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揭秘十二韩非兼用法、术、势的法家学说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韩非认为秦用卫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是因为“无术以知奸”，国家富强的成果却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门势力的资本。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使用。韩非十分重视用“术”，因而他不仅集法家“法”、“术”、“势”三派的大成，也还进一步发挥了黄老学派用“术”的学说。

韩非事迹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安，没有被采纳。“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二三四年，他为韩出使于秦，上书秦始皇劝先伐赵而缓伐韩，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于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

法、术、势的兼用 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韩非列传》），把秦国和东方六国的统治经验作了比较，认为秦由于“法明”、“罚必”，使得“忠臣劝”、“邪臣止”，因而“地广主尊”；而东方六国与此相反，由于“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韩非子·饰邪篇》）。还认为三晋由于“慕仁义而弱乱”，秦由于“不慕而治强”；秦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帝业，是由于“治未毕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同时韩非还进一步把当时法家的“法”、“术”、“势”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较，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胜利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任法的一派以卫鞅为代表，着重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着重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以及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着重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认为秦用卫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是因为“无术以知奸”，国家富强的成果却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门势力的资本。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封，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还认为韩昭侯用申不害的“术”，因为法令不统一，前后矛盾，仍使奸臣有机可乘，因而申不害执政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韩非子·定法篇》）。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使用。他把国家比作君主的车，“势”比作用来拖车的马，“术”比作驾驭的手段。认为君主如果没有“术”去驾驭臣下，“身虽劳犹不免乱”；如果有“术”来驾驭，“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所谓“致帝王之功”，就是指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

当时法家用“术”的主张，是吸取黄老学派的学说而加以发挥的。韩非十分重视用“术”，因而他不仅集法家“法”、“术”、“势”三派的大成，也还进一步发挥了黄老学派用“术”的学说。《韩非子》中《主道》、《扬权》等篇就是这方面的著作。所以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韩非列传》）。

为实现统一的法家政策 韩非为求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事业，根据他兼用“法”、“术”、“势”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以待之，彼自以之”（《韩非子·扬权篇》）。他认为商周两代的衰亡，是由于“诸侯之博大”；晋齐两国的被“分”“夺”，是由于“群臣之太富”。因此主张用“术”来除掉好比“虎”的奸臣，要做到“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篇》）。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必然要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子·扬权篇》）。还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子·显学篇》）。

（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韩非认为当时士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他称之为“二心私学”。这种“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诽谤法令”，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是要“乱上反世”的（《韩非子·诡使篇》）。他把学者（指儒家）、言谈者（策士说客）、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耕战而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五蠹”。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样就可以使得“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所谓“王资”，就是建成统一王业的凭藉。有了这样的“王资”就可以战胜敌人，建立“超五帝、侔（齐）三王”的帝王之业（《韩非子·五蠹篇》）。

（三）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韩非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篇》）还说：“能趋（原误作“越”，从顾广圻改正）力于地者富，能趋（原误作“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韩非子·心度篇》）

以上三点，正是后来秦始皇在创建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努力加以实行的。

主张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韩非通过对《老子》的解释，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道”和“理”是有区别的：“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同时又是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而“理”是用来区别事物性质的特殊规律。不过韩非所说的“理”，只是指事物外部的性质和条理，并不是事物内部的联系。韩非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的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共同体现了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强调按照规律办事，称为“缘道理”。他说：“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又说：“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这里认为做事的成败关键，就在于“知道理”和“缘道理”。韩非在解释《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话时，指出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因而“行端直”、“思虑熟”，因而“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人有福”，“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动弃理则无成功”（《韩非子·解老篇》）。他认为祸与福的互相转化，关键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决定于“得事理”或“动弃理”，也就是决定于是否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对《老子》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发展。

韩非在他那个时候认识到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指出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外乎依靠“天功”和“人为”。“风雨时（适时），寒温适（适时）”，因而取得“丰收之功”，这是“天功”的作用。“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这样由于劳动力合理分配和劳动者努力生产，提高了生产力，这是“人为”的作用。而头等重要的是，“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韩非子·难二篇》），就是说生产者必须不违背自然变化的规律，把握种植的季节，不误农时，同时注意防止自然灾害，从而保证丰收。这样就使“人为”适应“天功”而起更大的作用。

“当今争于气力”的思想 战国时代各派学者对于历史的发展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墨子因为主张兼爱、尚同，认为乱的起因是人们自爱不相爱，“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大乱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上篇》）。孟子因为主张恢复古代的制度，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倒退的，例如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篇》）而荀子为了要维护等级制度，把历史看成永恒不变的，认为“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篇》）。至于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上古之世由于人民少而禽兽多，有巢氏出来“构木为巢”；由于生吃伤害腹胃，燧人氏出来“钻燧取火”；中古之世由于天下大水，鲧、禹出来治水；近古之世由于“桀、纣暴乱”，汤（商汤）、武（周武王）出来征伐。因此，如果在夏后氏之世“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就要被鲧、禹所笑；如果到当今之世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韩非把历史的进步归结为少数“圣人”的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鲧、禹的代替有巢氏、燧人氏，汤、武的代替鲧、禹，“新圣”的代替汤、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韩非依据其历史进化的思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为他的变法主张提供理论根据。韩非还认为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没有争夺；后来人口多而财物少，因而发生争夺。由此得出结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篇》）这样把人口增长看作历史变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人性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这种“当今争于气力”的观点，就是他主张“明君务力”（《韩非子·显学篇》）、奖励耕战的理论根据。

性恶论的扩大 韩非是提倡极端专制主义的。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在当时官僚制度下，官僚出于国君雇用，等于商业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篇》），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爱怜，也不能靠讲究仁、义、智、能。他常常以家庭的情况来比国家。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已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现象。他就根据这点认为父母对于儿女尚且“用计算之心相待”，何况没有父子那样亲密关系的君臣关系（《韩非子·六反篇》）。他又拿“慈母有败子”为例，认为只有威势可以禁暴，厚德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篇》）。他又说：母亲的爱儿子加倍于父亲，而父亲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人民没有爱，而其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万倍于父母。父母希望儿子能够安全有利，能够不犯罪，儿子往往不听从；君主要人民出死力，命令却能够执行，所以明主不应培养“恩爱之心”，而要增强“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篇》）。所有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性恶论的扩大，都是从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出发的。

韩非同时主张国君不必是圣贤。他认为尧、舜和桀、纣都是千载难逢的，一般的国君都上不及尧、舜，下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篇》）。如果放弃法、术而用心来治理，尧也不能治一国；而一个中等的君主守着法、术来治理，如同一个拙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是万无一失的（《韩非子·用人篇》）。这样就把法治观念发展到了顶点。

战国史：揭秘十二韩非兼用法、术、势的法家学说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