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到与月球研究有关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与美国航空航天局渊源甚深的老资格科学家来波特·理查德·路易斯却搞到了几份与月球密度有关的资料。在1976年出版的《阿波罗的宇宙旅行》一书中他写道“阿波罗”11号、12号宇航员带回的月面岩石标本的密度比地球岩石的密度要高得多,这意味着什么呢?科学家中以哈洛德·尤里博士为首的几个人认为,月球的平均密度较小也许是由于“重心”空虚所致。......
2024-05-13
数术的来源和特点 《汉书·艺文志》以为数术来自“明堂、羲和、史卜之职”,著作分为六类,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天文”一类,既包括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星象的分布和运行,属于天文学的范围;又包括云气的观察,带有气象学的性质,更包括“星气之占”,就具有占星术的性质。“历谱”一类既包括历法的制订和颁布,又包括君王世系和年谱,带有历史记载的性质。“五行”一类既包括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又包括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的时令安排,关系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蓍龟”就是指筮占和龟卜,是古代流行的迷信,用以判断行事吉凶的。战国时代除了筮占和龟卜以外,也还有使用“式盘”来占验的。“杂占”一类,包括“占梦”、“厌劾妖祥”(驱鬼除邪)、“祝祷祈禳”。“形法”一类,包括相地形、相宅墓、相人、相刀剑、相马以及相六畜等。
战国是连年战争的时代,有不少依托鬼神的数术被用于双方战斗之中。这反映了当时执政者思想落后的一面。
星气之占和望气之术 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常常以占卜决定发动战争,也常以星象和气象的变化预测胜负。《韩非子·饰邪篇》曾有大段文章,批评这些君主迷信这种“星气之占”是“愚莫大焉”。他列举当时多次战争的结果,指出依靠“龟策鬼神不足举胜”,按据星的“左右背乡(向)不足以专战”。他说:“初时者,魏数年东乡(向)攻尽陶、卫,数年西乡(向)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因为当时占星家以为丰隆等星为吉星,天缺等星为凶星,从其所在位置的移动可以据此判断战争的那方面胜负。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和《天文气象占》中,就有不少内容是占用兵的。《五星占》提到太白(金星)最多,其次是荧惑(火星)。因为他们认为金星和火星都是主兵的凶星。当时史官兼掌星气之占,因而常注意彗星出现以及金星、火星逆行,作为“天象灾异”的记录(参见第十一章第二节)。
当时兵家也很重视这种所谓“天象灾异”,而且讲究“望气”之术。《六韬·王翼篇》主张将帅必须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六韬·兵征篇》指出:“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日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这是很具体地说明“攻城围邑”的“望气”之术。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讲到某种云“在师上,归”,某种云“在城上,不拔”,也是相同的“望气”之术。
后期墨家讲究守城的战术的著作中,有《迎敌祠篇》,讲到守城迎战敌人之前,当灵巫祈祷而用牲主祭四方之神以后,就必须由望气者“望气”,并由巫单独将“望气之情”报告太守。据说:“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墨子·号令篇》又说:“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情)上报守,守独其请(情)而已。巫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弗赦。”所谓“断弗赦”是说要定罪不赦。据此可知,当时对“望气”非常重视,望气者以及巫、祝、史都必须以“善言”告民,望气者必须把望气所得实情保密而独自报告太守知道,如果泄密而告诉人民,就要定罪不赦。
听音预测之术 《周礼·春官》载太师之职,“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郑玄《注》引《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兵书》,据孔颖达《正义》是武王出兵之书,当出于后人所伪托。相传周武王伐纣就曾“吹律听声”。《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所说“望敌知吉凶”是指“望气”之术,所说“闻声效胜负”是指“听音”之术,可知“听音”是和“望气”相配合的。
