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科的繁荣与地理学进展

历法的进步 因为天文历法和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天文学很早就发达起来。中国的历法向来是阴阳合历，并不是纯阴历。古代的天文历法家主要的工作在于调和阴阳，在阴历年里适当地插入闰月，调节太阳节气，使四季的循环能够合适。战国时代著作的《尧典》曾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从冬至或立春起算，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谓“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便是由于阴历年比阳历年每年要少十一天左右，必须设置闰月来加以调整。文化落后的秦国在秦宣公时（公元前六七五年至前六六四年）也已“初志闰月”（《史记·秦始皇本纪》）。春秋中期，由于采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能够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历法开始精确，以含有冬至之月为正月，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并开始采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的办法。到春秋、战国间，各国应用着三种不同的历法，有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有以此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有以此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春秋时代，晋国已应用“夏正”，因为“夏正”最符合于四季气候的转变，最便利于农业生产。孔子已说“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篇》）。到战国时，对于天文历法的推算已很正确。孟子曾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篇》）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根据孟子所说，可知战国时代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已极有把握了。

古代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等，是我国古代建立在严密科学基础上的历法。《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〇年左右^[1]。这种古四分历的岁实（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闰法为十九年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它的回归年长度与西方古代名历《儒略历》（创于公元前六四年）是相同的，但我国古四分历的创造要早三百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有“后九月”之称。

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魏的《竹书纪年》即用夏历，《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秦简《为吏之道》所附），所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正合魏安釐王二十五年的夏历。《史记·赵世家》称三月丙戌三晋反灭知氏，知氏灭于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此年夏历三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

据《秦本纪》与秦简《编年记》所载；月日干支参证，可知秦原用周历，从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六五年）起，改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从秦昭王四十九年起又恢复以正月为岁首，但仍沿用《颛顼历》，闰月仍为“后九月”，并沿用《颛顼历》的月日干支，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再改以十月为岁首。^[2]

楚国在春秋时用周历，楚称五月为夏杘，七月为夏，十月为冬夕，原是用周历时所定名。到战国时代改以夏正的十月为一月，和秦以十月为岁首相同，但是秦虽以十月为岁首，仍沿用夏正的月份，因此秦与楚的月份不同。云梦秦简《日书》中有“秦楚月份对照表”。兹将战国时代各国所用不同月份列表如下^[3]：

据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竹简，楚七月名为夏，月名有不同写法，如“刑夷”作“刑尸”、“刑杘”，“冬夕”作“冬”，“援夕”作“远”。据云梦秦简，“冬夕”或作“中夕”，都是音近通用。

由于我国古代使用阴阳历，十九年七闰，对于农业季节的掌握不大方便，这时创立了二十四个节气。用二十四个节气注历，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杰出创造。二十四个节气是战国时代观测黄河流域的气候定下来的（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那时霜降节定在阳历十月二十四日。现在开封和洛阳秋天初霜在十一月三日到五日左右；那时雨水节定在阳历二月二十一日，现在开封和洛阳的终霜期在三月二十二日左右。战国时代原来定的二十四个节气，雨水在惊蛰之后，到西汉时才把雨水移到惊蛰之前。但无论如何，目前的终霜期总在战国雨水节之后。这表明战国时代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得多。^[4]

战国时代每日的记时，正由十二时制变为十六时制，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到战国末年流行十六时制，次序为平旦、晨、日出、夙食、日中、日西中、日西下、日来入、日入、昏、暮食、夜暮、夜未中、夜中、夜过中、鸡鸣，见于甘肃天水县放马滩秦墓出土秦简《日书》。

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 过去的纪年法，一般都只按照王公即位年次来纪年，例如铜器铭文常有“唯王几年”的字句。到战国时代，由于天文学的发达，便开始用天文现象来规定年名。他们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来作为纪年之用。岁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循环一个周期，约需十二年。战国时的天文历法家便把黄道周围平均划分为十二“次”（古时称为“次”，现在称为“宫”），十二次就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他们以每年岁星在某一个“次”的天文现象来纪年，例如“岁在星纪”、“岁在玄枵”等。这种岁星纪年法，战国时代编著的《左传》和《国语》两书曾应用过，据研究，当是两书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而往上推定的，其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左右^[5]。到战国中期，天文历法家又进一步根据天文现象创造出了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例如《吕氏春秋·序意篇》记它的著作年代，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屈原在《离骚》上记他的出生年月日，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同时天文历法家又把十二个太岁年名用十二辰名来代替，其次序为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这个岁星纪年法的普遍应用，就是这时期天文学进步的具体表现。

