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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史:五齐燕齐秦楚之战及庄□入滇

【摘要】:齐灭宋和秦取安邑 这时合纵、连横的形势很是复杂,不少大国的大臣和纵横家参与合纵、连横的活动。公元前二八七、二八六年间齐王重新起用韩为相,主持攻灭宋国的事,于是秦、齐两国又联合。秦王允许齐伐宋是有交换条件的,就是要齐允许秦攻取魏的旧都安邑。这时魏怕齐、秦联合而夹攻魏,想要和秦讲和,苏秦因而入魏要魏王不讲和。因此赵派乐池护送燕公子职由韩入燕,立以为王,即燕昭王。

齐灭宋和秦取安邑 这时合纵、连横的形势很是复杂,不少大国的大臣和纵横家参与合纵、连横的活动。魏相孟尝君和赵将韩徐为是主张合纵攻齐的,赵相奉阳君是主张合纵攻秦的,秦大臣吕礼和曾为齐相的韩珉(一作“韩聂”,《战国纵横家书》作“韩”)都是主张齐、秦联合的,做过魏相和齐相的周最又是主张魏、齐联合而反对齐、秦联合的。齐湣王忽而与赵联合发动合纵攻秦,忽而与秦联合攻赵,目的都是企图防止秦、赵等国对他扩张领土进行干涉,造成攻灭宋国的有利形势,以达到其取得陶邑等大商业城市的目的。当五国合纵攻秦结束时,主张秦、齐联合的秦昭王好友韩献书给齐湣王,希望秦、齐再联合,重召他为相国,“且复故事”,允许齐攻取宋而尽有宋地,进而攻破三晋和楚,这样“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战国纵横家书》十三)。公元前二八七、二八六年间齐王重新起用韩为相,主持攻灭宋国的事,于是秦、齐两国又联合。原来秦是不许齐伐宋的,这时“齐令宋郭之秦,请合而以伐宋,秦王许之”(《魏策二》)。秦王允许齐伐宋是有交换条件的,就是要齐允许秦攻取魏的旧都安邑。就是苏代所说:“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燕策二》)

当公元前二八七年五国攻秦结束后,秦就分兵两路攻魏,一路攻魏旧都安邑(秦简《编年记》),一路攻魏河内,拔取新垣、曲阳(今河南济源西,《魏世家》、《六国年表》)。次年秦派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本纪》)。秦如此攻魏,都是在齐的许可下进行的。

这时秦虽已允许齐伐宋,作为齐允许秦攻取安邑的交换条件,但是当齐相韩珉(即韩)主持攻宋的时候,秦昭王还是不满,认为韩珉是他的好友,不该攻他所爱的宋。苏秦为了支持齐的攻宋,为齐进说秦王,说魏因此“割安邑”给秦,“此韩珉所以祷于秦也”,齐灭宋必将西面事秦,于是秦王同意了(《韩策三》,《田世家》同,惟“韩珉”作“韩聂”)[1]。这时魏怕齐、秦联合而夹攻魏,想要和秦讲和,苏秦因而入魏要魏王不讲和。魏发现齐已许允秦取得安邑,一度把苏秦拘留,由苏厉劝说魏王才得释放(《魏策一》)。

齐曾多次向宋发动进攻,这次终于把宋攻灭了[2]。就是《燕策二》所说“三覆宋,宋遂举”,是经过三番四复的进攻,才攻下的。宋王偃因此逃到了魏国,死于温(《魏世家》、《秦本纪》)。这时宋之所以会被灭亡,主要由于宋王偃暴虐,“所杀戮者众矣”(《吕氏春秋·淫辞篇》),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因争夺权利而分崩离析,不仅曾经继任为王的太子出走,“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而且由于相国唐鞅争权,发生了驱逐载子的事件,即荀况所说:“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荀子·解蔽篇》),接着唐鞅又被宋君杀死。

