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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学说:三老子主张柔弱和无为

【摘要】:《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是道家的主要著作。从其对战国中期黄老学派有重大影响来看,这书应该作于战国初期。柔弱胜刚强的原则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称之为“天之道”或“道”。他主张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这种策略不是老子首创的,是有所继承而加以发挥的。

道家渊源于史官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道家之学的开创者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列传》),可知“道家”所讲政治斗争的哲理,确是由于“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这个“道”。所谓“道”,就是从历史上当政者的“成败、存亡、祸福”的变化中,总结出来的“古今”变化的自然规律。

早在春秋中期,已有人按照这个历史上变化的自然规律,提出了委曲求全的政治斗争策略。公元前五九五年楚围宋,次年宋向晋告急,晋景公要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谏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左传》宣公十五年)这里认为当敌人强大时,必须采用暂时“含垢”(忍辱)的委曲策略来对付,这是符合“天之道”的。这个委曲策略后来为老子所继承而发挥,《老子》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七十八章)既然称为“圣人云”,分明是继承前人的见解。到春秋后期,这个“天之道”就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公元前四八四年,当吴王夫差不顾越是“心腹之疾”而北上伐齐时,伍子胥进谏,吴王不听,赐剑命他自杀,伍子胥临死时说:“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样把“盈必毁”看作“天之道”,就是道家的所谓“道”。同时越王勾践的大臣范蠡也先后多次进谏,请越王按这个“天道”行事,如说:“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必顺天道,周旋无究”。越王最初不听,等到伐吴大败,于是听从范蠡的进谏,“入臣于吴”三年。公元前四七八年,范蠡认为按“天道”,伐吴的时机已到,越王伐吴大胜。后四年越围吴,经三年,吴王遣使求和,范蠡劝越王不许,认为“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环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越终于灭吴(《国语·越语下》)。据此可知,道家所谓“道”,确是当时有识之士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老子和老子书的年代 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清楚。他一会儿认为姓李名耳,就是孔子曾经向他问礼的老聃;一会儿又认为可能就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一会儿又说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魏将,封于段干。这个封于段干名宗的魏将,有人认为就是《战国策·魏策》中的段干崇,是战国晚年魏安釐王时人。《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是道家的主要著作。从其对战国中期黄老学派有重大影响来看,这书应该作于战国初期。《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以及《韩非子·解老篇》来看,《德经》应是上篇,《道经》应是下篇。

柔弱胜刚强的原则 老子把世界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称之为“天之道”或“道”。他认为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在五千言中,到处可以看到他列举的各式各样矛盾的对立面。同时他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变化,这是变化的自然规律,所以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正因为事物经常向它的反面转化,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可以制定防止失败、争取胜利的斗争策略。然而他对这个自然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缺点,他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作不是上升前进的,而是循环反复的过程,因而他制定的斗争策略,把柔弱的、卑下的一面看作根本的一面,只有站在这根本的一面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原来刚强的到了饱和点就会转向衰弱,归于失败;而原来柔弱的可以坚持斗争,逐渐增强,反而能够取得胜利。他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又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还说:“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僵死)。”(七十六章)更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防止失败、争取胜利的策略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可贵的是,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首先要防止产生转向失败和伤亡的条件。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骄和纵欲都是失败的主要因素,知足是成功的因素。他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三十三章)他又说:“不自伐(夸功)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二十二章)“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二章)因为居功自夸将要失败,所以“功遂(成)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老子把盛极必衰看作“天之道”,因此十分重视防止由盛而衰的转化条件。他说:“得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因为充盈将招致衰亡。他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三十九章),因为“甚”、“泰”、“奢”是由盛转衰的因素。他还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六十七章)“慈”是指爱惜人力物力的美德,“俭”是指节约财物的美德,“不敢为天下先”是谦让的美德,都是成功的因素。他更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六十九章)这是说轻敌会大败,兵力相当的两军对阵,受委屈而充满悲愤的一方会胜利,即所谓“哀兵必胜”。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不仅要自己防止失败和争取胜利,而且要促使敌人加速失败。他主张助长敌人的骄气,从而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他说:“将欲歙之,必固(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三十六章)这样把欲收姑放、欲弱姑强、欲废姑兴、欲取姑与的策略称为“微明”(微妙而明智),足见他十分推崇这种策略。这种策略不是老子首创的,是有所继承而加以发挥的。当春秋、战国之际,晋国知伯瑶向魏桓子强索土地时,任章劝魏桓子给土地,认为这样“知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不长矣”。并且引《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魏桓子按此行事,后来知伯又向赵氏强索土地,向赵围攻,结果知伯被赵、魏、韩三家所灭亡(《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上篇》)。据此可知,老子之前,《周书》上早已讲到这种策略了。所谓《周书》,当即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道家《太公》一书。

