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子的天志、兼爱和尚贤学说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墨子主张“天志”，认为天意是“兼天下而爱之”的，是“赏贤而罚暴”的，天是“兼而明之”和“兼而有之”的，因为天是“兼而食之”的，就是说天下人民普遍祭祀上帝的。墨子把这种友好相处原则，称之为“天志”，就是说出于天意，这是神圣而必须大家奉行的。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所有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行动，都是为了这一点。

墨家渊源于巫祝 《汉书·艺文志》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历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所说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虽然解释得不很切实，还是有道理的。所说“清庙之守”，实即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墨家很重视巫祝，如《墨子·迎敌祠篇》就讲到“灵巫”“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祝史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墨子信奉鬼神，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墨子·明鬼下篇》）。墨子主张“天志”（顺从天意），认为天意是“兼天下而爱之”的，是“赏贤而罚暴”的，天是“兼而明之”和“兼而有之”的，因为天是“兼而食之”的，就是说天下人民普遍祭祀上帝的（《天志》上、中、下三篇）。这原是巫祝的观点。

原始的科学技术是混杂在巫祝的“方术”中的。墨家看来是渊源于注重“方术”的巫祝，因而墨子很重视科学技术，《墨经》中就有力学和光学的理论探讨。

墨子认为百工从事必用规矩，治天下和治大国必须依照“法仪”，“法仪”是由天志（即天意）来制定的。也就是说“法仪”是天赋的。所谓“法仪”就是指社会共同的公正法则，包括大国和小国之间、小家和大家之间、强弱之间、众寡之间、贵贱之间的友好共处原则，墨子称之为“兼”，就是要“兼相爱而交相利”。墨子把这种友好相处原则，称之为“天志”，就是说出于天意，这是神圣而必须大家奉行的。

墨子和墨家 墨子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战国间。据孙诒让考证，生卒约在公元前四六八年到公元前三七六年间。他曾自称为“贱人”（《墨子·贵义篇》），足见他的出身是贫贱的。他生活很俭朴，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篇》），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的态度不同。他为了实行他的主张，曾到处奔走。有一次，为了要止楚攻宋，他从齐国出发，步行了十日十夜赶到楚都，和儒士们戴着圜冠，穿着勾屦，坐着马车，冠冕堂皇地游历的情形完全不同。但是他已上升为“士”，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篇》）。

墨子的学生，生活情况也和墨子本人差不多。他们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墨子·鲁问篇》），脚上着的是麻或木做的鞋，即所谓“跂”（《庄子·天下篇》），生活和当时一般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差不多。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钜子的职位是由前任的钜子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的。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他们也有一定的法，“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篇》）。他们还善于防御战，当墨子止楚攻宋时，禽滑釐曾带了三百人，带了防御武器，守在宋国的城上。他们也非常勇敢，据说墨者都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篇》）。

要求解决“三患”、达到“三务” 墨子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又企图符合当时“王公大人”们的政治要求。墨子认为当时人民最大的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称之为人民的“三患”（《墨子·非乐上篇》）。他所说的“人民”，主要就是指“小农”而言。他又认为当时“王公大人”的政治要求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篇》），他称之为“三务”（《墨子·节葬下篇》）。墨子一方面要想解决人民的“三患”，一方面又想达到“王公大人”的“三务”，想通过上说下教，在矛盾中找出一条途径，以解决当时社会上统治与被统治阶级间尖锐对立的矛盾。所有墨子的政治思想及其行动，都是为了这一点。

墨子认为要解决人民的“三患”，首先大家要“兼相爱，交相利”，有力的要用力助人，有财的要用财分人，有道的要用道教人，这样就可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当然，仅仅靠财力多余的人来帮助人家是不够的，必须使整个社会财富充裕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因而墨子又提出了积极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办法。他的办法有三个原则：一是“使各从事其所能”，就是要求能够做到各尽所能。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就是主张所有生活资料只供给到够用为止。三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就是要禁止浪费。所有一切活动，凡是对于人民物质生活没有好处的，一律反对。墨子基于这样的原则，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主张。他根本反对人们在物质生活上有较好的享受，认为生活只要求其能吃饱穿暖。他反对礼仪，甚至反对精神生活中需要的一切艺术。认为唯有这样，才能解决人民的“三患”，并从而求得“国家之富”。

