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是道家的主要著作。从其对战国中期黄老学派有重大影响来看,这书应该作于战国初期。柔弱胜刚强的原则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称之为“天之道”或“道”。他主张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这种策略不是老子首创的,是有所继承而加以发挥的。......
2023-08-29
鹖冠子的著作 鹖冠子,楚人,战国末年隐居于深山,常戴鹖冠(插有鹖尾的武冠),因以为号,佚其姓名。《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鹖冠子》一篇。唐代韩愈所见有十六篇,曾说:“《鹖冠子》十有六篇,其词杂黄老刑名。”今本《鹖冠子》有三卷十九篇,宋代陆佃注解。其中《世贤篇》记述赵卓(悼)襄王和庞煖的问答,《近迭》、《度万》、《王》、《兵政》、《学问》等篇记述庞子和鹖冠子的问答,鹖冠子是庞子之师。庞煖是著名的兵家和纵横家,《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有《庞煖》三篇,纵横家又著录有《庞煖》二篇。庞煖是赵悼襄王时的将军,公元前二四二年(赵悼襄王三年)庞煖曾擒杀燕将剧辛,次年曾率赵、楚、魏、燕四国的锐师攻秦。《鹖冠子·世兵篇》曾讲到“剧辛为燕将,与赵战,军败,剧辛自刭,燕以失五城”。可知《鹖冠子》的著作尚在赵悼襄王去世之后,庞煖的从鹖冠子为师当在其前。清代学者沈钦韩认为今本《鹖冠子》中有庞煖论兵法,“《汉志》本在兵家,为后人傅(附)合耳”。这是可能的,如《世贤篇》所记赵悼襄王和庞煖的问答,与鹖冠子无关,鹖冠子的著作不应述及。《武灵王篇》记述赵武灵王和庞焕的问答,也与鹖冠子无关,庞焕一本作庞煖,疑原来本是赵悼襄王和庞煖的问答,今本出于后人误改。
鹖冠子是战国时代最后一个道家,他说“泰上成鸠之道”已经用了一万八千岁,“得此道者,何辨谁氏,所用之国,天下利耳”。他要广为推行,从而使“天下利”的。这就是鹖冠子的主要政治主张。
所谓“泰上成鸠之道” 《鹖冠子·王篇》说:“泰上成鸠之道,一族用之万八千岁”,又称“泰上成鸠”为“成鸠氏”。陆佃注:“传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灵,其治万八千岁,然则九鸠盖天皇之别号也。”其实泰上成鸠氏,当为泰皇。后来秦王政统一天下,命丞相、御史等议论称号,臣下与博士奏议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上成鸠氏既称为“泰上”,当然是最贵的。泰皇这个称号原是从道家把“道”称为“泰一”(即太一)而来,所以鹖冠子把“泰上成鸠之道”又称为“泰一之道”。鹖冠子所说的“泰一之道”是“执大同之制”的,原是道家对“三皇”时代原始社会的认识。《白虎通·号篇》说:“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庸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风俗通义·皇霸篇》又说:“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这样把原始社会看作三皇时代,就是取自道家的学说。《鹖冠子·泰鸿篇》说:“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也。”《泰录篇》又说:“入论泰鸿之内,出观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为物稽。天有九鸿,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傅,请成于泰始之末。”所谓“泰鸿之内”,就是指整个天下,因为他们认为天上有“九鸿”的划分,如同地上有“九州”的划分。他们认为泰皇所制定执行的“大同之制”,是符合天道的。
鹖冠子是隐居深山的道家,他主张推行泰皇的“泰一之道”,是自然的。他高明的是,不主张推行原始社会的生活,而强调“大同之制”。他所讲的“大同之制”,重视以法制安定人民生活,讲究选拔人才来加强治理,并且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力求无敌于天下。很明显,这种“大同之制”已不是原始社会的形态,而是一种“大同”的高级理想。
所谓“太一”的“大同之制” 《鹖冠子·王篇》就载庞子向鹖冠子请教“泰一成鸠之道”,鹖冠子作了详细说明。他理想中的国家组织,是按照楚国的行政组织而设想的,主张所有人民的“下情”,可以由伍长、里有司、甸长、乡师、县啬夫、郡大夫逐级向上汇报,最后由柱国、令尹报告天子。所有统治者的“上惠”,由柱国、令尹向下逐级传达,要做到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使得“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包括柱国、令尹在内,同样为恶得诛。他所说“大同之制”,就是要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做到“化立俗成,少则同侪,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福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欢欣足以相助,
谍足以相止,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征)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能御,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故能畴合四海,以为一家,而夷貉万国,皆以时朝服致绩”(《鹖冠子·王
