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三孟尝君合纵齐韩魏，胜楚攻秦和赵，征服中山及胡地

齐国靖郭君和孟尝君的专权 齐威王晚年，相国邹忌和将军田忌发生矛盾，田忌一度被迫出走到楚国。齐的贵族田婴接替邹忌当上相国，采用欺骗手段把“终岁之计”（即上计）的大权夺到自己手中，营私舞弊，“乱乃始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战国策·齐策一》略同）。田婴不仅“私家富累万金”，还取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作为封地，公元前三二二年又改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竹书纪年》），并在那里筑城，号为靖郭君或薛公。田婴是齐威王和齐宣王初年的相国。公元前三一六年公孙衍约结田婴，召田婴的儿子田文为魏相，自己为韩相，合纵抗秦，结果失败。等到齐宣王改用储子为相，不重用田婴，田婴就回到了薛。

大约在公元前三一〇年以前^[1]，田婴的儿子田文承袭了薛的封地，号称孟尝君或薛公，而且又当上相国。到公元前三〇一年齐湣王即位后，田文专权，弄得“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史记·范雎列传》）。田文不但“封万户于薛”，在薛邑征收万户的租税，还大放高利贷，一次可以得到利息钱十万以上。更收养食客三千人，“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其中包括能够学鸡叫和装扮狗来偷窃的，所谓“鸡鸣狗盗”之徒。还“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史记·孟尝君列传》）。他“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弄得“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荀子·强国篇》）。到公元前二九四年发生了贵族田甲用暴力“劫王”的事件，即所谓“田甲劫王”。田文因此被迫出奔到薛^[2]，旋即到魏，在魏昭王那里担任相国^[3]。田文在魏国还是掌握着大权。荀况曾把齐的孟尝君和赵的奉阳君都列为“篡臣”，认为这种“篡臣”是“朋党比周，以环（通“营”，惑乱）主图私为务”的，因此“用篡臣者危”（《荀子·臣道篇》）。

孟尝君不仅是个封君，掌权的齐的相国，而且是个烜赫一时、声势浩大的纵横家。当他在继立为薛公前，就曾与公孙衍合作，出任魏相而参与合纵抗秦，不久就失败了。当他继立为薛公后，成为专权的齐的相国，就有以齐为主、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攻秦的计划。《楚世家》载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三〇六年）“齐湣王（当作齐宣王）欲为纵长”，怕楚和秦联合，曾遣使送给楚王一封信，劝楚王和齐合力组织六国合纵伐秦，必能破秦，楚可取得武关、蜀、汉之地，于是楚“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4]。齐宣王这个欲为“纵长”的计划当是孟尝君所主持。《吕氏春秋·不侵篇》和《战国策·齐策四》记载：“孟尝君为从（纵）”，使公孙弘入秦观察秦昭王。公孙弘就是当时参与合纵攻楚和攻秦的魏将公孙喜的兄长（见《韩非子·说林下篇》），该即帮助孟尝君奔走组织合纵的得力助手。孟尝君凭藉其齐相的权势，连续主持齐、魏、韩合纵攻楚和攻秦二个战役，都得到了胜利。在当时齐、秦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形势下，孟尝君以齐相组织韩、魏“合纵”而战胜楚、秦，和张仪以秦相组织“连横”而战胜楚、齐，性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秦经过张仪的连横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土地，齐没有经过孟尝君的合纵而得到土地，只是为韩、魏得到了土地和收回了一些失地。秦在“连横”而发动的战争中损失不大，而齐在“合纵”而发动的连年战争中消耗实力很多。

齐、魏、韩胜楚的垂沙之役 公元前三〇六年楚王因齐王来信要求合力组织合纵攻秦，楚就和齐相合。次年秦昭王新立，因为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人，秦昭王和楚怀王联姻，秦就来楚“迎妇”（即昭王后）。由于宣太后的掌权，经楚怀王的推荐，由宣太后外族的向寿为秦相（《史记·甘茂列传》）。公元前三〇四年楚王和秦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相会结盟，秦又给楚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次年，秦攻取魏的蒲阪（今山西永济西）、晋阳和封陵（永济西南），这三地都是秦、魏间黄河上重要的渡口。同时秦又攻取韩的武遂，这又是韩贯通南北的通道所在。在这样严峻形势逼迫下，韩、魏只有投靠齐国才有生路，孟尝君的合纵计划就实现了。这年齐、韩、魏三国就因为“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联合出兵伐楚，楚因而使太子横入质于秦而请救，秦因而派客卿通率兵来救，三国因而退兵。公元前三〇二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因在私斗中杀死了一个秦大夫逃回楚国，因而秦楚关系又变化。这年魏韩二国又投靠秦国，魏襄王和韩太子婴朝见秦昭王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黄河西岸）的应亭，秦把临晋关对岸的蒲阪关归还给魏。