图五十九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

（采自《曾侯乙墓》上册）

至少春秋晚期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体系，这对日、月、五星运行的测定，对恒星的观测以及编制较准的历法，都起重要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有天文图，把二十八宿画成一圈，中间有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所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北斗之柄的指向，随着四季变换而运转，因而可以凭斗柄指向来区分四季。《鹖冠子·环流篇》就曾讲明这点。^[6]

到战国时代已有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齐国有甘德，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史记·天官书》以为甘德是齐人，《正义》引《七录》以为是楚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天官书·正义》引《七录》）。甘德和石申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六〇年左右）精密地记录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7]。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一百十八座，计五百十一颗星；石申测定恒星一百三十八座，计八百一十颗星（郑樵《通志·天文略》）。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曾综合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命名的恒星，并同存异，合画成一张全天星图，总共有二百八十三组，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晋书·天文志》）。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七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五百八十四点四日，比今测值大零点四八日；土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七十七日，比今测值大一点零九日；木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九十五点四四日，比今测值小三点四四日。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对行星能作如此精确的观测，是世界上罕见的。《甘石星经》的测算，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二百四十分的进位制度，说明推算已较细密^[8]。

所谓天象灾异的记载 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中间十三行一篇，主要讲天象灾异，称彗星为“孛”，还讲到“天棓将作伤”，“天棓”是一种彗星，因形状像棒棓而得名，“伤”就是说将有伤害。《开元占经》卷八八引甘氏说：“扫星见东方，名曰天棓。”又引石氏说：“彗星出西北，本类星，末类彗，长可四五尺至一丈，名曰天棓。”当时所谓天象灾异，主要是指彗星和火星、金星的逆行。《汉书·天文志》说：“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荧惑、太白即火星、金星。

《史记》上详细记载有战国时代彗星出现的年代，都是依据《秦记》的。秦厉共公七年（公元前四七〇年）、十年都有“彗星见”（《六国年表》），秦孝公元年（公元前三六一年）“彗星见西方”（《六国年表》、《魏世家》），秦昭王二年（公元前三〇五年）、四年、十一年都有“彗星见”（《秦本纪》、《六国年表》），秦始皇七年（公元前二四〇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秦始皇九年“彗星见，或竟天”，四月“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三年正月“彗星见东方”（《秦始皇本纪》）。据英国克劳密（Crommelin）的推算，秦厉共公七年和秦始皇七年所见彗星是哈雷（Hally）彗星，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接近太阳一次。日本齐藤国治、小泽贤二推定秦始皇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哈雷彗星先见于东方，六月三日见于北方，六月九日再见于西方，即所谓“五月见西方”，并画出彗星运行轨迹图（见所著《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

图六十 公元前二四〇年彗星运行轨迹图

（采自〔日本〕齐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

《史记·天官书》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这是说彗星见有兵灾。从此长期流行这种说法。据《吕氏春秋·明理篇》，天上的云、日、月、星、气中，或有特异形状的，或有相互斗蚀的，或有特殊变化的，有种种不同的名目，都是天象灾异的性质。如星有荧惑、彗星、天棓、天欃、天竹、天英、天干，还有贼星、斗星、宾星等。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属于同样性质。

《战国策·魏策四》记唐且说秦王：“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白虹贯日”和“彗星袭月”，都是对日月的侵袭，他们认为日月代表君王，因而成为君王被刺的预兆，这对刺客来说，是祥兆的显示，所以说“休祲（祥兆）降于天”。长沙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画有一龙形的图，下有注文：“赤虹冬出，主□□，不利人主。白虹出，邦君死之。”“白虹”就是“邦君死”的预兆。《周礼·春官》“眡祲”下说：“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煇”即“晕”字，是指太阳周围所绕的光气，这是观察太阳周围光气的变化来判断吉凶的，因为太阳是代表君王的。“十煇”中的第七煇叫做“弥”，郑众解释说：“弥者白虹弥天也”，郑玄又解释说：“弥，气贯日也。”可知“白虹贯日”，实际上只是白色光气冲到了太阳，这与雨后所常见的彩虹不同。