秦、赵主谋合纵五国伐齐 当苏秦合纵五国攻秦的时候,赵将韩徐为和魏相孟尝君已经发起合纵攻齐,并曾邀约燕昭王一起攻齐。燕昭王也曾和群臣谋划,准备等待齐攻宋而打得疲弱时,进而攻齐。齐湣王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暂时停止攻宋的。赵是首先带头开始攻齐的行动的。公元前二八七年赵梁率赵军攻齐,次年赵将韩徐为就亲率赵军攻齐(《史记·赵世家》)。自从齐国攻灭了宋国,兼有宋以前所得的楚淮北地,一时声势很盛,直接威胁到三晋,特别是齐、赵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并且使秦也感到有很大压力,有碍于秦在中原的扩展,因此发起合纵伐齐,惩罚齐“破宋”的罪行。就在公元前二八六年秦取得魏安邑之后,秦宣布要带头发动合纵攻齐了。苏代曾讲到:秦“已得安邑一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秦昭王宣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无齐有秦,必伐之,必亡之。”(《燕策二》,《苏秦列传》大体相同)。这时在秦国专权的相国魏冉正谋扩大自己的封地,谋求取得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而魏相孟尝君也就“轻忘其薛,不顾先君之丘墓”(《战国策·东周策》),进说魏冉:“劝秦王令弊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战国策·秦策三》)同时赵的亲秦大臣金投也奔走秦、赵之间,主张合秦、赵两国伐齐,周最曾对金投说:“公负全秦与强齐战。”(《战国策·东周策》)结果秦国便以盟主的地位来主谋合纵伐齐了。

公元前二八五年,秦昭王和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又和赵惠文王在中阳(今山西中阳)相会。就在这年,秦国为了“先出声于天下”,派了蒙骜带了秦兵,越过韩、魏,开始向齐河东进攻,攻取了九个城。次年秦昭王和魏昭王在宜阳相会,又和韩釐王在新城相会;同年燕国由于赵国的拉拢,燕昭王也入赵会见赵惠文王。过去由于燕投靠齐国,“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行其兵”,后来燕昭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就“与赵谋齐”(《战国策·燕策二》,《战国纵横家书》四略同),这时燕就进一步和秦赵联盟而合纵攻齐了。

这时秦主谋发动合纵伐齐,以瓜分齐地为饵,并推举赵主其事,由赵拉拢燕合作,结成秦、赵、燕三国联盟,并由秦送质子到赵、燕两国作担保[3]。秦鉴于过去和齐连横约攻赵不能成功的教训,推定乐毅为赵、燕两国的“共相”,并为五国联军的统帅,同时秦又派御史起贾驻在魏国主持监督五国合纵的事,更派将军蒙骜统率秦军越过韩魏先进攻齐的河东,既作为进攻的先声,还可以起控制三晋进兵的作用。

乐毅原为攻克中山的魏将乐羊的后裔,入赵曾为赵武灵王的大臣,当齐宣王破燕时,武灵王曾听从乐毅的计谋,以赵合楚魏而伐齐存燕(《赵策三》)。因此赵派乐池护送燕公子职由韩入燕,立以为王,即燕昭王。乐毅在赵内乱中武灵王饿死之后,经魏来到燕,得到燕昭王的重用。乐毅因此有因缘在这时被推为赵、燕的“共相”和五国联军的统帅。当时有人对起贾说:“燕赵共相,二国为一。”(《战国纵横家书》十七)“燕赵共相”即指乐毅。乐毅以“燕赵共相”而为五国联军的统帅,秦、赵两强是主力,但是乐毅能直接指挥的是赵燕之师。因此乐毅先以赵相的职司,会集五国联军,从赵的东南边出击,先攻取齐的灵丘(今山东高唐南),再在秦军大力配合下大破齐军于济西,从而一举击破齐的主力;然后再以燕相的职司,独率燕军,乘胜向东追击,乘虚而长驱直入,得以攻克齐都临淄

当秦将蒙骜大举进攻齐河东的时候,五国合纵攻齐的形势已成定局,将要攻破齐而瓜分。齐国君臣感到危急,主持齐外交的苏秦有责任设法消解,于是上书赵王,指出秦欲“亡韩、吞两周”,因而“以齐饵天下”;恐怕事情不成,因而“出兵割革(勒)赵、魏”;等到韩失去三川,魏失去晋国(指河东河内),将“祸及于赵”,并且谈到过去秦连横伐赵,已约定三分赵地,因为齐出兵禁秦,使秦“废帝请服”,因此赵齐“宜正为上交”,不该抵罪取伐(《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一、《赵策一》)。尽管这封信讲得很有情理,却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秦、赵、燕三国联盟已经定局,秦的大军已越过韩魏在进攻齐国了,乐毅也已统率赵、燕联军兼为五国联军统帅发动进攻了。