公元前三〇一年孟尝君再度发动三国合纵攻楚，怕秦又来救楚，听从策士的计谋，发重使到楚，预约楚王说：齐、韩、魏三国将出兵，如果楚能会合共攻秦，蓝田也不难得，何况楚失地的收复，楚王极赞成。于是三国合力攻楚，楚向秦告急，秦不敢出兵（《战国策·秦策四》）。这年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带了三国联军进攻楚的方城。两军夹沘水列阵，相持六个月之久。三国联军因为不知道沘水深浅，不敢渡河。后来向樵夫打听到“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匡章派精兵在夜间从楚人盛守处渡河发动进攻（《吕氏春秋·处方篇》），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大败楚军^[5]，杀死楚国将领唐蔑（或作唐昧），宛、叶以北的土地也为韩、魏两国所取得（《吕氏春秋·处方篇》、《荀子·议兵篇》、《史记·秦本纪》、《战国策·西周策》）。同年秦使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秦本纪》），攻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秦简《编年记》）。秦又攻取韩的穰（今河南邓县，《韩世家》、《六国年表》）。次年秦又伐楚，斩首三万，攻取新城（一作襄城），杀楚将景缺。这时楚受到齐、秦两面进攻，再加上庄骄率众起事，一度攻到楚都郢，楚就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楚因此向齐求和，送太子横入质于齐。秦为了争取齐国，也使泾阳君入质于齐。

楚怀王被秦拘留 公元前二九九年正当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秦昭王约楚怀王到武关相会结盟，说要“为楚攻韩、梁，反楚之故地”（《赵策一》）。昭雎和屈原都以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楚世家》、《屈原列传》），怀王听从幼子子兰的话前去，入武关就被扣留。秦要怀王“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怀王大怒不听，就被扣留，要挟割以巫、黔中郡。楚大臣因此相与计谋，要另立新君以绝秦之要挟，又怕太子横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因而想拥立怀王的庶子在国者，昭雎以为背王命而立庶子不适宜，因而诈言怀王已死而讣告于齐，召太子横回楚。当时苏秦正在齐国，建议孟尝君扣留太子以换取楚的“东国”，孟尝君认为不可，如果楚另立新王，就抱空质而行不义。苏秦认为可以对新王说：给我东国，我就杀太子，不然就将与三国共同拥立他，这样必定可得东国（《齐策三》）。当太子横向齐湣王告辞而归时，齐王要太子献东地五百里而归，太子请问其傅慎子后，就答应献地而归。太子横回楚即位为王，就是楚顷襄王。当齐遣使来索取东地时，楚王朝见群臣，要大臣献计，上柱国子良主张守信献地，然后发兵攻取；昭常主张不给与，发兵加以防守；景鲤主张求救于秦。慎子主张三人所献之计都采用，先派子良去献地，接着派昭常为大司马而往守东地，再派景鲤入秦求救。等到齐大兴兵进攻楚东地，秦已发出救兵，因而齐退兵（《楚策三》）。

孟尝君入秦为相 自从孟尝君主持齐、韩、魏三国合纵大胜楚军之后，一时声势显赫。公元前三〇〇年孟尝君就曾来到魏国，和魏襄王会于釜丘。《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云：“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这个薛侯就是孟尝君，孟尝君的封邑在薛，因而称薛公，亦称薛侯。战国时代封君的称号，“君”、“公”、“侯”是可以互用的，如楚的鲁阳文君亦称鲁阳公（《墨子·耕柱篇》），范雎封于应，号应侯，亦称应君（《范雎列传》）。这年孟尝君不但会见了魏襄王，而且“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列传》）。次年泾阳君复归秦，秦昭王于是召孟尝君入秦为相，无非因为孟尝君是当时声望最高的纵横家，想使用他为秦计谋的。

这时，赵武灵王正谋灭中山和攻略胡地，并且把王位传给王子何，即是赵惠文王。同时宋王偃也把王位传给太子，国力已比较强盛。赵国因为秦、齐两大国联合不利于己，促使秦国免除孟尝君的相位，由赵国派遣楼缓入秦为相，派遣仇郝（“郝”一作“赫”）入宋为相^[6]，于是秦、赵、宋三国和齐、韩、魏三国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孟尝君列传》记有人进说昭王：“薛文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因而昭王于次年就免薛文的相职。《秦本纪》称：“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金受即金投，便是赵国大臣中亲秦而反齐的，为了赵的“结秦连宋之交”而入秦进说秦王，使楼缓代替孟尝君为秦相的。

