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曾子儒家学说：修身治国，战国史解读

曾子一派儒家的发展 孔子前半生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经常从事政治活动，后半生努力于治学和讲学，因此有受业身通的弟子七十多人，前辈如子路、冉有、子贡都忙于从政，后辈如子游、子张、子夏、曾参都从事于教学。“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传》）。特别是由于魏文侯的好学，推崇儒家，子夏教授于西河，魏文侯尊以为“师”，从学“经艺”（《史记·魏世家》、《六国年表》），一时儒家很是兴旺。把儒家教授的书如《诗》、《书》、《春秋》称为“经”，就是从此开始的。由于后辈弟子都从事于教学，因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儒家，就是这些后辈弟子的流派。《荀子·非十二子篇》就曾批评到“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韩非子·显学篇》又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颜回）之儒、孟氏（即孟轲）之儒、漆雕氏（漆雕开）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即荀况）之儒和乐正子（乐正子春）之儒。其中除后来的孟子和荀子以外，颜回、子张、漆雕开都是孔子的弟子，子思和乐正子春都是曾参的弟子，也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在这批对后世有影响的孔子后辈弟子中，以曾子的影响最大，曾子一派的儒家在战国时代有着重大的发展。曾子名参，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是孔子弟子中年轻的，也是最认真接受孔子传授的学问的。他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其中要反省的一点，就是“传不习乎”。所谓“传”就是指老师孔子所传授的学问。曾参重视学习的不是“经”而是孔子所传授的“传”，因为“传”才是孔子所讲的道理。《论语》一书既是孔子重要言行的汇编，又是孔子弟子有关言行的汇编。《论语》中不但尊称曾参为曾子，而且所载曾子言行远较其他弟子为多，除了与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述曾子言行的，多到十三章，而且记载了曾参病重将死前对孟敬子说的一席话，具有临终遗言的性质（见《论语·泰伯篇》）。由此可知，曾子是孔子晚年的主要弟子，《论语》的编定，不但与曾子关系密切，而且有曾子的弟子参与。

在孔子七十弟子中，有系统著作的有三人^[1]，只有《曾子》流传到今天。《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同时作为七十子后学的著作，被收辑于称为“记”的礼书中。《汉书·艺文志》“礼”一类著录有《记》一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还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和《王史氏》二十一篇，也出于七十子后学所记。刘向《别录》又说：“古文记二百四篇。”汉代戴德所选编的《大戴礼记》和戴圣所选编的《礼记》（即《小戴礼》），都是从七十子后学的《记》中选编的。今本《大戴礼记》中保存有《曾子》十篇，当即选自七十子后学所记的《曾子》。《白虎通·丧服篇》引有《礼曾子记》曰：“大辱加于身，皮体毁伤，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此文不见于今本大小戴《礼记》中，当是未被收辑，或者曾被收辑而已散失。今本《大戴礼记》的《曾子》十篇，选自《礼曾子记》中，亦即采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曾子》。今本《礼记·祭义篇》所引曾子和乐正子春的长篇大论，《吕氏春秋·孝行篇》所引的《曾子》，都见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足以证明。曾子以能尽孝道著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孝经》和《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曾子立孝篇》、《曾子大孝篇》和《曾子事父母篇》，内容都是相通的。

《大戴礼记》中有《孔子三朝记》七篇，也是选自七十子后学的《记》的。《汉书·艺文志》论语类有《孔子三朝记》七篇。《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载：“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引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王聘珍《大戴礼解诂》据此说：“此七篇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原在《古文记》二百四篇中，故大戴采而录之。自刘向《七略》乃别出于论语类中，亦如《曾子记》别出于儒家类也。”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孔子三朝记》当为曾子的后学所追记的。

