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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战国史》揭示商君书对战国晚期的重要影响
【摘要】：进步的历史观 《商君书》不是一人或一时的著作，它是卫鞅学派著作的汇编性质，成书时间已在公元前二六〇年长平之战以后。主张加强法治和奖励耕战 《商君书》主要发挥过去卫鞅所主张的加强法治和讲究耕战的政策。《商君书》所讲的奖励耕战政策，比卫鞅提出的又有了发展。完成统一的目标 《商君书》的政治目标，是谋求国家的“治”、“富”、“强”、“王”。《商君书》把重农重战看作唯一重要的政策，称为“作一”。
进步的历史观 《商君书》不是一人或一时的著作，它是卫鞅学派著作的汇编性质，成书时间已在公元前二六〇年长平之战以后。到战国末年它在社会上已很流行，韩非曾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
《商君书》所反映的历史观，比《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卫鞅和甘龙、杜挚等人辩论时发表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认为，在太古的昊英之世，即原始社会早期，人们只能靠伐木和狩猎来生活；到了神农之世，即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开始从事农业和纺织，不用刑罚就可以治理，不用战争而可以推选出首领。到了黄帝之时，即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出现“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局面，这样就需要“作君臣之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就是建立国家机构，对内使用刑罚，对外使用军队（《商君书·画策篇》）。用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来论证实行变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主张“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篇》）。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主张积极地向前看，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主张加强法治和奖励耕战 《商君书》主要发挥过去卫鞅所主张的加强法治和讲究耕战的政策。它主张奖励告发“奸邪盗贼”，对轻罪用重刑，从而加强法治的效果。它说：“王者刑用于将过（过错将要发生的时候），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君书·开塞篇》）它认为通过刑赏，还可以迫使人民为官府出死力。《说民篇》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它还认为通过刑赏，可以调整人民贫富不均的情况。因为用刑来监督农耕，可以使贫民变成富民；让富民纳粟买爵，可以使富民变成贫民。它说：“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商君书·说民篇》）。
《商君书》十分强调重农政策，认为实行重农政策，可以开垦荒地，增加生产，使得国富兵强。《算地篇》说：“属于农则朴”，“朴则生劳而易力（肯出力）”，“易力则轻死而乐用（乐于为国君使用）”，“易苦（肯吃苦）则地利尽，乐用则兵力尽”。还可以使农民安居而便于统治，所谓“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篇》）。
《商君书》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行耕战政策；并且把是否推行耕战提到决定国家兴亡和君主安危的高度，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篇》）。《商君书》所讲的奖励耕战政策，比卫鞅提出的又有了发展。它认为，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地少人多，贫苦人民没有田宅，应该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分配好的田宅，并让他们三代都免除徭役）的奖励办法，把他们吸引到秦国来开垦荒地（《商君书·徕民篇》）。从此秦国可以利用新来的农民从事农耕，用本国的农民从事战争，秦国就一定会富强，别国就必然灭亡。
完成统一的目标 《商君书》的政治目标，是谋求国家的“治”、“富”、“强”、“王”。“王”就是完成统一，建立统一的王朝。达到这个最高政治目标的办法，就是加强法治和讲究耕战政策。例如说：“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商君书·外内篇》）又如说：“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商君书·说民篇》）。《商君书》把重农重战看作唯一重要的政策，称为“作一”。认为“国‘作一’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作一’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商君书·农战篇》）。
原来秦国是由商鞅变法而富强的，从而在历年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之后，由秦来完成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因此秦国的商鞅学派要总结过去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的经验，促使秦国能够早日完成统一的历史任务。[1]
[1] 《商君书·更法篇》和《战国策·赵策二》第四章赵武灵王主张胡服的理论，有许多因袭的言辞，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经过比勘，认为这是《商君书》作者抄袭《战国策》，而非《战国策》抄袭《商君书》。这个论断是可信的。因为这些言辞见于《战国策》的，确是就胡服而辩论，而《商君书》以此作为商鞅发布“垦草令”以前的辩论，就不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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