当时秦昭王把孟尝君拘留起来要杀害他，他依靠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逃出函谷关而回到齐国的。孟尝君想要昭王宠姬求情放走，宠姬要他的价值千金的狐白裘，可是此裘早已献给昭王，门客中有善于装扮成狗而夜间偷盗的，从秦宫的库藏中把此裘偷来，送给宠妾。孟尝君由于昭王宠姬的说情而放走，就伪造化名的通行证，以便蒙混过关，夜半过函谷关，关法鸡鸣出客，门客中有能为鸡鸣而使鸡尽鸣的，才得逃出函谷关（《孟尝君列传》）。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部族，他们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破坏赵国边地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为加强边防，公元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虽然这场改革侧重于军事方面，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时肥义等大臣是改革的支持者，贵族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是反对者。公子成认为不该“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赵文认为“衣服有常，礼之制也”；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谬论，说：“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战国策·赵策二》）后来赵在攻取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之后，把它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牛赞又出来反对，声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当即加以驳斥，指出“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赵武灵王严厉驳斥了贵族中原有守旧的思想，从而提倡革新进取的政策。胡服是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亲自带头集中精力来进行的，是有计划而亲自逐步贯彻的。他不但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藉此扩大领土，而且使这些游牧部族服从；并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骑兵，藉以增强兵力，使赵国从此成为与齐、秦并列的强国之一。

赵攻取中山和攻略胡地 公元前三〇七年赵攻中山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次年攻中山到宁葭（河北石家庄西北），西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因有广大的榆柳之林而得名，林胡这个部族就因游居在榆中而得名。“林胡王献马”，就是表示从此归属于赵国。“代相赵固主胡”，就是从此由赵固兼管这个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三〇五年赵大举攻中山，由武灵王亲率右、左、中三军，并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统率林胡和代的军队，会合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北），向北攻到恒山的华阳，向南攻到石邑、封龙（今石家庄西南）、鄗（今高邑东）等地。次年攻取了榆中以北黄河上游河宗氏和休溷诸貉之地，设置了九原郡和云中郡。“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命将军、大夫、適（嫡）子、戍吏皆貉服”（《水经·河水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戍”改作“代”，“貉”改作“貂”）。因为这一带居住民是貉族，因而穿貉服。貉服和胡服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公元前三〇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7]。赵武灵王不但推行了胡服骑射，攻取得大片胡地和中山土地，而且收编了林胡和楼烦的军队，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加强。

图五十一 赵武灵王攻取胡地与中山示意图

宋灭滕、伐薛和取淮北 宋是当时小国中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坚强的。宋王偃是宋的亡国之君，被称为宋康王，有种种昏庸暴虐的传说，但是当时万章对孟子曾讲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孟子·滕文公下篇》），看来宋王偃也曾和魏、赵等国国君那样有所改革而图谋富强的。他曾说：“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吕氏春秋·顺说篇》、《淮南子·道应篇》）看来他的主张与赵武灵王差不多。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攻略中山和胡地，曾把王位传给少子。宋王偃也曾把王位传给太子，宋原是上下团结而防守坚固的。当时赵相李兑曾说：“宋置太子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赵策四》李兑谓齐王）后来因为内部发生矛盾，太子出走，国家才不稳定。宋王偃曾经灭滕、伐薛而攻取楚的淮北地（《战国策·宋策》、《新序·杂事四》）。宋灭滕大体上和赵灭中山同时^[8]。宋攻取楚淮北地，当在齐、魏、韩三国联合攻楚之时。

秦、赵、宋和齐、韩、魏对峙局势 在当时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战斗形势下，韩、魏两国地处中原，介于两强之间，成为两强必须争取联合的对象，因而经常随着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其联合关系，韩魏不是“连横”于秦，就得“合纵”于齐。地处南方的楚国，常常在连横或合纵的战争中，首先受到攻击而遭受重大损失。地处北方的赵国，也常常遭受齐秦两方面的进攻，受到很大损失。当赵武灵王在位的初期就是这样。公元前三二五年齐战胜赵于平邑，赵将韩举被俘。公元前三一七年赵因参与五国合纵攻秦，被秦打败，斩首八万，同时齐又打败赵军于观泽。次年秦攻取赵的西都、中阳。公元前三一三年秦又攻取赵的蔺，虏赵将赵庄。这也是一场大战，赵的士兵被斩杀很多。所谓“赵庄之战”，就是苏代所谓三晋之民被杀最多的五大战役之一。因此当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而攻取中山的时候，就决定改变外交方针，采用“结秦连宋之交”的策略。当孟尝君入秦以后，就派大臣金投入秦请秦昭王免除孟尝君的相职，而代以楼缓，同时使仇赫入宋为相。楼缓原是赵武灵王的重臣，曾赞助推行胡服而略取中山的措施，主张赵联合秦、楚的。当时宋国为了对抗齐的兼并，正很需要秦、赵两大国的帮助。秦国为了打败齐、韩、魏三国的合纵进攻，也正需要赵、宋两国在东方对齐的牵制，因而秦、赵、宋和齐、韩、魏对峙的局势就形成了。这是公元前二九八年的事^[9]。当时有人对周最说：“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三国指齐、韩、魏，《东周策》），就是对这样的对峙局势而言。