西汉初年邹阳《狱中上书》讲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划）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诚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史记·邹阳列传》）。所谓“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是指白起大破赵于长平而要进兵灭赵，派遣卫先生进说秦昭王增发兵粮，结果为应侯所害，事因而不成（见《史记·集解》引苏林之说与《索隐》引服虔之说）。这是说：荆轲爱慕燕太子丹而为他入秦刺秦王，此事感动了天而有“白虹贯日”的天变，但因太子丹畏惧，支持不够而未成。卫先生为了秦灭赵而进说秦昭王，此事感动了天而有“太白食昴”的天变，但因昭王的疑惧，被应侯所害。据齐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太白是金星，当公元前二六〇年长平大战前后，确有金星运行到昴宿的天象。

《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是依据《秦记》所载的秦始皇将死的天变预兆。荧惑是火星，“守”是占居的意思，“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占居在心宿（《天官书·集解》引韦昭曰：“居其宿曰守”）。因为他们认为火星有变化将有兵灾，二十八宿中心宿是“明堂”，角宿是“帝廷”，房宿是“府”，如果火星占居心宿或房宿，就预兆君王将有大难。^[9]

从天文现象来看，火星（荧惑）在运行中，相隔一定时间，将出现由顺行变为逆行，再由逆行变为顺行的过程。在逆行的转变过程中就有留滞在心宿或角宿的天象。据齐藤国治、小泽贤二的推算，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二月九日火星由顺行变逆行之后，曾在角宿留滞；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火星由顺行变逆行之后，曾在心宿留滞。因此他们认为《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是“三十七年”之误。这是正确的。秦始皇死于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本纪》所记“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又记陨石或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接着又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忽不见，使者具以闻，始皇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所谓“祖龙”即指秦始皇。所谓“今年”即指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所谓“不过知一岁事”。可知《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的记载，都该是“三十七年”之误。因为秦始皇死的那年，正巧有“荧惑守心”的所谓天变，于是这个天变成为历代重视的凶兆。据统计，历代正史上就记载有二十四个这样的凶兆，根据检验，其中有十三个是符合于当时天象的。

全国性的地理志的发表 这时由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所需原料的交流，商业的发展和各地土特产的交流，以及民族的融合，使得人们眼界宽广，地理知识大为丰富；同时为了适应统一事业的需要，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志。其中以《禹贡》与《山海经》两书最为重要。

《禹贡》假托是夏禹治水时期的作品。它把全国疆土划分为九州，分别叙述了山脉、河流、土壤、草木、田赋和少数民族分布状况；还总叙了全国的名山大川，记载了分五服缴纳贡赋的制度。用九州来作为全国的区域规划，是适应即将建立的统一王朝的需要。所用九州的名称是新创的，有的采用了水名（如雍州、兖州），有的采用了山名（如荆州），也有采用古部族或古国名的（如徐州）。正因为九州的划分出于新创，《禹贡》的九州就和《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的九州不同，有如下表：

《禹贡》虽然假托夏禹治水，全文只有一千二三百字，却是一部有系统的地理著作。它对各方面有系统的叙述，代表了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它对九州土壤性质的分类已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它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后。

《山海经》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个部分。《五藏山经》的写作年代较早。它把全国疆土划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部分。《中山经》记述豫荆两州西部、南部和梁州地区，从它把这个地区作为天下之“中”来看，作者该是南方人。《中山经》记述氾水和役水同注于黄河，在这两水之间还有器难之水、太水、承水、末水注入役水。这是鸿沟开凿以前的情况。鸿沟开凿以后，不但器难之水等四条水不注入役水而注入鸿沟，甚至连役水也不注入黄河而注入鸿沟。因此可以断定《五藏山经》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初期。因为它是南方的作品，和《楚辞·天问》一样有很丰富的神话传说。它以记述各个地区的山脉为主，讲到了有关的水流、草木鸟兽和矿物等特产，第一次对我国广大山区的地理和蕴藏进行了探索，作了具体的记录。这书既有科学的内容，也糅杂有巫术迷信成分。书中载有祭祀各地山神的仪式和所用祭品，还述及许多草木鸟兽和矿物可以用来防止蛊疾、疫疾、五官病、皮肤、外科诸病、脏器诸病，可以强壮身体。^[10]

