而是一种神职的称号，因而先后有神为祝融。据说先是黎或重黎为高辛氏的“火正”而称祝融，接着重黎由于讨伐共工无功，被帝喾杀死而由其弟吴回为“火正”而称祝融（《史记·楚世家》）。据《山海经·大荒西经》，吴回“是无右臂”，同时“日月所入”的日月山，“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同时日月山上有黎所生的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从上下文来看，“噎”可能就是“嘘”字之误。看来帛书所载无左右下臂的夏季之神祝融，就是吴回或嘘。

帛书九月“玄司秋”的神像，是双首的四足爬行动物，双首似龟头，四足爬行似鳖，即所谓“翏黄难”。这个“司秋”的“玄”，当即水神玄冥，也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鲧。鲧的传说原来出于玄冥神话的分化演变。“鲧”字古作“”，从“玄”声，本读若“昆”。鲧原与禹同样是使用应龙、鸱龟来治水的神。《楚辞·天问》说：“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又说：“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据说鲧因窃取上帝的“息壤”筑堤防水，因而受到上帝处罚而被杀死，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就是所谓“殛鲧于羽山”。鲧有被杀后尸体复活变为“黄能”潜在水中成为水神的神话。据说晋平公有病，梦见黄能入于寝门，子产解释说：“昔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国语·晋语八》，《左传》昭公七年大体相同）“黄能”今本误作“黄熊”（见《经典释文》）。据说“能”是三足鳖（见《尔雅·释鱼》），其实三足是畸形，不可能成为鳖的一种。“能”字，金文像四足的爬虫，《说文》说“能”是“熊属”，是兽中贤能而强壮的。其实应该是龟鳖中贤能而强壮的。孔颖达《正义》说：“能，如来反，三足鳖也。”“如来反”是正确的。“能”古音读如“态”，与“难”音同通用。帛书称玄为翏黄难，“翏”当读作“戮”，“难”当读作“能”，就是说被杀而尸体复活、变成黄能而入于水中成为水神。

这个尸体复活变为黄能的神话，曾传到蜀国，成为鳖灵的传说。据扬雄《蜀王本纪》（《太平御览》卷八八八所引），楚人鳖灵被杀，尸体漂流到蜀地复活，望帝（杜宇）用以为相，玉山洪水暴发，鳖灵“决玉山，使民得陆处”，后来望帝传位于鳖灵，号为开明帝。尸体复活变为黄能，原是楚人流传的传说，《楚辞·天问》说：“化为黄能（今本“能”误作“熊”），巫何活焉？”所谓鳖灵，就是黄能，“鳖”即是“能”，“灵”即是神。古人所以特别重视龟鳖中贤能而强壮的“能”，因为古人认为特大的龟鳖是有特别强大的神力的。《楚辞·天问》说：“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鳌是大龟，王逸《注》引《列仙传》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独何以安之乎？”《列子·汤问篇》称东海有五神山，为仙圣所居，由于“五山之根无所连著”，上帝恐怕流于西极，“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动”。特大的龟鳖既然有背负安定神山的神力，因而能够在开天辟地的创世工程中发挥作用。《列子·汤问篇》、《淮南子·览冥篇》都说：“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立四极”就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工程。

帛书十二月“（涂）司冬”的神像，人体正面站立，巨头方面大耳，头顶竖立有两根长羽毛，两手握拳而向左右张开，上身穿黑色短袖上衣，露出下臂，即所谓“□墨榦”。当即“能使巨鳌”的北海之神禺强。“禺”字像巨头动物之形。“”字从“余”声，与“禺”音近通用。《山海经·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都说：“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鸟身”当是“黑身”之误，旧注引一本作“北方禺强，黑身手足”，《庄子·大宗师篇》引此亦作“黑身手足”。《庄子·大宗师篇·释文》和《列子·汤问篇》张湛注引《大荒经》，都说：“北海之神名曰禺强，灵龟为之使。”所谓灵龟即指巨鳌。《淮南子·地形篇》说：“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高诱注：“隅强，天神也。”隅强即是禺强。不周风是冬季从西北吹来的巨风。禺强的神力能够吹起不周风，足见其神力十分强大，因而能使用巨鳌参与创世的工程。

