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二张仪、公孙衍的连横策略及秦、汉、楚的军事征服

张仪兼为秦、魏之相 公元前三二二年秦攻取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这时魏惠王由于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策略失败，不得不采用秦相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楚）”的策略，起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把惠施逐走。《吕氏春秋·不屈篇》说：“惠施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高注：“言几不免难境内也。”可知惠施是乔装改扮而逃脱，很狼狈。惠施逃到楚国，楚王不敢久留，听得宋君很看重惠施，又把他送到了宋国（《战国策·楚策三》）。这时秦对外宣布免除张仪的相位，然后张仪为魏相（《六国年表》、《张仪列传》），实际上“张仪欲并相秦、魏”（《魏策一》），从而进一步推行他的连横策略，“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张仪列传》），因而张仪既入魏为相，又兼领秦相^[1]。

张仪兼为秦、魏之相后，确实开始“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行动。公元前三二〇年秦假道韩、魏向齐进攻，齐威王使匡章为将应战。匡章的母亲得罪了父亲，父亲把母亲杀死，埋葬在马栈之下。当威王任命匡章为将，曾说得胜回来，“必更葬将军之母”，匡章说他“不敢”，“不敢欺死父”。当匡章率军到前线时，为了打败秦军，曾变换一些齐兵的徽章混进到秦军中。候者（侦察兵）多次回来报告，说匡章以齐兵降秦，威王不信，结果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事后威王说：“夫人子而不敢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战国策·齐策一》）^[2]匡章是齐的大将，从齐威王末年开始，直到齐湣王时，曾参与齐历次对外的重大战役，屡建战功。这是匡章初次为将而大胜秦军，使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行动受到挫折，使公孙衍合纵的策略得以开展，魏惠王得以重新采用公孙衍合纵的策略，把张仪赶回秦国，让公孙衍为魏相，并让惠施回到魏国。

公孙衍为魏相和五国伐秦 公元前三一九年由于齐、楚两国要驱逐魏相张仪，加上魏国派出使者到楚、赵、燕等国，争取合纵，于是张仪回秦，公孙衍由魏将而升任相国^[3]。这年魏惠王去世，举行葬礼时，遇到大雨雪，群臣要求太子延期举行，太子不听，因而报告公孙衍，公孙衍转告惠施，由惠施劝说太子同意（《吕氏春秋·开春篇》、《魏策二》），可知当时公孙衍已成魏国朝廷首脑，惠施也已回国，重新成为魏的大臣。

自从公孙衍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而做魏相，合纵的形势便形成了。因而在公元前三一八年便有“五国伐秦”之举。这一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4]但是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魏、赵、韩三国，攻到函谷关，秦出兵反击，魏受到损失较大，魏使惠施到楚，要和秦讲和（《战国策·楚策三》），五国于是纷纷退兵。次年秦派庶长樗里疾乘胜追击，一直进攻到韩邑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俘虏韩将、申差，打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当时秦军已深入到韩、魏的交界，结果韩惨败。同时义渠曾乘机起兵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

这一役“五国伐秦”虽然失败了，但是声势是曾烜赫一时的。公孙衍和张仪同时，一纵一横，其声势都足以倾动天下，所以当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篇》）

秦灭巴蜀 自从公孙衍的合纵失败以后，秦、齐两大国又开始各谋兼并土地。秦国自从秦惠王即位以后，进一步图谋对外扩展，建立“王业”。在如何建成“王业”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张仪主张进攻韩国的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索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而司马错反对“攻韩劫天子”的方案，认为徒然得到“恶名”而得不到实利，主张首先攻灭西南“戎狄之长”的蜀国，认为“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可以“利尽西海”（《战国策·秦策一》）。而且巴蜀可以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这时恰巧蜀国和苴国、巴国间有战争。原来巴与蜀长期为仇，因为苴侯和巴王友好，于是蜀王就伐苴，苴侯出奔到巴国，向秦求救。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王派了司马错、都尉墨等人从汉中经石牛道伐蜀，蜀王亲自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秦军^[5]，失败逃走到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杀死，蜀国就灭亡了。接着司马错等人又攻灭了苴国和巴国，把巴王捉了回去^[6]。