乐毅为赵、燕“共相”而破齐 公元前二八五年秦为了“先出声于天下”,派蒙骜伐齐的河东,连拔九城,改为秦的九县(《田世家》、《秦本纪》“蒙骜”误作“蒙武”)。同年赵“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赵世家》)[4]。当时乐毅为赵、燕“共相”,他在这年以赵相职司,会合五国联军,从赵的东南边出击齐的济西地区,首先攻取灵丘作为进攻的据点[5]。次年秦派“尉(当是国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秦本纪》)。这时齐征发全国的主力军,派触子为将,应战于济上,齐王急欲触子出战得胜,遣人前去说:“不战,必刬若类,掘若垄”(如果不能出战,就要歼灭你的宗族,掘掉你祖宗坟墓),触子感到难办,等到临阵交战,就鸣金退却,五国联军乘机追击,取得大胜,“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吕氏春秋·权勋篇》),乐毅因此得以大破齐军[6]。接着达子统率残余的军队,退守秦周(在齐都临淄西门雍门以西地方),企图保守临淄。达子要求多发赏金以鼓励士气,而齐王不肯给,结果又大败,达子战死,乐毅因而能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乘胜长驱直入,攻入齐都临淄。据说“燕人逐北入国(指国都临淄),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吕氏春秋·权勋篇》,高注:“美唐,金藏所在”)。齐湣王和太后因而出奔到莒(今山东莒县)。后来楚使者在齐襄王面前讲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歜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于淄渑,定获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说苑·奉使篇》)所谓“遵雒路”是说绕道而行[7],燕师没有直接南下进攻齐与燕接界的河北地区(即北地)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一带,而是经历赵东边南下,绕道和秦、赵等国联军会合,进攻齐和赵接界的济西地区的灵丘。所谓“渡济桥”,是说在五国联军大破齐军主力于济西后,燕师乘胜渡济上浮桥东进,向临淄进攻。所谓“焚雍门”,是说燕军在临淄雍门以西的秦国得胜,焚雍门而攻入临淄,即所谓“饮马于淄、渑”。所谓“定获乎琅邪”,是说燕师乘胜沿齐长城向东攻至琅邪(今山东琅邪台北),从而巩固其胜利果实。

图五十二 赵燕“共相”乐毅破齐示意图

乐毅兼为赵燕“共相”,他的破齐,主要经历了济西和秦周大小二个战役。先以赵相职司统率赵、秦、燕等五国联军在济西大破齐将触子所率主力;继而又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师乘胜向东追击,在秦周战胜齐将达子退守之军。《吕氏春秋》作者曾亲见其事,因而评论齐湣王骄横昏庸时,说:“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虚”通“墟”,谓破灭,《行论篇》),又说:“齐悉起而距军于济上,未有益也”(《先识篇》);更说:“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贵直篇》)[8]。这就是《燕策二》第十一章所说:燕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大战一”即是济西大战,“小战再”即是秦周之战。

合纵攻齐的结果,正如当年有人对秦驻在魏国监督合纵攻齐行动的御史起贾所说:“以燕王之贤,伐齐足以刷先王之耻”,“燕赵共相,二国为一,兵全以临齐,则秦不能与燕、赵争”(《战国纵横家书》十七)。结果成大功的是燕赵共相乐毅。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运到燕国,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行赏,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东),号为昌国君。从此乐毅留在齐地五年,先后攻下齐七十多城(《乐毅列传》)。

苏秦因反间而车裂于市 当乐毅统率燕军开始破齐的时候,苏秦就被齐王判以反间之罪而车裂于市[9]。《荀子·臣道篇》说:“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当从杨倞《注》“或作张禄”),可谓态臣也”,“用态臣者亡”。《吕氏春秋·知度篇》说:“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说苑·尊贤篇》也说:“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所谓“亡”是指乐毅破齐而言。《淮南子·说林篇》说:“苏秦以百诞成一诚。”“一诚”是指苏秦为燕计谋破齐的专心忠诚;“百诞”是指苏秦入齐骗取信任而阴谋破齐。苏秦为燕昭王出使到齐,为燕助齐灭宋,出任齐相,主持合纵摈秦,离间齐、赵之交,都是挟燕以自重的[10]。他随时将重要的外交活动情况汇报燕昭王,并暗中送间谍情报给燕昭王。《战国纵横家书》中所有苏秦献给燕王的书信,就具有这种性质[11]。齐湣王果然在苏秦主持下得到燕的帮助而攻灭了宋国,却招徕了燕和秦、赵结盟合纵攻破齐国的后果,因而苏秦以“反间”罪被车裂而死。

秦、魏分取宋地和楚收回淮北 当乐毅独率燕师攻破齐国的时候,秦、魏正分别攻取齐刚取得的宋地。秦攻取了最富庶的陶邑及其周围地区,这是秦相魏冉久已想要取得的,后来就成为他的封邑。魏由于地理形势的方便,乘齐新得宋地而未能巩固占有的时机,攻取得了大片宋地,就是《荀子·议兵篇》所说:“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魏所夺得的宋地,面积很大,从此设置了大宋、方与两个郡。大宋郡以宋的旧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为中心,方与郡以方与(今山东鱼台东南)为中心[12]。因此魏在中原的领土大为扩大,国力从而增强。