篇》)。这是鹖冠子所讲道家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这比道家首创者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回复到远古“小国寡民”的理想,有了飞跃的发展。鹖冠子主张用“道德”和“法令”以及广泛选拔人才来实行他的“大同之制”的理想。
对法制的特别重视 鹖冠子在阐释“泰上成鸠之道”所执行的“大同之制”中,说明“成鸠所谓得王之传者也”。“王
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陆佃注:“王
,法制也。”“
”与“斧”音同通用,原指腰斩的刑具。他所说“王
”实即“王法”。他认为“王法”规定斩杀危害国家的罪犯,可以达到教导人们不犯罪(以死遂生)和控制治安(从中制外)的目的。他认为治国的学问有“九道”:“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法令者主道(导)治乱,国之命也”(《鹖冠子·学问篇》)。就是说法令对国家治乱起着主导作用。他还说:“生杀,法也;循度以断,天之节也。列地而守,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鹖冠子·天则篇》)认为法令的规定,起着安定人民生活和使受冤者得以平反的作用。他又说:“法者使去私就公,同知壹警,有同由者也。”(《鹖冠子·度万篇》)认为法制能起“去私为公”和促使人们共同警戒的作用。
对人才的广博选拔和使用 《鹖冠子》有《博选篇》,认为治理国家仅凭“王”(法制)还很不够,必须有“厚德隆俊”的人才来主持,因而必须广博地选拔人才。这都和老子的主张是不合的。《博选篇》讲到“博选”有“五至”之说,就是说君主招徕圣贤人才,由于接待的态度不同,招到的人才就有五等的差别。如果尊以为“师”的,就可招到“百己”者(百倍于自己的);如果待之如“友”的,只能招到“什己”者。这个“五至”之说,燕昭王初年招贤时郭隗已对昭王提出,而且文句大体相同,郭隗对昭王还说:“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战国策·燕策一》第十二章)可知《鹖冠子》不但袭用郭隗“五至”之说的文句,连“博选”这个词也是因袭郭隗的。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黄老学派著作有《称篇》,已经讲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但是没有概括为“五至”之说,可知郭隗继承了《称篇》的说法而加以发挥的[1],而《鹖冠子》又是因袭郭隗之说的。唐代柳宗元曾依据这点判断《鹖冠子》出于后人伪作,并不正确。《道端篇》又有四方用人之说:“仁人居左,忠人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功立,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这样以“仁”配合东方“木”德,“忠”配合南方“火”德,“义”配合西方“金”德,“圣”配合北方“水”德,这和子思一派“五行”说,以“仁”配“木”,以“礼”配“火”,以“义”配“金”,以“信”配“土”,有些出入。
对用兵“计谋”的重视 《鹖冠子》中有《世兵》、《兵政》、《武灵王》、《天权》等篇,讲用兵取胜之道的。他认为“太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计谋”主要是“荧惑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哆暴骄恣”(《武灵王篇》);而且要有全面的远大的打算。他说:“胜道不一,知者计全,明将不倍(背)时而弃利。”又说:“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世兵篇》)就是说眼光远大,计谋周全,可以像越王勾践那样转败为胜,成其霸业。所谓“其次因人事”,实际上就是做间谍工作,收买敌国近臣作为“内间”。所谓“其下战克”,要做到“其国已素破,兵从而攻之”(《武灵王篇》)。
鹖冠子虽是个隐居深山的道家,却是很讲究用兵取胜之道的。他说:“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设而不可图。”(《天权篇》)就是说必须谨慎地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才能取得胜利。他又说:“参之天地,出实触虚,禽(擒)将破军,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暴疾捣虚,殷若坏墙;执急节短,用不缦缦;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趋吾所时,援吾所胜;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穷。”(《世兵篇》)就是说必须按照天时、地利和敌我对峙的形势,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而勇猛地乘“虚”而进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他如此讲究用兵取胜之道,他的弟子庞煖成为战国时代最后一个著名的兵家。
[1] 《说苑·君道篇》第二十章所载郭隗之说,内容和《战国策·燕策一》所载相同,但文句很有不同。《说苑》记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与帛书《称篇》的文句全同,可知郭隗之说,确是继承《称篇》之说而加以发挥的。参见赵善诒《说苑疏证》十四、十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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