帛书中间八行一篇，是所见时代最早的创世神话文献。全文可分两节，上节讲远古时“梦梦墨墨”（一团混沌），“风雨是于（阏）”，雹戏（伏羲）生下四子，就是四季之神。雹戏命令四神疏通山川四海，因而使得“朱（殊）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步为岁，是惟四时（即四季）”。这是说经过四神的疏通，使得一团混沌分解，天地开辟，日月分明，四神得以轮流主管，春、夏、秋、冬四季得以运转，从而推步为一年。

下节又讲到千百年之后，由于“日月允生（“允”读作“夋”），九州不平，山陵备侧”，以致四神不能使四时正常运转。“允”古和“夋”音义相通。《说文》说：“夋，行夋夋也，从，允声。”“日月夋生”是说日月不断产生。这是说由于天上日月不断产生，地下九州又不平，山陵倾斜，以致四季运转失常。接着又说：“天旁动攼，畀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敷），奠四极。”这是说天为此大为感动，因而赐给五木之精，于是炎帝就得命令祝融使四季之神从天下降，从而完成“奠三天”和“奠四极”的创世工程。看来上天赐给五木之精，就赐与祝融和四季之神的神力，因为青□榦、朱□兽、翏黄难和□墨榦等四季之神，就是执掌青、朱、黄、黑等方面的事业的，他们正是“奠三天”和“奠四极”的能手。所谓“三天”是指三重的天的结构，古神话以为昆仑原与上天连接，由此而上就是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再上就是悬圃，“登之乃灵”；更上就是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南子·地形篇》）。这就是“三天”的结构，由四季之神所奠定的。所谓“四极”是指地的东、南、西、北四方的尽极之地，《淮南子·时则篇》讲到地有东、南、中、西、北“五极”，是由五帝和五方之神所执掌的，可知古神话中“四极”原为四方的上帝和四季之神所执掌，而且就是四季之神在创世工程中奠定的。

帛书接着又载：“曰非九天则大侧，则毋敢□天灵（“灵”读作“命”），帝允，乃为日月之行，共攻□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晨祎乱作，乃□日月，以转□思，有宵有朝（早），有昼有夕。”这节缺文太多，有些字句意义不明。大意是说祝融接受了炎帝命令，表示如果违反“九天”的意旨，将有更大的倾侧，为此不敢不顺从天命，经过炎帝的允诺，于是就开始做使日月正常运行的工作，经过共同努力推步“十日”，调整“四时”，终于使得日月运转分明，有夜有早，有昼有夕。特别要指出，“共攻□步十日”是说共同努力推步“十日”，多数考释者把“共攻”读作“共工”，以为是个神名，是不可信的。因为古神话中共工正是个破坏创世工程的主角，“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篇》、《列子·汤问篇》等），是不可能参与创世工程的；而且祝融既然以四神下降而“为日月之行”，不可能别有共工出来完成这项工作。

《楚帛书》所说祝融主持创世工程，确是有来历的。《尚书·吕刑》讲到，由于蚩尤作乱，“遏绝苗民”，上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古神话以为天地原是连接相通的，崇山（即嵩山）有登天的通道，由于重、黎（即祝融）的“绝地天通”，天地才开辟而不通。《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日月山是“天枢”，有“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名曰嘘”。由于上帝命令重上天，黎下地，“下地是生噎（“噎”当为“嘘”之误），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和帛书所说祝融下降而“为日月之行”是相同的。

近年陕西神木县汉墓出土画像石，有春神句芒和秋神蓐收的画像。句芒人面鸟身，左手捧红色日轮于胸前，右手持矩，足下和身后各有一条青龙。蓐收也是人面鸟身，右手捧白色月轮于胸前，左手执规，耳部有蛇，足下和身后各有一只白虎。这是表示他们在创世工程中主持日月之行。《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有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员”读作“圆”），神红光之所司也”。泑山，《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作“濛山”，郝懿行《笺疏》以为就是《淮南子》所说“日至于蒙谷”。《尚书大传》作柳谷，郝懿行以为“柳”、“泑”之声又相近，总之这是日入之地。这是说蓐收之神在此地发出“红光”来掌管“日之所入”，也就是说在主管日的运行。所谓“其气员（圆）”，就是说蓐收发出的红光，能使日轮的运行循环圆通，使得日轮每天正常地回归日入之地。新出汉代画像石以蓐收为秋神，与《月令》相同，而与《楚帛书》所说“玄司秋”不同。因为《楚帛书》所载是楚人的信仰，而汉代画像石所载是沿用中原人的信仰。