曾子的修身之道 曾参是孔子弟子中年轻的，又是最讲究修养德性、立身处世之道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曾子是讲究待人忠信的。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曾子是子思之师，因而孟子很推崇曾子，曾说：“若曾子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篇》）曾子以为“忠”是“孝之本”，因而以能尽孝道著称。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是《大戴礼记》所选编《曾子》十篇的首篇，详细叙述了曾子所讲“君子”（即德行高尚者）必须遵行的修身处世之道。曾子认为君子要攻克内心所藏的罪恶过失，“去私欲，从事于义”，必须求学；求学要做到“博”（广博）、“习”（温习）、“知”（通晓）、“行”（身体力行）、“让”（让贤），才见功效；同时要“思而后动，论而后行”，重复地思考，就是要“慎思”。还要排除患难，远离财色，消灭流言，因为由此要产生灾祸。至于对待别人，要“乐人之善”，“乐人之能”，“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朝（早）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早）改则与之”。对人们来往去就要“忠”，要“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就是忠恕之道。

《曾子立事篇》后半篇指出有许多德行不好的人是不能结交的，如“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径，俭而好（“”读作“塞”）者”，“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同时主张交友要观察人，如“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又如“三十、四十（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又如“其少不讽诵（指学习诗书六艺），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还主张从见到的推测隐蔽的，所谓“以其见者，占其隐者”，“观其所爱亲，可以知其人矣”，“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所予从政者矣”。这是说，侍奉父亲孝顺的可以侍奉君主忠心的，可以依此类推的。《大学》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孝经》说：“事兄长故顺可移于长。”意思都是相同的。《曾子本孝篇》开首就说：“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立孝篇》开首也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曾子大孝篇》开首又说：“孝者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中庸》也说：“舜其大孝也与，尊为天子。”《孝经》又说：“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大学》、《中庸》、《孝经》的观点所以如此与曾子相同，因为都是曾子一派儒家的著作。

曾子的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万物说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可以说是曾子的宇宙观，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两种“精气”化生而成。天由阳气吐出而成，因而形成“火”和“日”的“外景”；地由阴气含蓄而成，因而形成“金”和“水”的“外景”。“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所以“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是说天所生阳气自上而下，地所生阴气自下而上，因而形成天圆地方。天气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交流，当阴阳二气各静其所的时候是安静的，“偏则风（偏指偏向一方的行动），俱则雷（俱指二气相互冲击），交则电（交是二气交锋），和则雨（和指二气融合），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所有各类动物都由阴阳二气化生，毛虫（生毛的动物）和羽虫（生羽的动物）是阳气所化生；介虫（生甲壳的动物）和鳞虫（生鳞的动物）是阴气所化生；只有人是“裸胸”的动物，是“裸虫”，是“阴阳之精”所化生。“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龙，裸虫之精者曰圣人”；“是故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圣人因而制定历法和音律，“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因此曾子作出结论说：“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曾子所说的“神灵”是指阴阳两种精气，不是指天神地祇。曾子这样以阴阳二气为天地万物之本，而不涉及五行的相生或相克，是和阴阳五行家不同的。

曾子这种学说是有来源的，春秋后期秦国的医师已有天的“六气”降生五味、五色、五声以及“淫生六疾”之说，阴阳就是“六气”中主要的二气。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平公生病，秦景公派医和去看病，医和所讲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菑读作灾）。”曾子所说阴阳二气化生天地万物，圣人因而建立和调整五礼、五衰、五声、五味、五色、五谷、五牲之说，和医和所说有些类似。看来曾子之说就是进一步修正医和等人的说法而成。后来儒家有“阴阳明堂”一派，就采用了五行相生之说，如《礼记》的《月令篇》就是如此。曾子说阴阳二气是“礼乐仁义之祖”，后来子思、孟轲一派后学，又进一步以五常（仁、义、礼、智、信或仁、义、礼、智、圣）配合五行，就是荀子在《非十二子篇》所批评子思、孟轲一派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 《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当是选取七十子后学的《记》的。宋代把这两篇和《论语》、《孟子》两书合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成为当时必读之书。《大学》和《中庸》确是曾子一派儒家的重要著作。朱熹把《大学》的首段“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作为“经”，以下作为“传”，认为是曾子之意而门人所记。其实通篇连贯出于一手，当是曾子后学所作，因而文中首先引用曾子的话。