当时赵的朝廷大臣中，本来有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富丁主张赵和齐、韩、魏三国一起攻秦，使得齐秦两国都因此疲敝，这样可使赵为天下重国。武灵王对此反对，认为这将使赵和齐、秦都疲弱（《赵策三》），结果采用了楼缓的主张，使楼缓入秦为相，直到公元前二九五年赵感到联合秦国对赵不利，再派仇赫到秦，请昭王免除楼缓相职，改以魏冉为秦相。赵武灵王这时采取联秦抗齐的策略，目的在于防止齐、秦联合而对赵不利，这样可以维持齐、秦对峙战斗的局势，使齐、秦两国都疲于战斗，无力干预赵攻灭中山的事，赵可以乘此时机灭亡中山和攻略胡地，进一步推行胡服骑射，收编胡的军队，从而扩展军事力量。

齐、韩、魏攻入秦函谷关 孟尝君回到齐国重新为相，就发动齐、韩、魏合纵攻秦。公元前二九八年，齐、韩、魏三国便大规模地进攻秦国，一直攻到了函谷关。这时赵、宋和秦联合，目的在于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以便找寻机会兼并小国土地，因而没有对秦国作实际的援助。齐、韩、魏三国进攻秦国，前后有三年之久，先是攻到函谷关，驻屯大军，加以封锁^[10]，后终于攻入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秦国归还了前所攻取的魏的河外、封陵以及前所攻取韩的河外、武遂（河外指封陵和武遂二地周围沿黄河一带），三国兵才退去。

这个战役和上次齐、韩、魏合纵攻楚一样，由齐将匡章为统帅^[11]，这是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第一次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重要侵地的胜利。

接着，齐又与燕大战，取得大胜，覆灭了燕的三军十万之众，擒获了燕的二将（《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语）^[12]。

这时孟尝君联合韩魏两国，连年不断地向楚国和秦国进攻，目的在于迫使强国屈服，不干涉它的对外兼并，以便攻取宋国以及淮北的土地。苏秦曾说：“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当作五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战国纵横家书》八）但是，结果没有成功。

[1] 《史记·魏世家》载魏哀王（即魏襄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索隐》说：“薛公，田文也。”魏襄王九年，即公元前三一〇年，这时田文已称薛公，必已代立于薛。当公元前三一七年田文一度为魏相，尚无薛公之称。薛公原为田婴所称，田文继称薛公自当在继立之后，不可能父子两人同时并称薛公。

[2]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纵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这段话是替孟尝君辩护的。《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这年“田甲劫王，相薛文（即薛公田文）走”。后来范雎也说：“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即田文）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史记·范雎列传》）。

[3] 《史记·孟尝君列传》说：“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此说有误。《战国策·秦策三》记薛公为魏谓魏冉曰：“文闻秦王欲以吕礼受齐以济天下，君必轻矣。……君不如劝秦王令敝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这时孟尝君已当魏相，“敝邑”即指魏国，据此，孟尝君为魏相应在吕礼为齐相之前，亦当在公元前二九四年。

[4] 《楚世家》这段记载在怀王十八年到二十四年间，其中谈到秦复归韩武遂，时当怀王二十三年。吕祖谦《大事记》列此于二十三年，该是可信的。

[5]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本与齐从亲，由于楚怀王与秦昭王结盟，怀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三〇三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这是三国伐楚的开始。两年以后，“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田世家》、《魏世家》、《韩世家》和《六国年表》都说这年齐、韩、魏和秦共攻楚，杀死楚将唐蔑。但是《吕氏春秋·处方篇》说：“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果杀唐蔑。”《战国策·秦策四》说：“三国谋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说薛公，……于是三国并力攻楚，楚果告急于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胜有功。”《秦策三》说：“谓魏冉曰：楚破，秦不能与齐县衡矣。秦三世积节于韩、魏，而齐之德新加焉。……韩、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足以伤秦，不必待齐。”都足以证明秦国未参加这一役。《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这里虽然把“取唐昧”之役误后二年，又把秦攻楚和齐、魏、韩攻楚误合为一年事，但仍以“取唐昧”之役为齐、魏、韩三国共攻楚方城的结果。这一役的战场，《史记·秦本纪》说在方城，《战国策·赵策四》说在陉山，《吕氏春秋·处方篇》说在沘水旁，《荀子·议兵篇》说在垂沙，《战国策·楚策四》又误作“长沙”。楚的方城原在沘水旁，垂沙该是沘水旁的地名，陉山也在其旁，所指仍为一地。