秦对巴蜀的羁縻政策 秦兼并巴、蜀之后，因为少数族的统治者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号召力，采用了羁縻政策。秦虽然在进攻中杀了蜀王，俘虏了巴王，也还改封蜀王子弟为“侯”，改封巴的原来统治者为“君长”。在设置巴郡的同时，仍然保留“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后汉书·巴郡南蛮传》）。也还继续保留蜀为属国，“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史记·张仪列传》）；同时“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因为“戎伯尚强”（《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三一四年秦惠王封公子通为蜀侯（《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记在次年，作公子繇通；《华阳国志》作公子通国），公子通当即蜀王之子而非秦王子弟^[7]。尽管秦派遣蜀相和蜀国守，蜀还是不断发生内乱。公元前三一一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史记·秦本纪》）^[8]。丹、犁是蜀西南的部族，这时臣服于蜀侯，说明蜀侯还在扩大其势力。蜀相陈壮把蜀侯杀死，该是与蜀侯发生冲突的结果。次年秦武王为了安定蜀地，又派甘茂等人伐蜀，杀死陈壮，又讨伐丹、犁。公元前三〇八年秦武王又封子煇为蜀侯，子煇也该是原来蜀侯的子弟。公元前三〇一年秦昭王又派司马错入蜀，迫使蜀侯煇自杀，并杀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9]。次年秦昭王又封煇的儿子绾为蜀侯。公元前二八五年秦怀疑蜀侯绾反叛，把他杀死，从此只派张若为蜀守，设置蜀郡（《华阳国志·蜀志》）。秦先后杀死了三个蜀侯，才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灭巴蜀后，在巴蜀进行改革，实行优待征收赋税制度，规定巴族人民相当于不更的爵位，用土产的布和鸡羽纳赋。

秦兼并义渠土地 秦在西南攻灭巴蜀的同时，又积极向西北兼并义渠的土地。义渠是当时西戎中比较强大的一支。公元前三三五年，义渠打败秦师于洛水流域（《后汉书·西羌传》）。公元前三三一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带兵前往平定（《史记·六国年表》）。后四年，义渠王就向秦屈服称臣（《史记·秦本纪》）。公元前三二〇年秦伐义渠，攻取郁郅（今甘肃庆阳东，《后汉书·西羌传》）。当时义渠虽然已筑有城邑，但还以畜牧为主要生产事业。当时秦国对付义渠的策略，就是公孙衍对义渠君所说的：“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战国策·秦策二》）就是说，秦没有外来威胁时，就对义渠采取烧荒和掠夺财物的办法^[10]；秦有外来威胁时，就送重礼给义渠君加以拉拢。公元前三一八年东方五国合纵攻秦，秦为了拉拢义渠，送给义渠君“文绣千匹，好女百人”。义渠君想到公孙衍对他讲的话，就乘机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战国策·秦策二》）。后四年，秦就大举向义渠进攻，取得了徒泾（在河西郡）等二十五个城（《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西羌传》）。从此秦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有了很大扩展。

齐宣王破燕和中山攻取燕地 这时恰巧燕国有内乱，燕国的贵族正在反对由燕王哙禅让给与君位的子之。在公元前三一四年，齐宣王命令匡章带了“五都之兵”，会同征发来的“北地之众”，向燕进攻。最初燕国人民因为痛恨本国的统治者，对于进攻的齐军表示欢迎，齐军仅仅五十天就攻下了燕国国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醢刑而死。后来由于齐军过于残暴，结果“燕人畔”（《孟子·公孙丑下篇》），迫使齐军不得不撤退。

这时中山曾战胜燕赵两国，向南在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军，向北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了燕的大将。^[11]据新出土的中山王铸造铁足大鼎铭文，这时中山相邦司马曾乘燕内乱，率军攻燕，“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这是中山取得的一次胜利（所谓“方数百里，列城数十”，是夸大的说法）。

公孙衍为韩相和田文为魏相而合纵失败 当时各大国由于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常常更换相国。公元前三一八年秦为了争取赵的合作，一度以赵武灵王的大臣乐池为相。次年秦由于反击五国联军大胜，再度重用张仪为相。公元前三一六年，魏襄王为了争取齐国支持，使用田需掌握着大权，与公孙衍发生矛盾，公孙衍因此向魏王建议：“婴子（即靖郭君田婴）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即孟尝君田文）而相之？”经魏王同意，“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见《魏策二》第二章和第八章）。由于公孙衍为韩相和田文为魏相，在齐相田婴的支持下，合纵的形势又好转了。^[12]公孙衍可说是合纵的首创者，田文是公孙衍的合作者和继任者，就是从这次参与合纵开始的。因为齐是东方的强国，是三晋合纵必须争取支持的。可是这次合纵的行动，未见有什么成就。