乐毅破齐后,齐湣王一度出奔到卫,经邹、鲁等小国而回到莒(今山东莒县)。莒在齐长城以南,原为齐五都之一,未被攻占,可以在此重建齐的政权。当时楚未参与合纵攻齐,派淖齿(“淖”一作“卓”,是“昭”的通假)率军万人前来帮助,因而被齐湣王任为齐相。但是楚的主要目的在于收回过去被宋所取的淮北地,同时控制齐的政权,因而淖齿和齐湣王发生矛盾,齐湣王被淖齿杀死于莒的东庙。不久淖齿为齐王孙贾所杀,拥立湣王子法章为王,即齐襄王。

秦两次围攻魏都大梁 公元前二八三年,正当乐毅破齐之后,原来秦、齐、赵三强鼎立斗争的形势改变,秦就肆无忌惮,调发大军围攻魏都大梁,想要攻破大梁,一举灭亡魏国,使秦国领土大为扩展,越过中原连结新得宋邑定陶一带,横断山东各国“纵亲之腰”,于是这年有“攻林”之战(秦简《编年记》);或者称为“林乡军”(《战国纵横家书》十六)、“林军”(《魏策三》第八章、《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

当时中原地区称“林”的有南北两地,都因有森林而得名。“攻林”之战所攻的是北林,在今河南中牟东北,正当大梁的西北,此地既有森林,又有便于战马饮水的河流,是适宜用作驻屯大军、进攻大梁的基地的。这年秦军出函谷关,经历了周、韩的地方,越过中原的魏长城,先攻占魏长城东北边的安城(今河南原阳西南),接着就向东南攻取大梁西北的北林,作为围攻大梁的基地。当时中原各国都城的布局,都是西面宫城连结东面的大郭,韩都新郑的宫城在大郭的西北,魏都大梁的布局也是这样,因此魏王经常游乐的梁囿,就建设在宫城的西北,就是大梁西北城门高门之外,成为秦军围攻大梁必经之地。梁囿是建筑得很讲究的,其中有文台、垂都等游乐的建筑,种有树木花卉,养有麋鹿。当秦军攻入时,文台被隳毁,垂都被焚烧,林木被斫伐,麋鹿被杀尽,说明秦军围攻大梁,一路上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当时秦军声势浩大,所有魏长城旁边的城邑都已被秦攻占,向东一路攻到了卫的边界和定陶附近(《魏策三》八、《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目的在于攻灭魏国。

图五十三 秦军围攻大梁与赵燕联军救解示意图

魏国在秦这样围攻的形势下,魏相孟尝君认为只“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于是他先去见赵王求救,赵王说不能,孟尝君说:“今赵不救魏,魏歃盟于秦。”于是赵王许诺,起兵十万来救。当孟尝君去见燕王求救时,秦军已攻取梁囿,“魏王出国门(指高门)而望见军”,“台(指文台)已燔,游(指梁囿)已夺”,形势很急危。燕王说:“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孟尝君说:“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将出现四国攻燕的局势,于是燕起兵八万来救(《魏策三》八)。当时韩在秦的压力下已经屈服,已和秦连横,随从秦一起围攻魏,魏正依靠赵燕的合纵而救解,有人游说韩的山阳君,转而与魏、赵、燕三国合纵攻秦,没有成功(《赵策一》第六章)。

秦怕东方各国合纵攻秦,当赵、燕联合救魏时,就解围而退兵了,但是秦还是坚持攻灭魏国的策略,为了避免楚参与合纵,曾许允楚攻取韩的南阳,就是苏代对燕昭王所说:“秦已得曲阳(原误作“宜阳”)、少曲至蔺、石(即离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燕策二》)秦为了防止赵救魏,曾用武力迫使赵和秦讲和。公元前二八二年秦将白起攻取赵的兹氏(今山西汾阳南,秦简《编年记》)和祁(今山西祁县,《西周策》),即《秦本纪》所说“拔赵二城”。次年白起又攻取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和离石(今离石),迫使“赵以公子郚为质于秦”而讲和(《赵策三》第四章)。紧接着,秦就派白起第二次围攻大梁,就是当时苏厉对西周君所说,白起在攻赵取得蔺、离石、祁之后,“出塞(殽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西周策》第六章,《周本纪》周赧王三十四年)。由于赵、燕再次出兵救魏,秦兵被围困于林中(即林或林乡),迫使秦和燕赵讲和,就是苏代对燕昭王所说:“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燕策二》)因为当时燕将乐毅已破齐,正在攻取齐的胶东,赵正在攻取齐的济西。《史记·秦本纪》和《白起列传》都没有述及这次围攻大梁,因为《史记》依据的是《秦记》,《秦记》讳言失败。

