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施行仁政之方针孟子主张行仁政,已于前数节述之矣。总之,须能善推其所为,须行仁政。由是观之,边沁与穆勒莫不以最大多数为立行之鹄的,或道德的标准。第二项施行仁政之纲要孟子行仁政之方针,采同乐主义,实因当时暴政横行,诸侯攻伐所致。若欲恢复百姓之元气,自不能不施行制产养民善教诸政策。易言之,愿以道德为犯罪之裁制,不愿用刑罚为犯罪之处分。......
2023-11-22
孟子事迹 孟子名轲,邹人。曾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宋王偃称王的时候,游历宋国和滕国,在魏惠王晚年到魏国,先后会见魏惠王、魏襄王,接着又做齐宣王的卿。在齐宣王伐燕之后,离开齐国,退居邹,因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作《孟子》七篇。其生卒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八五年到前三〇五年。
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儒家,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十分推崇孔子,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篇》),“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篇》)。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周文王,都是经过五百年,从周文王到孔子有五百多年,到他那时又有一百多年,因此“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公孙丑下篇》)。
主张效法先王和实行“王道” 孟子鼓吹效法先王,是为了实行仁政和王道,反对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他竭力鼓吹效法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篇》)也还主张效法周文王,说:“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篇》)“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篇》)他把政治体制,分别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他所说的“王道”,实质上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篇》);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不征税),法而不廛(政府依法收购久滞的商品)”,“关讥(稽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居民不出户口税和地税)”(《孟子·公孙丑上篇》)。
《孟子》的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篇》第三十八章,作了一系列的叙述,说由尧、舜、禹、汤、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所谓“无有乎尔”,正如他所说“夫圣,孔子不居”一样。其实,他自居于从尧舜至孔子以来的“圣人”传统的。这就是儒家所谓“道统”的先声。孟子鼓吹效法先王和主张实行“王道”,就是要继承这个“圣人之世”的传统的。
人性本善的理论 孟子学说的主要出发点是性善论,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篇》)。他认为人的性情本来是善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本来人人都有的,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根苗。人们口、耳、目等感官的反映是相同的,因此人心也是相同的。那末,为什么人有不善的呢?孟子的答复是:由于外界事物的陷溺,由于没有对原来的善性加以培养。为了避免外界事物的引诱,首先要从“不动心”和“寡欲”做起,最后就得要“养浩然(盛大)之气”,使这种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样便可回复和扩充人们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是作为他推行“仁政”主张的理论依据的。
实行“仁政”的学说 孟子基于上述思想,主张国君要“推恩”,“推其所为”,“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也就是要国君把本性中的“善”加以推广。能够做到这样,就是所谓“仁”。他曾竭力排斥“利”而讲究“仁义”,主张推行“仁政”,实行“王道”。他认为推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使人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在他的理想中,每家农家有百亩的田、五亩的宅,宅边种着桑树,家中养着鸡、狗、猪等家畜,吃得饱,穿得暖,五十岁以上的有丝织品穿,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就是遇到灾荒,也可以避免死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行“王道”了(《孟子·梁惠王上篇》)。他在滕国,更提出了恢复井田制度的办法。他理想中的井田制度是这样的:每一方里划成一“井”,每“井”共有九百亩田,其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四周的八百亩平均分配给八家,每家一百亩,作为“私田”。中间的一百亩“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所有收获物作为地租缴纳,这就是所谓“九一而助”。这八家农家必须“公事毕(种公田完毕),然后敢治私事(种私田)”;大家“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篇》)。
这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鼓吹实行“王道”和“仁政”,是适应当时完成统一事业的政治要求的。孟子强调争取民心的重要,认为不能以国君的利益为重,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篇》)。他极力反对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指出“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认为节约民力,“使民以时”,减轻人民负担,“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税”,“廛无夫里之布”,取消坐商和行商的商业税,取消地税,取消户口税,只是“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再加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就可以使得“天下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旅”、“天下之农”和“天下之民”一齐归向,像这样,就会“无敌于天下”(《孟子·公孙丑上篇》),天下也就“定于一”了(《孟子·梁惠王上篇》)。
孟子主张通过实行“王道”和“仁政”来完成统一事业,反对战争,反对开垦荒地,反对扩大领土,反对充实府库。他说:“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篇》)又说:“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篇》)他又主张恢复贵族的“世臣”、“世禄”制度;主张“贵戚之卿”有改换国君的权力,“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篇》);认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篇》)。所有这些主张,都不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尽管孟子竭力鼓吹,都“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列传》),没有一国采用他的主张。汉代桑弘羊就说:“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盐铁论·论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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