公元前三一五年秦向韩的中原地区进攻，战于浊泽（一作浊潢，今河南长葛西北），主张和秦连横的韩国大臣公仲朋，认为“与国不可恃”，不如通过张仪讲和，给与秦一个都邑，与秦一起伐楚，“此一易二之计”。韩王赞成这个建议，将使公仲朋入秦。楚怀王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恐慌，招陈轸来商量，陈轸认为要避免秦韩联合伐楚，要假装出兵救韩模样，“令战车满夏路（从楚方城通向中原的大道）”，派信臣进见韩王，报告来救大军已出发，使韩绝和于秦。楚王就这样做了。当楚的信臣来到时，韩王大悦，就命公仲朋取消入秦求和之计。公仲朋认为不可，这一定是陈轸的诡计。韩王不听公仲朋的话，就绝和于秦。秦因此大怒，派樗里疾统率大军进攻，相战到下一年，楚的救兵不到，秦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正当浊泽西南，见《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韩策一》和《韩世家》）。《秦本纪》载：“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魏世家》亦载：“走犀首岸门。”这是公孙衍合纵的又一次大败，打得他临阵逃脱了。同时，樗里疾还再度攻取了魏的焦和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迫使韩不得不向秦屈服，把太子仓入质于秦。这是公元前三一四年的事。次年魏襄王就入秦和秦惠文王在临晋相会，魏王按照秦王的意见，立了亲秦的公子政为太子（《史记·秦本纪》、《魏世家》）。同时秦又攻取了赵的蔺（今山西离石西），取得大胜，俘虏了赵将赵庄（《史记·秦本纪》、《赵世家》）。于是张仪所主持的秦和韩、魏连横的形势再度出现，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就再度推行。

秦、韩、魏和楚、齐对峙局势 公元前三一三年，秦在中原地区已占有两个重要的进攻基地，一个是函谷关东北的曲沃，另一个是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商原称商密，即春秋时代楚的商县，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又称於中，在今河南西峡东，两地相邻，合称为“商於之地”。商於本为楚地，这时早已为秦所占有。这两个地方，当时已成秦伸向中原进攻的两个矛头，张仪要推展“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首当其冲的是楚。楚因此派柱国景翠统率大军驻屯于鲁、齐边境和魏、韩的南边，又派三大夫统率九军向北围攻曲沃和於中。当时越欲伐齐，齐王使人游说越王，劝越王不攻齐而攻楚，曾说：“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史记·越世家》，原误作楚威王时）。由此可见，当时秦、韩、魏三国和齐、楚二国对峙的形势很是紧张。楚是调发大量主力军队来应付这个对峙局势的。

这时楚派三大夫统率九军包围曲沃和於中两地，就在这年楚已经在齐的帮助下攻取了曲沃，接着就要进攻商於之地。而秦惠王不但想要战胜楚军于商於之地，还想要乘胜夺取楚的汉中地区，因此必须设法瓦解齐楚的联盟，还要作好反击楚军于商於和乘胜夺取汉中的军事上的准备。秦相张仪于是南去游说楚王，声称秦王最推崇楚王，而最恨齐王，他自己也是这样，现在秦王要讨伐齐王，只因楚、齐交好，秦王不便尊重楚王，如若楚与齐绝交，他就能请秦王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听了很高兴接受，不听陈轸的劝阻，坚决与齐绝交。所谓“商於之地六百里”，本是夸大的话，等到楚与齐真正绝交，楚派将军前往接受献地，张仪回答说只有六里，于是楚怀王大怒，就要大举发兵进攻商於之地了（据《秦策二》所载）。^[13]

秦、韩、魏大胜楚、齐和秦取汉中 公元前三一二年的年初，楚大举发兵进攻秦、韩，派将军屈丐（“丐”一作“匄”）进攻商於之地，又使上柱国景翠（“翠”一作“痤”）围攻韩的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当时楚怀王虽然听信张仪欺骗而与齐绝交，但是在秦、韩、魏和楚齐陈兵对峙而一触即发的形势下，齐并没有因此退却，齐依然联合宋一起围攻着魏的煮枣（今山东东明东）。