邹衍的“大九州”学说 到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创立了“大九州”的学说，这是对世界地理的一种推论性质的假说。西汉桑弘羊曾说他鄙夷儒、墨两家“不知天地之弘、昭旷（宇宙）之道”，因而创立这个学说“以喻王公”（《盐铁论·论邹篇》）的。邹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先探究中国的地理和物产，由此作出推论。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着；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邹衍说：“此所谓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尸子》说：“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极左右，有不释之冰。”（孙星衍辑本下卷）已经推测到北极有常年结冰的情况。这种学说的创立，是和当时交通的发展和人们见闻的增长分不开的，有利于人们打破保守闭塞的成见。

[1] 朱文鑫《历法通志》说：“今先证立春在营室五度，约在何时测定。试以营室零度合今室宿第一星。其赤经为三百四十五度十六分五秒半强（民国十六年），则营室五度当在赤经三百五十度十一分二十秒半强（古历以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为周天，故古之五度，合今四度五十五分十五秒，加入室宿第一星之赤经，为营室五度之赤经）。今立春在赤经三百十八度九分二十五秒弱，已在营室五度之西三十二度一分四十五秒，以岁差七十一年又八月差一度计之，约距今二千三百年，是在周烈王时也（约在西元前三百七十年）。”又说：“近时日人新城新藏博士，根据两《汉书·五行志》所载日蚀，由在晦在朔之差，以推《颛顼历》制定年代，约在西元前三百七十年左右，亦相去不远矣。”按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八编，推断《颛顼历》制定年代在公元前三百五六十年前。

[2] 秦从昭王四十二年起改用《颛顼历》，南宋吕祖谦《大事记》首先指出，清阎若璩又加论证。秦从昭王四十九年起又恢复以正月为岁首，清张文虎《校刊史记札记》首先指出，〔日本〕齐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一九九二年版）详为论证。惟齐藤氏等，误以为秦始终使用同一历法，符合于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因此秦简《编年记》始皇二十年七月甲寅，齐藤氏等以为“七月”乃“十月”之误。其实，《颛顼历》始皇二十年七月正是甲寅朔，可知秦简《编年记》不误，此时秦确用《颛顼历》。

[3] 参见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王胜利《再谈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三期。

[4] 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5] 实测岁星的周天率，是十一年又百分年之八十六，约八十四年超辰一次。岁星应超辰，而《左传》所记的岁星纪年不超辰，可见《左传》岁星纪年，是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往上推定的。据日本新城新藏推定，《左传》的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见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九编第五节。

[6] 《鹖冠子·环流篇》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塞”读作“赛”，指春、夏、秋、冬四季报谢神的祭祠。《史记·封禅书》讲到名山大川，“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沣冻，秋涸冻，冬塞祷祠”。《索隐》谓“塞”与“赛”同，“今报神福也”。这是说：天上北斗星的斗柄运转，与地下春夏秋冬四季变换相应，斗柄轮流地指向一方，四季报谢神祠都就完成，也就是说四季变换相应地成功，这就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道）具有一定的法则。

[7] 今本《甘石星经》（收入《汉魏丛书》）是后人伪造，唐代《开元占经》卷六五至卷七〇保存有甘氏石氏的言论，载有大约一百二十颗恒星至黄道的距离及其离北极的度数，可以从此看出他们的成就。详见日本上田穰著《石氏星经研究》和能田忠亮著《甘石星经考》（《东方学报》京都第一册）。

[8] 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考古》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9] 《史记·天官书》说：荧惑“出则有兵”，“心为明堂”，“房为府”，“角为天王帝廷”。又说：“火犯守角则有战，〔火犯守〕房、心，王者恶之也。”犯守即是占居，火星犯守房、心，君王将有大难，因而为君王所恶。

[10] 参看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和范行準《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三《人民自己创造的预防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