这时赵一面攻取齐的济西,一面与秦对抗。公元前二八三年赵将廉颇攻取齐的阳晋(今山东郓城西,《赵世家》和《六国年表》误作“昔阳”,昔阳在今河北晋县西北,非齐地)。公元前二八〇年赵将赵奢攻取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西北)。同年秦将白起攻取赵的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和光狼(今山西高平西)二城,斩首三万。

公元前二八一年楚顷襄王召见弋射者,弋射者以射雁作比喻,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以为除了楚以外,秦、魏、燕、赵是鶀雁,即大雁;齐、鲁、韩、卫为青首,即中雁;邹、费、郯、邳是罗,即小雁。因为五国合纵破齐后,齐的国力衰落,而燕、赵正强盛。魏虽已失去河东,但在合纵破齐之后,取得大块宋地,设有大宋、方与两郡,因而也还是大国。弋射者主张楚与燕、赵合纵,先攻取魏、齐二国之地,然后合纵攻秦,才能收复失地。认为“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可知当时秦已成为“东面而立”、形势便利的最强国家。

自从乐毅破齐之后,秦成为形势便利的最强国家,但是它要一举灭亡魏国,也还不容易。公元前二六三年朱己对魏王讲到:“从林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而国(指国都)续以围,又长驱梁北……”(《战国纵横家书》十六、《魏策三》、《魏世家》)。这是说:从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初次围攻大梁以来,二十年中,七次围攻大梁,五次攻入了魏王游乐的梁囿,继而兵临城下,把国都包围,并且又长驱进攻大梁以北地区,破坏的灾祸极其严重,结果都没有把大梁攻破,因而没有能够灭亡魏国。因为当时魏还是个大国,还有坚持抵抗和防守的力量,同时因为魏地处中原,魏的存亡关系到赵、燕等国的存亡,是非救不可的。当秦第二次围攻大梁时,由“善用兵”著称的白起为将,苏厉对西周君说:“白起是攻(善)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则周危。”(《西周策》)结果却是“兵困于林中”,被赵燕前来救魏之兵所围困。

燕攻破东胡和开拓辽东 大约在燕昭王时,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13]。他熟悉东胡内部情况,回国后就找寻机会“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因此向东北一直扩展到了辽东,并建筑长城防御东胡的骚扰,还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史记·匈奴列传》)。

齐将田单复国 燕将乐毅攻下齐七十多城,只有即墨和莒两个城市,由于齐将坚守,未能攻下。田单出身于国君疏远的宗族,原为临淄的市掾。燕军破齐后,他东走到安平(今山东临淄东北)。燕军攻破安平,他的宗族依靠特制的铁笼来防御,得以安全退保即墨。即墨大夫战死,田单被推为将军。公元前二七九年燕昭王去世,子惠王即位。燕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乐毅逃往赵国。骑劫改变乐毅的作战方针,对齐的降兵滥施劓刑,还挖掘城外的坟墓,焚烧尸体,激起齐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田单为了迷惑燕军,使老弱妇女登城守望,又派人把黄金千镒送给燕将,燕军因此麻痹大意。接着田单用一千多头牛,披上画有五彩龙文的缯衣,角上缚着兵刃,尾上束着灌有油脂的芦苇,并且把城墙凿了几十个洞,在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使火牛狂奔到燕军中去,有壮士五千人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田单这样用“火牛阵”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大败燕军,杀死骑劫。燕军混乱溃退,田单率军乘胜反击,陆续收复丧失的七十余城。田单因此封为安平君(《史记·田单列传》)。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国力大损,再也不是秦国的敌手了。

秦对巴蜀的经营和对西南的开发 秦取得巴蜀以后,积极加以经营。公元前三一〇年张仪和张若设计在成都筑城,筑有大城和少城,少城连接在大城的西边。少城内设有官舍,并设有盐铁市官及长丞。全城里闾和市肆的布局同秦都咸阳规模一样。此外,张若还曾在郫(今四川郫县)和临邛(今四川邛崃)筑城(《华阳国志·蜀志》)。

自从废除蜀侯而设立蜀郡之后,秦对西南的经营有进一步的发展。到李冰做蜀郡守时,就曾建设都江堰(在今四川灌县西北泯江中游)水利灌溉工程;还曾凿开溷崖(在今四川夹江境),疏通沫水(今大渡河);又曾疏通文井江(今四川崇庆西河)、绵水(今绵远河)等;更在广都(在今四川双流东南籍田镇一带)开始开凿井盐(《华阳国志·蜀志》)。

