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主张礼治：战国时期儒家学说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荀子所说的善和恶，是以礼义和法度作为衡量标准的。荀子的性恶论，是作为其“礼治”主张的理论依据的。礼治的主张荀子认为人类能战胜自然，其原因在于能合群。荀子所说的礼和法是有区别的，礼主要起“化”的作用，法主要起“治”的作用。礼是统治的准则。

荀子事迹 荀子名况，赵国人。他年十五岁，到齐国国都临淄的稷下游学，到齐湣王灭宋后，曾南游楚国，到齐襄王时，又回到稷下，成为稷下最年老的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范雎做秦相时，荀子曾入秦见秦昭王和范雎（《荀子·儒效篇》、《强国篇》），很称许秦国朝野的奉公守法。又曾到赵国，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论兵法（《荀子·议兵篇》），后来又到楚国做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县令。公元前二三八年春申君去世，他就家居著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人力战胜自然的思想 在荀子的著作中，《天论篇》是非常杰出的。荀子认为天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所谓“天行有常”。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无论禹的时候还是桀的时候都是相同的，天不会因人们厌恶冷天而取消冬令，地也不会因人们厌恶辽远而缩小地面。日蚀月蚀的出现、风雨的失调、怪星的偶或出现，是世代常有的事。在种种自然的变化中，万物是各得其“和”以生的，各得其“养”以成的，因为人们看不见它们行事，而只见其成功，就称之为“神”。这个神不是指鬼神，而是指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荀子对自然界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的贫、病、祸、凶不是出于什么天意，而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他说：务农而节用，天不能使他穷；营养足而适时的运动，天不能使他病；循着道而没有差失，天不能给予他祸害。他又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也就是说：“天”的“时”和“地”的“财”是需要“人”的“治”来利用它的。他又认为人的好、恶、喜、怒、哀、乐，是由于“形具而神生”，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活动是由于形体的物质存在而产生的，而形体是由自然所产生的。因而荀子把人类的情欲称为“天情”，把耳、目、鼻、口和形体称为“天官”，把指挥五官的心称为“天君”，把人类利用自然界万物来养活自己称为“天养”，把顺应人类生理需要就会使人得到幸福、违反人类生理需要就会使人遭到祸害的法则称为“天政”。荀子认为，人们如果能够“清其天君”——使心保持清醒，“正其天官”——正确地发挥五官的职能，“备其天养”——充分利用自然的供养，“顺其天政”——顺应按照人类生理需要而生活的法则，“养其天情”——正常表达自己的情感，人类的自然功能和需要就得到了保全。这样便明确了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于是，天地就尽其职守，万物都能为人役使。

荀子肯定“天”是自然的天，物质的天，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毫无关系。这种“天人相分论”，第一次把天与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区分开来，作出符合于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强调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这是光辉的人定胜天思想。但是，荀子这个“天人相分论”有它的局限性，他否定了探索自然规律的必要性，认为“圣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篇》）；人类对于天地万物，“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荀子·君道篇》）。这样不要求探索自然规律而只讲求对自然的利用，就不可能掌握自然规律而加以充分利用，对自然的利用也只能限于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就大大限制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实际效果。

人性本恶的理论 荀子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人之性恶”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饱，冷了要穿衣，劳苦了要休息，耳目爱好声色，人情有所嫉恶。人的天性是“好利”、“疾恶”、“好声色”的，如果顺其自然发展，必然要发生争夺、残贼、淫乱等罪恶行为。他又认为人类行为有“性”、“伪”之分，“性”是天然生就，所谓“凡性者，天之就也”，是不经学习、不经努力而早就存在的。“伪”和“性”不同，是可以经过学习而学会的，经过努力而创造成功的。“性”本来是恶的，“伪”因为经过了学习和努力，才可能是善的。因此荀子认为人们必须有贤师和法律来纠正错误，必须用礼义来加以教导，使人们恶的“性”能够化为善的“伪”。如果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学礼义，应该归到庶人一类去；如果庶人的子孙能够学礼义，应该归到卿相、士大夫一类去。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小人可以变为君子，普通人可以变为圣人。

荀子所说的善和恶，是以礼义和法度作为衡量标准的。他所谓“善”，是指“正理平治”，就是指符合正道、维护统治秩序的行为；他所谓“恶”，是指“偏险悖乱”，就是指反对和破坏统治秩序的行为。因此他所谓“性恶”，就是指人们的本性“偏险悖乱”，因此需要“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人，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篇》）。荀子的性恶论，是作为其“礼治”主张的理论依据的。

礼治的主张 荀子认为人类能战胜自然，其原因在于能合群。人所以能合群，其原因在于能“分”。“分”既是指生产的分工、生产品的分配，也是指人们的等级划分。“分”的标准是“义”。他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篇》）同时，荀子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人类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不能不有所追求，如果大家片面追求而没有“度量分界”，就不能不发生争斗，发生争斗就要乱。所以要“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篇》），使人们各安于自己的等级身分而“各得其宜”。荀子所说“度量分界”，主要是指“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荀子·荣辱篇》），或者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篇》）。除了贵贱、长幼之外，又有“贫富轻重”，再加上“智愚、能不能之分”。

荀子所说的礼和法是有区别的，礼主要起“化”的作用，法主要起“治”的作用。礼是统治的准则。他说“礼者，表也”（《荀子·天论篇》），“表”就是标志、准则的意思，礼就是统治的准则。因此，法必须根据礼来制定。他说：“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篇》）这是说，改变本性的恶，树立人为的善，随着人为的善的树立就产生了礼义，随着礼义的产生就制定了法度。因为法度是要依据礼义来制定的，所以说：“礼者，法之大分（纲领），类（类似法的条例）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篇》），“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可见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礼义为主体而又兼重法的。

主张用“仁义”和“王道”来完成统一 基于上述理论，荀子认为运用“礼义”才能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就是所谓“义立而王”。首先要依据“礼义”来制定“义法”，也就是“王者之法”，或者说“千岁之信法”。其次需要选择“王者之人”来执行“王者之法”，选择好一个能够执行“王者之法”的相国。他主张“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就是要实行中央集权，统一法制，确立一个起指导作用的政治纲领。他认为，能够做到“其法治，其佐（指相国）贤，其民愿，其俗美”，四者都属于上等的，叫做“上一”，做到“上一”就可以建成统一的“王”业（《荀子·王霸篇》）。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把国君与人民的关系看作水与舟的关系，这样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因此他主张采用“节用裕民”、减轻赋税等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采用“以德服人”的“仁义”和“王道”来争取人民归向，从而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他认为，用王道可以取天下，用“霸道”只能使一国强盛。拿王道和霸道相比，霸道是次要的；拿仁义和武力相比，武力是次要的。要完成统一，只能以仁义为主，以武力为辅，“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荀子·王制篇》）。因此他认为当时秦国的“锐士”，不及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师，而桓、文的“节制”之师又不可以对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荀子·议兵篇》）。

荀子主张礼治：战国时期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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