孔子告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忠”就是有诚意而尽力，“恕”就是要推己及人，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大学之道，先要有诚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本，原是曾子的主张，有诚意就是“忠”。《大学》特别引用曾子的话：“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因为心有怨恨、恐惧、忧患，或者心不在焉，就办不成事业。要事业有成就，必须先有诚意而正心，从“齐其家”，再进而“治其国”，因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就是说君子能推己及人，也就是用忠恕之道，才能由己而推广到家人，由家而推及到国，由国而推广到天下。“是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可以使众也”，“其为父子兄弟法，而后民法之也”。大学之道不是别的，实质上就是忠恕之道。

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礼一类中著录有《中庸》二篇，今《礼记》中就收辑有《中庸》上下两篇。子思是曾子弟子，因而《中庸》所强调的，就是修身以及忠恕之道。《中庸上篇》除了开首赞扬“中和”为“天下之达道”一节，全篇各段都以“仲尼曰”或“子曰”开头，辑录了许多相传是孔子论述有关“中庸”的言论，末尾有孔子对答鲁哀公的话，认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末段又讲到“凡为天下国家者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礼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就是要从修身做起，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也还是忠恕之道。

所谓圣和圣人 “圣”是孔子所标榜的最高道德，他认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超过“仁”而达到“圣”境界，可是尧舜还没有做到这点（《论语·雍也篇》）。孔子还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论语·述而篇》）《论语·子罕篇》记载：太宰问子贡：“夫子（指孔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知当时人们把“圣人”看作特殊人才，是“天纵之”而“多能”的。《中庸下篇》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力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天性，不必经过勉力和思考，就可以从容地合于“道”而行事。一般人必须“择善而固执之”，要经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才能合于“道”。《中庸下篇》又解释“圣人”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由于圣人有“至诚”的天性，就“能尽其性”，进而“尽人之性”，再进而“尽物之性”，更因而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中庸下篇》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是说圣人由于“至诚”的天性，对于将来祸福，可以看到预兆，可以先知。《中庸》所说的圣人就是指孔子，因此末段歌颂“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指周文王、武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故曰配天”。十分明显，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进一步确定其“圣人”的地位，说成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相参，甚至可以“配天”的。

《孔子三朝记》七篇的著作年代，看来还在《中庸》之后。其中《四代篇》主张效法虞、夏、商、周四代的“政刑”，《虞戴德篇》主张参用黄帝之制，以为学习四代还不够，更要学习黄帝。《诰志篇》说：“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这与《易系辞传》所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意思相同。《诰志篇》又说：“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时节，是故圣人嗣而治。”“古之治天下者必为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于时龙至不闭，凤降忘翼，……洛出服（“服”读作“符”），河出图。自上世以来，莫不降仁。”这和《易系辞传》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相同。《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善必先知之”，也有同样的看法。

孔子曾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篇》）凤鸟至，河出图，是将兴的祯祥，这是早有的一种神话传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其实孔子所说河不出图，与获麟无关。《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说：“圣人受命，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所谓“圣人受命则河出图”，是依据《孔子三朝记》的《诰志篇》的。所说河图是八卦，是依据《易系辞传》。《易系辞传》既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包牺氏始作八卦，孔安国将这相矛盾的二说加以牵合而称河图是八卦。

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但是标榜“圣”为最高道德标准，同时其大弟子如子贡已认孔子是“天纵”的圣人。孔子也自叹没有遇到能够发挥才能的时机。到子思作《中庸》，就确定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天下至圣”，到孟子，就进一步明确指出，自尧、舜、禹、汤、文王，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个“圣人”和“王者”一脉相承的传统了。

[1]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