这时秦正谋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公元前二八五年蜀郡守张若攻取笮及其江南(今金沙江以南地区)地(《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二八〇年秦派司马错率十万之众,装大船一万艘,载米六百斛,从巴的涪水,攻取楚的商於之地,建立黔中郡[14],并迫使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给秦。

这时楚正和秦争夺西南地区,在公元前二七九年前,楚曾攻取旧巴国的枳(今重庆涪陵东)[15]

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和攻破楚国 楚国到楚怀王时,政治腐败,内部矛盾也很尖锐,担任左徒的屈原曾经想制定法令,实行改革,主张按贤能选拔官吏,按法令办理政治,而不能实现,他联齐抗秦的策略也没有成功,而受到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等人的诽谤和排挤,结果被楚怀王流放。到顷襄王时,又再度被放逐。到楚怀王后期爆发了庄为首的大起事,把楚国统治地区分割成几块,这就是荀况所说的:“庄起,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篇》)因此,楚国的力量就越来越衰弱了。

公元前二八〇年左右有人献书秦王,建议改变攻取大梁之计,因为秦攻大梁,东方各国必合纵来救,而且“山东尚强”,不如南下攻楚,“其兵弱,天下不能救,地可广大”,秦因而制定攻取楚都鄢郢的计划(《魏策四》)。鄢(今湖北宜城东南)原为楚的别都,就在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以北约二百里,鄢、郢之间有蓝田(今湖北钟祥西北)。这一带当时统称为鄢郢,为楚的政治中心。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王为了攻楚,约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相会修好。这年秦派白起攻楚,首先进攻鄢城,楚以主力军坚守,白起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法,在鄢西北筑堨,作长渠,引水灌入城中,从城西灌到城东,楚军民死的有数十万人,因而攻克鄢(《水经·沔水注》)[16]。鄢故城遗址即楚皇城,白起引水灌鄢的长渠仍保存,东墙南端有宽六十米的大缺口,相传就是白起引水灌鄢的出水口。城墙四角都有高层建筑用以瞭望防守,东城墙内一次曾出土铜镞几百枚(参看拙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八章《楚之别都鄢》)。白起经此大胜,接连攻克鄢、郢、邓(今湖北襄樊)、蓝田等五城,继而分兵三路,向西攻到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烧了楚先王的陵墓,还烧了祭祀的宗庙;向南攻到了洞庭、五渚、江南(《韩非子·初见秦篇》、《秦策一》);向东攻到了竟陵(今湖北潜江东北),再向东北一百多里攻到了安陵(今湖北云梦,秦简《编年记》),更向东一百多里攻到了西陵(今湖北新洲西)[17]。白起率秦兵数万,在两年内,攻克了楚都郢周围几百里宽阔的富庶地区。白起分析了所以能够如此得胜的原因,是因为楚“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今本《战国策》末章,采自苏辙《古史》)。《楚世家》所谓“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许多楚的城邑都是没有抵抗而丢失的。秦以斩首为功,每次大胜都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可是这两年白起攻楚的战争中,攻占了许多重要城邑,除了鄢城淹死数十万军民以外,未见有斩首的记录。

图五十四 秦将白起破楚示意图

秦因此建立了南郡。白起因此大功被封为武安君。楚因此迁都到了陈(今河南淮阳),从此楚削弱了。

楚将庄入滇称王 公元前二八〇年到前二七八年间楚曾一度收复黔中郡,到公元前二七七年秦蜀郡守张若又“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从此秦设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楚收复黔中郡的将军当是庄[18]。庄原是“为盗”者,当是领导军队叛变而引发人民起事者,后来成为“善用兵”的楚国名将[19]

公元前二七九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后汉书·西南夷传》作“庄豪”),经过沅水,攻克且兰,征服夜郎,一直攻到滇池。到公元前二七七年,秦又派蜀郡守张若再度攻取了楚的黔中郡、巫郡。次年,楚国曾调东部的兵收复了黔中郡的十五邑,重新建立为郡,抵抗秦国。庄因为断绝了归路,也就“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号为庄王[20]。王都在今云南晋宁,直到秦汉时代,这个地区已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而庄后裔还保留有“滇王”封号。

楚将庄率兵入滇,“以其众王滇”,加强了云南少数族和中原华夏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滇池地区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主要分布在西到今安宁、东北到今曲靖、东到今澄江、南到今元江的狭长地区。青铜器有铜鼓、铜芦笙、铜枕、铜伞盖、铜扣饰以及雕铸有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铜贮贝器等。从这些铜器来看,当时滇王所属领地还处于奴隶制阶段[21]。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是其中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和中原地区的武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尤其是生活用具如铜尊等,几乎和中原的完全相同[22],说明当时滇和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联系。

