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战国史中的活跃人物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士的变化及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之风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士就大为活跃起来。同时各国政府纷纷谋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的变化及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之风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士就大为活跃起来。同时各国政府纷纷谋求改革，推行官僚制度，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原来，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书、数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射、御则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对士的需要增加，教育也发生变化，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开始兴起。

孔子是春秋末年第一个聚徒讲学而有显著成就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将《诗》、《书》、《礼》、《乐》、《易》、《春秋》传授子弟，并有所阐释。《诗》、《书》、《礼》、《乐》原是贵族讲究的学问，《春秋》原是贵族子弟学习而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周易》原是卜筮之书，孔子在传授中都有所阐释。孔子以“有教无类”为宗旨，弟子多到号称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原来对“相礼”和讲礼的知识分子有“儒”的名称，孔子当时也教导弟子为“儒”，如教导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篇》），因而孔子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到春秋、战国之际，墨翟又起来聚徒讲学，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当时称为墨者，后人称为墨家。墨家和儒家，曾经都成为“显学”。到战国时代，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并兼记相关的弟子的言行。《墨子》是墨家的著作汇编，既有《耕柱》以下到《公输》等篇记述墨子及其重要弟子的言行，又有《兼爱》、《非攻》等篇阐述墨子学说的论文，更有《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记述墨家学术的著作，还有《备城门》以下各篇叙述后期墨家防守战术的记载。从此著书立说，成为诸子争鸣的主要手段。

这时由于学习上需要，传写的各种古书比以前增多。又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绢帛生产的增多，当时的书不仅写在竹简上，已开始写到绢帛上。绢帛便于抄写，也便于保存和携带。《墨子·明鬼下篇》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又说：“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墨子》所说竹帛之书，主要是指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这时许多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例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即扃中）载书甚多”（《墨子·贵义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书籍收藏和流传的增多，有助于当时学者们聚徒讲学，开展学术讨论，著书立说。

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 当时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有作为的国君招徕并敬重所谓贤士，使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以谋富国强兵，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当魏文侯进行政治改革时，翟璜先后推荐了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等五人，都得到重用；魏成子推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魏文侯就“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篇》）。鲁缪公曾任用博士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子柳、子思为臣（《孟子·告子下篇》），尊敬申详等人。赵烈侯曾起用番吾君推荐给相国公仲连的牛畜、荀欣、徐越等三人。周威公曾选拔中牟农民出身的宁越为“师”。燕昭王为振兴残破的国家，招揽人才，尊郭隗为“师”。齐国从田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待学者（徐幹《中论·亡国篇》）。到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一作捷子）、环渊、宋钘（一作宋）、慎到、邹奭等七十多人，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来荀况也曾到这里来游学。秦汉王朝设立博士官的制度，就是起源于此^[1]。《宋书·百官志》说：“六国时往往有博士。”《史记·循吏列传》说：“公仪休，鲁博士也。”可知鲁国在战国初期已设有博士官。《汉书·贾山传》说：“祖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可知战国末年魏国所设的博士官，已和秦汉博士一样教授弟子了。

游说和养士之风 同时，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了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到秦昭王的相国。秦国的情况如此，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确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主要门径，因而游说和从师也就成为一时风尚。据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篇》）。田骈在齐，也是“赀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四》）。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即研究农家学说的），到一个小国滕，也有“徒数十人”（《孟子·滕文公上篇》）。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荀子·儒效篇》）。

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千人。他们所养的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被罗致，甚至能学鸡叫、扮作狗偷盗的，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因此编成《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因此编成《吕氏春秋》。食客也有因此被引荐进入仕途的。

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子”和“夫子”开始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尊称 在春秋以前，“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如微子、箕子之类。春秋初期只有少数诸侯所属的卿连“谥”称“子”，如卫的宁庄子、石祁子之类；到春秋中期以后，诸侯的卿就普遍连“谥”称“子”；大夫虽然没有连“谥”称“子”，也已相称为“子”，如子服子、子家子之类。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便成为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如孔子、子墨子之类。到战国时代，“子”便成为一般学者的尊称了。^[2]

古代“夫子”原是对各级军官的称呼，例如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就称呼各级军官（包括千夫长、百夫长）为“夫子”。到春秋时代，卿大夫当面相称为“子”，背后谈论时，把“夫子”作为卿大夫的尊称。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学者从师的学风兴起，“夫子”开始作为对老师的尊称。后来“夫子”的称呼就比“子”更尊重了。^[3]

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政权，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这时的各派各家之间，相互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以至于分化。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末年的刘歆，又曾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十家中除了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以外，后人称为“九流”。在这九流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君民并耕”和农业技术的农家，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确实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九流十家出于王官 《汉书·艺文志》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杂家出于议官。这一溯源的主张，确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孔子以前，没有私家聚徒讲学的设施，各种传统的学术文化都由主管的有关官府所掌握。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突然兴起，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想和改革规划，他们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来自不同的有关的王官。

例如《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而明教化者也。”这里所说的“司徒之官”，是依据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西周的太师、太保而言^[4]，因而能够“助人君顺阴阳而明教化”。孔门儒家之学，教的是《诗》、《书》、《礼》、《乐》，讲究的是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太师周公、太保召公辅助君主“明教化”之道。儒家所编选的《尚书》，其中《周书》部分都是记述太师周公、太保召公辅助君主治理而“明教化”的。儒家之学既然渊源于师、保，因而所造成的杰出人才，常为君主的“师”“傅”。《史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如子夏为魏文侯的“师”，并在西河教授。赵烈侯的相国公仲连推荐牛畜于烈侯，“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因而“官牛畜为师”（《史记·赵世家》）。这个讲“仁义”、“王道”的牛畜也该是儒者，被任为君主的“师”。

关于农家之学，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农业科学的兴起”已讲到。法家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学，第五章“战国前期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中已都论及。兵家之学在第七章第五节“兵法的讲求和军事学的发展”中已有说明。纵横家之学在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至于吕不韦招集宾客所著《吕氏春秋》，也已在第九章第三节“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中有所阐释。因此本章着重阐明的，是墨家、道家、儒家、法家和方术之士的主要流派的理论和学说。道家中老子以外，分析了杨朱、列子、庄子、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以及鹖冠子的主张。儒家中孟子、荀子以外，分析了曾子一派学说和《易系辞传》的理论。法家中《商君书》和《韩非子》以外，着重分析了《管子》中齐法家的见解。至于名家和阴阳家，因为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说，将在第十一章讲科学思想时加以叙明。

[1] “稷下先生”，在汉代著作中有称为“博士”的，如《说苑·尊贤篇》称“博士淳于髡”。汉代“博士”，有称为“稷下生”的，如孔安国是西汉的博士，郑玄称他为“棘下生”，“棘下生”即是“稷下生”。汉初叔孙通任“博士”而“号稷嗣君”，就寓有继承稷下学风的意思。齐国所设“稷下先生”有七十多人，秦博士也是七十多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也是七十多人。

[2] 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大夫称子》条和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周制度杂考》。

[3] 参看汪中《述学别录·释夫子》条、黄以周《礼说》（收入《儆季杂著》）卷四《先生夫子》条和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收入《古史新探》，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版）。

[4] 据西周金文，西周执政大臣是卿事寮的太师、太保和太史寮的太史，都是公爵。西周确是以三公六卿为执政大臣。西汉经学家以为西周以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或以“三有司”司徒、司空、司马为三公，因而司徒相当于太师。参见杨宽《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收入《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

一士：战国史中的活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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