秦这时分三路出兵加以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统率，从函谷关进入韩的三川地区，帮助韩对围攻雍氏的景翠进行反包围；中路由庶长魏章统率，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出发，经武关，到商於之地反击进攻的楚军。西路由甘茂统率^[15]，从南郑（今陕西汉中）出发，向东进攻楚的汉水流域，配合魏章一起攻取楚的汉中^[16]。中路是主要的，首先由魏章在丹阳（今河南西峡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17]，斩首八万，俘虏楚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多人（即《楚策一》所说“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接着魏章由此向西进攻，与西路向东进攻的甘茂所部会合，攻取了楚汉中六百里地，设置汉中郡。东路樗里疾曾帮助魏章打败楚将屈丐，因而封为严君；又帮助韩反攻楚景翠所部得胜，接着就向东进发，帮助魏打败齐军于濮水一带，齐将声子（一作赘子）战死，齐将匡章败走^[18]。樗里疾所统率的这支秦军穿越韩、魏二国，一直攻到魏的东北边。楚怀王因汉中失守而大怒，再发大军袭秦，一度深入到蓝田，结果又大败。韩魏因此又袭楚，攻到了邓（今湖北襄樊），迫使楚退兵。魏章还曾会合韩军攻楚，取得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19]。

图五十 秦相张仪连横、战胜楚齐示意图

公元前三一一年秦进一步攻取了楚的召陵（今河南漯河东北，《秦本纪》）。秦将樗里疾大败齐师于濮上之后，继续助魏攻卫，包围了卫的蒲，没有攻克而秦惠王去世。

这是秦相张仪推行连横策略的重大成功，秦从此取得汉中，使关中和巴、蜀连成一块，排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从此秦又伸展到中原，占有函谷关和武关以东重要据点，既便于防守，又便于进取中原，因而强盛起来。

秦武王为窥周室而攻取宜阳 公元前三一〇年秦惠王去世，秦武王即位，驱逐张仪和魏章，张仪不久就死于魏。次年武王以甘茂、樗里疾为左右丞相。这年十一月武王命甘茂等人修订田律（见四川青川出土木牍）。公元前三〇八年武王欲“车通三川，窥周室”，命甘茂和庶长向寿伐取韩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20]。甘茂感到宜阳是大县难以攻下，到时亲韩的樗里疾、公孙郝向武王必有所非议，武王因此和甘茂在息壤结盟，表示坚决支持到底。甘茂攻宜阳五月未攻下，死伤众多，樗里疾、公孙郝果然出来反对，幸而有息壤的盟约，武王增兵进攻（《秦策二》、《甘茂列传》），甘茂当众宣誓“以宜阳之郭为墓”，并以私金益公赏，终于攻克，斩首六万。这是公元前三〇七年的事。秦在取得宜阳后，立即北渡黄河，占领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而筑城防守，用以控制武遂贯通韩南北的要道。次年秦把武遂归还韩，以此作为要挟韩屈服顺从的手段。

秦武王取得宜阳后就计谋进窥周室，首先是要据有代表天子权力的九鼎。武王原是大力士，《秦本纪》称“武王有力，好戏”，“戏”是指角力，就是摔交^[21]。他把当时著名的大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都请来做官。他在攻取得宜阳之后，就使樗里疾率车百乘进入东周，他自己就在三〇七年八月前往洛阳和孟说比武举鼎，举起“龙文赤鼎”，两目出血，绝膑而死^[22]，孟说因此犯灭族之罪。武王这样亲自到洛阳来举起周鼎，用意是明显的，就是要“窥周室”、“挟天子以令天下”。

楚怀王灭越 公元前三一二年正当秦、韩、魏与楚齐对峙、楚调发大军包围秦兵于曲沃和商於的时候，越王派使者以“乘舟”（君王乘坐用以指挥作战的大船）、战船三百艘、箭五万支，送给魏国（《水经·河水注》引《纪年》），支援魏国。这样运送大批水战所需的军用物资到魏都大梁，必须从长江经邗沟，再经淮水和鸿沟，可知当时越的国力仍能控制邗沟和淮水的航行。这时越王原要伐齐，经齐王使人游说越王，越不攻齐而攻楚，被楚打败（《越世家》误以为楚威王时事）。因此楚图谋灭亡越国，消除后顾之忧，并扩展领土到江东一带。公元前三〇七年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秦国有争立君位的内乱，一时无暇对外兼并，楚就趁这个时机图谋攻灭越国。楚国曾派大臣昭滑到越国去活动了五年，到公元前三〇六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国乘越内乱，把越国灭亡了，把江东建设为郡。^[23]