《六韬》有《五音篇》专讲这个“听音”预测之术。据说方法是,当天晴夜半时刻,轻骑前往敌军营垒的九百步外,持律管当耳静听,大呼一声惊动敌人,就“有声应管”,可以辨出五音。同时听到鼓声就是“角”,见到火光就是“徵”,闻得金铁矛戟之声就是“商”,听到人呼啸之声就是“羽”,若寂静无声就是“宫”。
式盘(罗盘)的占验 战国时代已使用式盘来占验时日,因而式盘有“天时”之称。《周礼·春官》所载太史之职,“大师,抱天时与大(太)师同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大出师则太史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现在考古出土的式盘,年代最早是西汉初年的,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现藏阜阳博物馆,想必战国时代的式盘与之大体相同。这种式盘由上下两盘构成,上盘圆形,象征天,以北斗星居盘中心,四周环列十二月和二十八宿,称为天盘。下盘方形,象征地,由内向外,以天干、地支、二十八宿排列三层,称为地盘。天盘中心有轴可以扣置地盘中心穿孔而旋转。《汉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有《羡门式》二十卷和《羡门法式》二十卷,都是托名战国著名方士羡门高而讲究式盘的占验的。
龟卜与筮占 龟卜是用烧灼龟甲来看“兆”以断吉凶,筮占是用竹木棍(策)或蓍草经过摆布而形成“卦”以断吉凶,都是从商代开始的,到战国时代还很流行。直到战国晚期相互战争,彼此都还要经过占卜。《韩非子·饰邪篇》指出,赵、燕两国相战,都是“凿龟数策,兆曰大吉”,结果赵胜,“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接着赵又北伐燕,“兆曰大吉”,结果秦乘机袭赵取得大胜,“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
一九八七年湖北荆门县包山楚墓中出土一批占卜竹简,记载墓主临死前三年(公元前三一八至前三一六年)求问病情和祭祷以及禳除的。从竹简内容看来,当时是龟卜和筮占兼用的,而主要用卜。筮占沿用商周以来的“数字卦”,以“一”、“五”、“六”、“七”、“八”、“九”这样六个数字来表示的,所祭祷的神祇,“太”是众神之首,当即“太一”。其次是司命、司过、后土等。也还祭祀祖宗及亲属。表示“禳除”的词是“攻解”、“攻叙(除)”、“攻夺”,“禳除”的对象都是鬼怪和夭死、战死、淹死的冤魂,具有驱邪的巫术性质。
战斗中“避兵”的巫术 一九六〇年湖北荆门车桥战国墓出土巴蜀式铜戈,“内”部有“兵辟(避)太岁”的铭文,“援”部有“大”字形的戎装神像,头戴插有左右双羽的武冠(即鹖冠),穿甲,腰系带,双耳珥蛇,双手各执一龙,右手所执之龙双头,跨下又伏一龙,左足踏月,右足踏日。太岁是神名,指值岁的最高天神,当即方士所推崇的太一。太一为方士所推崇的上帝,统属日、月和北斗。汉武帝于元鼎四年信从方士,“始郊拜太一,朝(早)朝日,夕夕月”(“朝日”谓早上朝拜太阳,“夕月”谓晚间朝拜月亮),次年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画有太一和日、月、北斗的画幡称为灵旗,由太史举以指向所伐之国。这和“兵辟太岁戈”上的神像两足踏日月相合。所谓“兵辟”,是说举此可以避免兵器杀伤,具有巫术性质。马王堆帛书中有一幅带文字题记的图,上层中间所画太一神像也作“大”字形,跨下也有一黄首青身之龙,左右为雷公、雨师之像。中层为“禁避百兵”的四个“武弟子”像,下层为黄龙和青龙。这幅图画与上述戈援的神像相似,同样属于“避兵”的巫术性质。[1]
对敌国君主咒诅的巫术 当时宋秦等国流行在天神前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他们雕刻或铸造敌国君主的人像,写上敌国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着咒诅的言词,一面有人射击敌国君主的人像,如同过去彝族流行的风俗,在对敌战斗前,用草人写上敌人名字,一面念咒语,一面射击草人。
据记载,宋王偃曾铸造敌国君主之像,安放在所筑的台上,穿以甲胄,并用大皮囊盛着血挂在像上,于是在天神像前,一面咒诅,一面加以射击,要“弹其鼻”而“射其面”,还要射中盛血的皮囊,使鲜血下流,象征着射死了敌国君主,因而宋王左右观看的人,都欢呼:“王之贤过汤、武矣”,一时室中、堂上、堂下的观众都高呼万岁了,甚至门外庭中也呼应了。这就是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的精彩表演。
当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秦楚初次大战前,秦王曾使宗祝在巫咸和大沈厥湫两个神前,举行这样咒诅楚王的祭礼,北宋出土的《诅楚文》石刻,就是当时宗祝奉命所作,把楚王咒诅得如同商纣一样的暴虐残忍,请天神加以惩罚,从而“克剂楚师”。[2]
[1]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帛画》,《考古》一九九〇年第十期。
[2] 详见拙作《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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