尚贤、尚同和各尽所能的主张 墨子主张选拔贤人来管理政治，即所谓尚贤。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主张选拔“贤士”包括“农与工肆之人”在内，这是和他的出身有关的。墨子更主张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挨次选为三公、国君、卿、宰（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所有的臣民都得绝对服从统治，从天子以下，一层层地有绝对的统治权。必须使人民的耳目帮助在上者视听，发现“贤人”、“暴人”就严加赏罚，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即所谓尚同。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是为了统一奉行天赋的“法仪”。所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是”的就是统一的“法仪”。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法其君，此法不仁也”。因而天子、国君都必须“上同于天”。只有天子是选举出来的天下最贤的仁人，才能“同一天下之义”而把天下治理好。他所主张的“尚同”，是以选举为前提的。他认为如果“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就将有天灾。

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一方面是从“使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来规定的，一方面又是钜子制度的扩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刑政之治”。

墨子为了求得“人民之众”，除了主张非攻、非久丧以外，还主张“节畜私”（限制养很多的宫女）、“尚早婚”，主张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出嫁，也是为的“使各从事其所能”。

墨子重视劳动生产，认为人类和动物不同，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之财，“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篇》）。极力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而取之”（《墨子·天志下篇》）。墨子还肯定劳动生产创造财富，说农夫“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因为“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墨子·非命下篇》）。但是，墨子所说的“力”和“劳”，不仅指农夫农妇的耕织，还包括士君子的“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认为“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篇》）。而且在这样的“分事”中，士君子的“听狱治政”远比农夫农妇的耕织重要。墨子认为农民一夫一妇的耕织不能使天下之饥者寒者饱暖，而他用“义”来上说下教，能够使得“国必治”，“行必修”，因此“虽不耕织”而“功贤于耕织”（《墨子·鲁问篇》）。

非乐、非攻、非命和非儒 墨子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他熟悉原来出身的阶级，所以很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并对当时“王公大人”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了很尖锐的抨击，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忽视精神生活，不仅主张生活只要吃饱穿暖，而且对所有的艺术一律加以反对，主张“非乐”，这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的。

墨子强烈反对贵族的杀人殉葬制度，反对“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下篇》）；还强烈反对通过战争掠夺人民为奴隶，指出当时大国攻伐“无罪之国”，在战场上杀人，并把俘虏作为“仆”、“圉”、“胥靡”、“舂”、“酋”（各种奴隶名称）是“不仁义”的（《墨子·天志下篇》）。他对于定期定额的地租是同意征收的，认为“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而反对“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篇》）。他主张选举贤人来建立统一的王朝，但这只是一种空想。

墨子认为攻战要杀害许多人民，损毁建筑和财物，破坏生产，特别是大国兼并小国，“天下之害厚矣”，因而主张“非攻”，很讲究守御之器与守城战术。墨子曾往见公输般与楚王，止楚攻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墨子并且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墨子·备城门篇》以下讲守城战术诸篇，当即出于禽滑釐一派后学所作。

他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为当时各国国君和卿大夫所采用的。但是墨家这个有组织的团体不免要被某些国君和卿大夫所利用，逐渐成为某些贵族所雇佣的武士集团。例如墨者钜子孟胜替楚的阳城君守卫封国，阳城君后因参加反对吴起变法的叛乱而出走，楚收回其封国，孟胜竟带了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为他殉身（《吕氏春秋·上德篇》）。

墨子的宗教思想有个特点，就是他一方面反对“天命”，一方面又主张顺从“天志”。墨子继承了传统的宗教思想，把“天”看作有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他所说的天的意志，是经过他的改造，来为他的学说服务的。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兼爱的，主张“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反对“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的（《墨子·天志中篇》），因此他所说的“天志”，实质上是墨子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意志。他鼓吹：“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篇》）还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中篇》）他是想借助这种宗教思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实行他的学说。

但是，墨子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力决定的。由于人的努力，可以达到“富”、“贵”、“安”、“治”；如果相信命定，不去努力从事，就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他的“非命”主张，是和他的政治学说分不开的，因为他是主张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积极努力去达到“国家之富”和“刑政之治”的。

墨子由于主张“天志”、“明鬼”、“节葬”、“非乐”、“非命”，因而反对儒家之学。他反对儒家的“四政”，就是反对儒家“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厚葬久丧”，“习为声乐”，“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墨子·公孟篇》）。后期墨家又进一步著有《非儒篇》驳斥孔子“述而不作”等言论。

二墨子的天志、兼爱和尚贤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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