[1] 一九八三年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造戟”。“王四年”即指秦惠文王，称王改元四年。近年出土的“王五年”、“王六年”、“王七年”的上郡守疾戈都指惠文王称王改元之年。“王四年”即公元前三二一年，张仪正为魏相，同时兼领秦相。

[2] 焦循《孟子正义》以为此事“恐误编于威王策中，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事”。钱穆《匡章考》以为确是威王末年事，威王卒于秦惠文王改元五年，匡章信用于齐自此役始。（《先秦诸子系年》二八二页）。这是正确的。这年张仪兼为秦魏之相，秦才能借道韩魏攻齐。

[3] 《战国策·魏策三》载魏太子对楼说：“以张子之强，有秦、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魏策一》又载：“犀首……谒魏王，王许之，即明言使燕、赵。……齐王闻之，恐后天下得魏，以事属犀首。……燕、赵闻之，亦以事属犀首。楚王闻之，……而以事因犀首。……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又载：“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公叔以为信，因而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楚策三》又说：“楚王逐张仪于魏。”从这里可知魏惠王免除张仪的相职和起用公孙衍为相，是出于齐、楚、燕、赵、韩五国的主张。《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离魏系在魏哀王（襄王）参加五国伐秦之役失败以后，《魏世家》也说在魏哀王立后，都是不可信的。据《吕氏春秋·开春论》和《战国策·魏策一》，当魏惠王去世时，犀首已在魏国用事，而惠施也已回魏。公孙衍、惠施都是张仪的政敌，在惠王去世前已当权，张仪必已先去魏回秦。

[4] 《史记·犀首列传》说：“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吕氏春秋·开春篇》高诱注也说：“犀首，魏人公孙衍也，佩五国相印，能合纵连横。”这里说公孙衍曾继张仪为秦相，固然不足信，说公孙衍曾“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也是夸大之词。但是公孙衍曾约五国合纵伐秦，当是事实。《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这又误把这年合纵的事归之于苏秦了。即司马迁所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语）。《秦本纪》说这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当为“义渠”之误。义渠的袭秦，据说也是出于公孙衍的预先发动（《战国策·秦策二》、《史记·犀首列传》）。

[5] 苴与巴同为蜀附近小国。苴侯居于葭萌，在今四川剑阁东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为苴即褒，在今陕西汉中西北，不确。苴当即，春秋早期已存在，传世有铜器，现藏上海博物馆，详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六〇三至六〇五页。“”即《说文》“”，《说文》云：“蜀地也。”《集韵》谓“，乡名，在临邛”。临邛今四川邛崃。“苴”、“”原为一声之转。

[6] 《史记·秦本纪》、《张仪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一》皆谓司马错伐灭蜀，扬雄《蜀王本纪》称张仪伐灭蜀，《华阳国志》称张仪、司马错伐灭蜀，当以《秦本纪》等所记为是。

[7] 《史记·张仪列传》说：“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战国策·秦策一》有大体相同的记载，也说：“蜀主更号为侯。”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根据《秦策一》和《张仪列传》，推断秦所封蜀侯是原来蜀王子弟而非秦王子弟。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也有同样见解，并进一步作了分析，认为从《史记·秦本纪》看来，秦所封蜀侯好像是秦王之子，但是秦武王无子，秦武王所封蜀侯煇不可能是武王之子。秦昭王年十九而立，昭王四年出生长子（即后来秦孝文王），其次子最早生于昭王五年或六年，因此秦昭王在七年所封的蜀侯绾也不可能是昭王之子。秦昭王的同母弟也只封到“君”（如高陵君、泾阳君），如果绾是秦王子弟也不可能封“侯”。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8] 《华阳国志》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诛陈壮。”这时陈壮因和蜀侯发生冲突，把蜀侯杀死，实际上并不是反叛秦国，只是没有秦王的命令而擅自杀死蜀侯，则有叛王之罪。