[6] 《史记·秦本纪》说：“薛文（即田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战国策·赵策四》载：赵主父“结秦连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楼缓相秦”。可知孟尝君的免秦相，楼缓的相秦，出于赵的“结秦连宋之交”。《东周策》载：周最对金投说，“公负全秦与强齐战”，或为周最谓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齐疑天下，而又知赵之难予齐人战，恐齐、韩之合，必先合于秦。秦、齐合则公之国虚矣。”可知金投是赵国大臣中亲秦的，反对秦齐相合的，《史记·秦本纪》的金受当即金投。

[7] 《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而《秦本纪》说：秦昭王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秦昭王八年是公元前二九九年，赵惠王三年是公元前二九六年。《秦本纪》所记的是赵攻破中山的一年，而《赵世家》记的是赵灭亡中山的一年。《史记·六国年表》谓赵惠文王四年“与齐燕共灭中山”，又推后一年。按《战国策·赵策四》说：“三国攻秦，赵攻中山，五年以擅呼沲。”三国攻秦在公元前二九八年到前二九六年。《赵策一》又说：“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人久伐当指齐魏韩攻杀楚将唐昧之役，事在公元前三〇一年。《齐策五》说：“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齐燕战当指权之战，事在公元前二九六年。《赵策二》说：“以赵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夫五割而与赵，……未有益也。”高注：“中山五割与赵，赵卒亡之。”说明赵灭中山，历时五年，从公元前三〇一年到前二九六年。

[8] 《赵策四》载五国伐秦无功，苏代谓齐王曰：“天下事秦，秦按为义，存亡继绝，固危扶弱，定无罪之君，必起中山与滕焉。秦起中山与滕，而赵宋同命，何暇言阴？”“滕”原误作“胜”，今从金正炜改正。金氏云：“中山灭于赵，滕灭于宋，秦复起二国，故曰赵宋同命。”此说甚是。

[9] 《赵策四》载：“魏攻楚于陉山，禽唐明，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主父欲败之，乃结秦连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楼缓相秦。”唐明即唐昧，“明”“昧”是一声之转。此以楼缓相秦在楚将唐昧被擒之后，不确。楼缓相秦当从《秦本纪》在昭王十年。

[10] 《田世家》、《韩世家》都说三国攻秦“至函谷而军焉”。“军”即为驻屯大军。《东周策》记“三国隘秦”，有人谓相国曰：“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遂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隘”谓阻隔关塞，当即指此事。《周本纪》误记于周赧王五十八年下，并误作“三晋距秦”。

[11] 《赵策四》载：“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齐人戎郭，宋突谓仇郝曰：‘不如尽归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于齐曰：四国将假道于卫，以遏章子之路，齐闻此必效鼓。’”所谓“齐人戎郭”，即指军屯于函谷关而言。宋突此时向宋相仇赫献策，为中山谋求解脱困境，请宋尽归所得中山的新地，由中山言于齐，由四国（即赵、秦、宋及中山）假道于卫，以包抄匡章进军函谷关的后路，可知这一战役仍由匡章为统帅。章子即匡章。

[12] 《战国策·齐策二》载：“权之难，齐燕战。”《齐策五》又载：“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都该指此时事。《燕策一》载苏代说：齐王“南攻楚五年”，“西困秦三年”，“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可知此事在西困秦之后，灭宋之前。《齐策五》又称“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可知此与燕赵灭中山同时。《战国策·齐策六》说：齐湣王时，“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战国策·赵策二》记苏子谓秦王曰：“宣王（当作湣王）用之，后逼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今富非有齐威宣之余也，精兵非有富韩劲魏之军也，而将非有田单、司马之虑也。”据此司马穰苴当为齐湣王的名将，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把他说成是齐景公时名将，因“燕侵河上，齐师败绩”，“将兵扞燕晋之师”，收复了所失故地。但是这事不见《左传》记载。苏辙《古史·孙武吴起列传》认为《史记》之说不可信，司马穰苴当是齐湣王时的大将，在对燕的战争中取得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