老子主张讲究“不争之德”,认为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失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七十三章)。老子强调“不争之德”,正是为了使得任何人不能与他相争,所以他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反对大国兼并取天下 老子反对当时大国兼并土地和征服小国的行动,认为“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他以江海作比喻,说:“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六十六章)大国以下流自居,可以成为小国归向的目标。他主张以“无事”的办法来“取天下”。他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所谓“无事”就是“无为”,他认为“无为”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为之”、“执之”的办法是得不到天下的。他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二十九章)他把“天下”看作“神器”,是不可以用“有为”的办法来争取的,也是不可以用“执之”办法来掌握的,用“有为”的办法去争取将要失败,用“执之”的办法去掌握将要丢失。

道是万物本体的学说 老子把他所认识的事物矛盾的发展法则,叫做“道”,认为“道”是无为自然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就是说,“道”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恃,有所成长而无意做主宰。同时,他进一步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指原始混沌之气,“二”是指“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两气,“三”是指阴阳两气经过相互冲动而形成统一,即“冲气以为和”,“万物”就是由于这样“冲气以为和”而产生的。这种认识原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他认为“道生一”,把原始混沌未分之气看作是由“道”派生的,而“道”又是和“无”同一个范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就是天下万物所以会“有”的根本。这个“无”,老子又称为“道”,“道”就是天下万物的本体。老子既认为天下万物的本体是“道”,“道”就是“无”,因此他认为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臭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从它的实际存在来说,可以称之为“大”,但是这种“大”又不是我们感官所能认识的。

这种太一化生阴阳从而产生万物的宇宙观,与古代的创世神话有密切关系。古代的创世神话,都认为世界的原始是混沌的一团,混沌中产生阴阳的对立,造成天地的分隔,四时的运行,日月的运转,昼夜的变换。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其中部八行一篇记载的就是创世神话,首先讲到雹(包)戏(即伏羲)时,“梦梦墨墨,亡章弼弼”,就是说一团混沌而没有分别,由于包戏使四季之神加以疏通,使得“朱(殊)有日月,四神相弋(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从此分别有日月的运行,“四神”所主管的一年“四时”的转变。

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老子反对“法治”,认为“法令滋彰”反而造成“盗贼多有”;反对“有为”而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反对多征地税,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反对墨家和法家的“尚贤”,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反对儒家主张的“礼治”,认为“礼”已成大乱的祸首。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理想。他要“常使民无知无欲”。具体地说,就是要“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他认为“无为”可以使“民自化”,“好静”可以使“民自正”,“无事”可以使“民自富”,“无欲”可以使“民自朴”。为了达到“无为而治”,他企图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去,有了器械不用,有了舟车不乘,有了甲兵不打仗,废除文字,仍旧用结绳来记事,国和国之间能够望得到,鸡鸣犬吠可以相互听见,人们直到老死不相往来。在他看来,有智慧是坏事,有技巧是坏事,有物质文明是坏事,有欲望也是坏事,多活动也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