秦灭亡义渠 秦昭王初年,义渠王曾到秦国来朝见。公元前二七二年(周赧王四十三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后汉书·西羌传》)。秦灭亡义渠,是煞费经营的。范雎来到秦国后,等了一年多,才见到秦昭王。秦昭王接见范雎时,一开口就说:“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战国策·秦策三》)说明当时秦为了灭亡义渠,曾紧张很长一段时间。可惜事实经过已不清楚了[23]

[1] 《战国策·韩策三·韩人攻宋》章,说“韩人攻宋,秦王大怒……苏秦为韩说秦王”。此事又见《田世家》,“韩人”作“韩聂”,“苏秦为韩说秦王”的“韩”作“齐”,当以《田世家》为是。“韩聂”当即“韩珉”,《韩策三》又有《韩珉相齐》章。

[2] 《史记·宋世家》说:“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这是不可信的。灭宋之役,除燕曾助战外,魏、楚都不曾参加,也没有三分宋地的事。《荀子·议兵篇》说:“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可知魏夺得宋地是在齐灭宋后,约当五国合纵攻齐的时候。《汉书·地理志》说:宋“为齐、楚、魏所灭,参(三)分其地:魏得梁(指睢阳)、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其沛。”也不正确。东平原非宋地。今本《汉书·地理志》夹杂有后人校勘之语说:“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陈留一带早在战国初期就为魏所占有。魏得睢阳,楚得沛,当在合纵攻齐的时候。

[3] 《战国纵横家书》二十记有人说燕王,主张使辩士游说秦王,请秦王入质子于燕赵,立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从而合纵伐齐。《燕策一》、《苏秦列传》作为苏代之说。并立三帝之议未成事实,但伐齐以秦、赵、燕三国为主,并由秦入质子于燕赵,当为事实。

[4] 这次合纵伐齐,《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魏世家》说是秦、韩、赵、魏、燕五国,《燕世家》、《田世家》、《楚世家》说是包括楚国在内共六国,而《乐毅列传》又说是赵、楚、韩、魏、燕五国伐齐而没有提到秦国。《资治通鉴》和《大事记》都根据《秦本纪》定为秦、三晋和燕五国,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则定为六国。当以《秦本纪》五国之说为是。《荀子·王制篇》说“闵王毁于五国”,杨注:“乐毅以燕、赵、楚、魏、秦攻齐。”《吕氏春秋·权勋篇》说“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高注:“五国谓燕、秦、韩、魏、赵也。”当时楚未参加合纵攻齐,反而派淖齿将兵救齐,故淖齿得为齐相,但其目的在于瓜分齐国,收复淮北地。

[5] 乐毅《报燕惠王书》称乐毅谓燕昭王:若欲攻齐,必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图之,齐可大破也。”昭王因而使乐毅于赵,“顾反命,起兵随而攻齐”。《史记·乐毅列传》因而谓昭王“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嚪说秦以伐齐之利,……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这样的叙述,好像合纵伐齐全由乐毅一人计谋和出使所组合,这与当时合纵形势的形成不合。《赵世家》载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是正确的。

[6] 《齐策六》说:“燕举兵,使昌国君将而击之,齐使向子将而应之,齐军破,向子以舆一乘亡。”“向子”当为“蜀子”之误。《燕策二》谓“今齐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蜀子即触子。

[7] “雒”通“络”,《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络犹绕也。”

[8] 乐毅《报燕惠王书》谓“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以为乐毅破齐全由燕师连续作战,先攻取河北,再大胜于济上,并不可信,当出于后世策士为夸大乐毅功绩而伪托的。

[9] 《楚策一》所载张仪游说辞:“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此中“乃佯有罪出走入齐”,当为“乃为燕出使入齐”之误。《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

[10] 《燕策二》载赵奉阳君指责齐王说:“齐使公玉丹命说(李兑)曰:必不反韩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苏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为上交。”可知这时齐王既召回韩珉,又封苏秦并命为相国。

[11] 据《战国纵横家书》六,可知当齐王依靠燕的支持和苏秦计谋攻灭宋国时,燕王正与群臣计谋乘机攻齐很急,齐王听到消息,就决定从宋退兵。齐王把这一决定告知在魏的苏秦和孟尝君,孟尝君又转告苏秦,苏秦就密报燕昭王,“愿王阴知之而毋有告”,怕因此伤害燕和他个人,并说“臣将疾之齐观之而以报”,“足下虽怒于齐,请养之以使事。不然,臣之苦齐王也,不乐生矣”。很明显,这具有间谍的情报性质。