[9] 《华阳国志》说：“赧王十四年蜀侯煇祭山川，献馈于秦孝文王（当作秦昭王）。煇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文王大怒，遣司马错赐剑，使自裁。”《史记·秦本纪》说：秦昭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秦昭王六年正当周赧王十四年。《华阳国志》所记有些不近情理。既然煇的后母在煇进献给秦王的祭品中加毒，当秦王将尝时，煇的后母又怎么可能当面向秦王作出“当试”的建议呢？

[10]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烧荒》条：“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唐书》：契丹每入寇幽蓟，刘仁恭岁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国时已有之。《战国策》：公孙衍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

[11] 《战国策·齐策五》记苏秦说齐闵王曰：“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当是“中人”之误），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可知中山在被赵灭亡、中山君出奔齐之前，曾先后战胜燕、赵两国，对燕曾取得重大胜利。

[12] 吴师道《补注》：“田文为魏相，盖犀首约结于婴，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与此同。事宜在襄王时，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这一论断正确。《魏世家》载襄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昭鱼恐张仪、薛公（即田文）、犀首有一人相魏，张仪、犀首都曾在田需为魏相之前当过相国，可知田文也必曾为魏相，因而昭鱼把三人相提并论。田文这次相魏的时间很短，未见有什么成就。

[13] 此事《秦策二》、《楚世家》、《张仪列传》有相同记载，其中不免有些传说故事性质，出于后世策士的增饰。如说楚王使勇士往骂齐王，如同儿戏。《楚世家》、《张仪列传》说楚王因此授张仪相印，不见于《秦策二》，显然出于后人的增饰。《张仪列传》增饰较多。

[14] 参见拙作《秦诅楚文所表的诅的巫术》，《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五期。

[15] 《史记·甘茂列传》称甘茂“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悦）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

[16] 《战国策·韩策二》载：楚围雍氏，韩向秦求救，秦发使公孙昧入韩，回答韩相公仲朋，转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蓝田、南郑以入攻楚，出兵三川以待公”（《韩世家》误把此事记在韩襄王十二年）。据此可见当时秦分三路出兵来应战和反击。

[17] 《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二记：“齐、宋伐魏，楚回（围）翁（雍）氏，秦败屈匄”，又说：“煮枣将渝”（《田世家》“渝”作“拔”）。可知秦败楚屈丐时，煮枣与雍氏之围尚未解除。

[18] 《秦本纪》说：“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韩”当作“魏”，“满”当作“濮”，形近而讹。《齐策六》记濮上之事，盼子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宋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六国年表》云：“虏声子于濮，”《齐策六》作“赘子死”。“声”“赘”形近，不知孰是。

[19] 《水经·汝水注》引《纪年》“魏章率师及郑师伐楚，取上蔡”。《今本纪年》系于周显王二十三年，不足信。魏章在秦武王即位初，与张仪同时被逐走。马非百《秦集史》以为此事在胜楚丹阳之后，此说可取。

[20] 《秦本纪》谓此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封”当为“寿”之形讹。《韩策一》、《甘茂列传》记向寿守宜阳将以伐韩，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今公取宜阳以为功”，足以作证。《秦策三》称“甘茂攻宜阳，右将有尉有建议”，“有尉”亦“向寿”的形讹。

[21] 《国语·晋语九》记赵简子的戎右少室周要和大力士牛谈“戏”，韦注：“戏，角力也”。

[22] 《秦本纪》载武王四年“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甘茂列传》载“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赵世家》载“秦武王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帝王世纪》谓“秦王于洛阳举周鼎”（《孟子·告子下篇》正义所引）。又说“两目出血，绝膑而死”。《通鉴》胡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

[23] 楚的灭越，据《史记·越世家》说，是在楚威王时。但是《越世家》载齐国使者劝越王“释齐而伐楚”，是楚怀王十六、七年间事。可证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十七年后。今本《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年下载昭雎对楚怀王说：“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苏辙《古史·楚世家》系这事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四记在二十三年，这里既说“韩已得武遂于秦”，当以二十三年为是。从此可知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战国策·楚策一》载范环对楚王说：“且王尝用召（昭）滑于越，而纳句章，〔唐〕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功之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史记·甘茂列传》所载略同，惟作“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楚策一》的“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当是“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之误）。而《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又作“前者王使邵（昭）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据《史记·甘茂列传》，范环对楚怀王说这话是在甘茂由秦出奔齐前，即在楚怀王二十三年。这又可证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有《史越世家补并辨》一文，对此事有所考证。详见拙作《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一九九一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