《楚帛书》中间十三行一篇，主要讲彗星出现，使日月星辰运行紊乱，造成四季变化失常，发生天灾祸害，由于“五正”（即四季之神和后土之神）的神明，得以调整恢复正常，使人民安居乐业。也是歌颂四季之神而要求人们恭敬祭祀的。

“五常”附会“五行”之说 《荀子·非十二子篇》曾批评子思、孟子一派儒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杨倞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其实《孟子》书中并无五行之说，也未尝以仁、义、礼、智、信平列为五种德行，荀子所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该是出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后学所道。《孔子世家》谓子思作中庸，《中庸》起首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郑玄《注》解释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知，土神则信。”章太炎以为这是“子思之遗说”，并以为“古者《洪范》九畴举五行傅（附）人事，义未彰著，子思始善傅（附）会”。我认为子思只是以五种德行并列为说，以木、金、火、水、土附会五种德行，当出于思、孟一派后学所为。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有《五行篇》，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就是思、孟一派后学所作。

《尚书·洪范》讲“九畴”，初一曰“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即貌、言、视、听、思，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祀”。并未指出“五行”与“五事”、“五祀”有连带关系。以“五事”附会“五行”，当出于后世儒家的附会，见于伏生的《尚书大传》和《洪范五行传》。伏生以为“貌属木，言属金，视属火，听属水，思属土”。这种附会之说，当即传自思、孟后学。

当战国时代，各派学者既相互争鸣，又相互融会贯通。阴阳五行家《月令》一派著作，讲究季节时令，符合生产需要，因而儒家、道家、法家都加采用，并有所融合和附会。例如楚道家《鹖冠子·道端篇》讲究使用人才治理国家，就说：“仁人居左，忠人居前，义人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而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而秋成熟，后法圣而冬闭藏。”不仅以仁、忠、义、圣四种德行分配于左右前后四方，而且认为符合于春、夏、秋、冬四时的德行。又如齐法家所编著的《管子》，就有《四时》、《五行》、《禁藏》等篇，专门分析四方、四时、五行的关系及其德行所起的作用。《禁藏篇》就说：“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行地之宜”，与《鹖冠子》同样以春德是仁而生殖，夏德是忠而立功。《管子·四时篇》则详细分析了四季五行的德行所起作用，并没有以仁义等德行比附。今列为一表如下：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齐国人，到过临淄的稷下，号为“谈天衍”。也曾到过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争辩。最后到了燕国，在燕王喜那里做官（《韩非子·亡征篇》）。著有《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已失传。他在地理方面创立了“大九州”说，又在历史方面创立了“五德终始”说。

原来探索五行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的，有相生、相胜两种说法。五行相胜的说法也早已存在，后期墨家曾经批驳这个说法，认为五行相胜，不仅是由于质的相胜，更主要的是由于量的相胜（《墨子·经下篇》、《经说下篇》）。这时邹衍又运用五行相胜的说法，创立了“五德终始”说，用来解释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原因。他把过去的朝代和开国帝王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来排列，认为帝王将兴，上天必先显示祥瑞给人们看。黄帝之时是土德，因为木胜土，所以代黄帝所建的朝代而起的是“木气胜”的禹；因为金胜木，所以代禹所建的朝代而起的是“金气胜”的汤；因为“火胜金”，所以代汤所建的朝代而起的是“火气胜”的周文王；因为“水胜火”，所以代周文王所建的朝代而起的，必将是“水气胜”的。他运用五行学说来讲朝代的兴替，是对五行学说的发展。

这种历史观，把历史看作常变的，把新王朝的兴起看作五行相胜的必然结果，适应了建立新的统一王朝的政治需要。后来秦建立统一王朝，秦始皇就采用这个学说。这种学说忽视了历史变革的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把历史变化说成是循环的，并把五行相胜的原因归之为天意，结果就陷入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迷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