[12] 《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说楚王曰:“外举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举矣。”可知魏在定陶以东设有大宋、方与二郡。《汉书·地理志》称“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梁(指睢阳)、陈留”。此说不确。魏得宋地在合纵破齐之后,陈留早为魏有,魏所得为大宋、方与二郡之地。

[13]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四说:“秦开不知当燕何君之世,然秦武阳乃开之孙,计其年,或在昭王时。”

[14] 《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赧王七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舫船万艘,米六百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又说:“涪水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按周赧王七年是秦武王三年,当从《秦本纪》为是。

[15] 《战国策·燕策二》载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所谓楚的“国亡”,当指楚失去都城郢而言,可知在公元前二七九年前,楚曾攻取枳地。

[16] 《水经·沔水注》说:“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堨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陂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元和郡县志》卷二三宜城县条说:“故宜城,在县南九里,本楚鄢县。秦昭王使白起伐楚,引蛮水灌鄢城,拔之,遂取鄢。”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五引曾巩说:“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遂拔之。”可知长谷水即蛮水,亦称鄢水。《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

[17] 《通鉴》胡三省《注》以为西陵即《水经·江水注》所说夷陵县的西陵峡,并非汉江夏郡的西陵县。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从其说,其实非是。《秦策四》第九章载:“(楚)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或”犹“又”也(《经传释词》),可知西陵与夷陵非一地。《水经·江水注》以白起伐取的西陵即西陵县故城,甚是。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廿九年攻安陆,西陵又在安陆以东一百多里。

[18] 《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即秦昭王三十年。《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到三十年间(公元前二八〇年至前二七七年),楚必定曾收复黔中郡。这次收复黔中郡的当是庄。以前秦不断派司马错攻楚,此后便不闻有司马错将兵出战事,可能就在楚军反攻中被楚打得大败。《楚世家》又载: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这里所说的江旁十五邑,是指巴东一带临江地区。

[19] 楚国有“为盗”的庄,起事于楚怀王时。前人有认为当时有两庄的,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也有认为是一人的,见《荀子·议兵篇》杨倞《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和《人表考》卷八。如果是同一个人,当是庄在投降楚王,而成为将军的。最早提到两个庄的,是《荀子·议兵篇》。《议兵篇》把“楚之庄”和“齐之田单”、“秦之卫鞅”看作同样是“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同样是“招延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的指挥者。说明庄和田单等人一样是统率“招延募选”军队的将军。《议兵篇》下文又讲到楚国对外战败,“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也”。这个是用武装起事的庄

[20]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汉书·西南夷传》略同。庄为将军不应在楚威王时。《史记》把这事列在楚威王时,只是因为楚威王时楚的声威盛些。庄不一定是楚庄王的后裔,《索隐》说他是楚庄王弟,更不可信。《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初,顷襄王时,遣将庄豪(即庄)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这里把时间定在楚顷襄王时是正确的。《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泝沅江,自且兰,以伐夜郎,植牂牁,系船于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楚庄王之苗裔也。”按“楚威王”,《汉书·地理志》颜注、《史记正义》、《艺文类聚》卷七一、《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和七七一都引作“楚顷襄王”,顾观光《校勘记》说:“必《华阳国志》古本如此,后人依《史》《汉》改耳。”又“遂留王滇池。,楚庄王之苗裔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叶梦得《玉润杂书》、《蜀中广记》卷六九都引作“遂留王之,号为庄王”。可知“楚庄王苗裔”之说,是由他“号为庄王”而误传的。秦自从攻取巴蜀以后,多次要楚割让黔中,长江上游已成为秦的势力范围,因此《史记》说“庄将兵循江上”,是不可能的。庄入滇的路线,以《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所说较为合理。

[21] 近年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地发掘许多战国、西汉时期古墓,出土大量文物。从出土贮贝器上所雕图像以及其他文物,可以证明西汉中期以前滇池地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参看林声《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图像所反映的西汉滇池地区的奴隶社会》,《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22] 参看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到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23] 《后汉书·西羌传》称:“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义渠与匈奴》条说:“《本纪》言昭王二十年王之上郡北河,此义渠灭始置地也。以前例后,则列传言杀义渠王甘泉宫,遂伐残义渠,应在二十年以前,则赧王四十三年,为衍四字,正昭王之五年,而义渠灭也。”这个说法不可信。秦自惠王后陆续攻取义渠的土地,惠王时已攻取义渠二十五城,这二十五城应包括西河和上郡的部分土地。义渠灭亡前,秦可能占有上郡北河地。从秦昭王对范雎所说“今义渠之事已”的话来看,义渠灭亡于周赧王四十三年,那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