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齐、秦称王：战国史揭秘

魏国的进一步强大 魏国自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就开始强盛起来。到魏惠王时，进一步实行改革，国力也就进一步强大起来。魏惠王所实行的改革，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兴修水利，开发川泽。开始开凿鸿沟，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再从圃田泽开沟渠引水灌溉，接着又从大梁城外开凿大沟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同时，开放逢泽“以赐民”（《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二）开创选拔“武卒”的制度。采用按一定标准考选的办法来选拔“武卒”，并给以优待，“复其户，利其田宅”（《荀子·议兵篇》），即免除全户赋役和田宅的赋税，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得到加强。所以《汉书·刑法志》说“魏惠以武卒奋”。

（三）加强防备和控制交通。公元前三五九年魏与韩交换部分土地，魏取得了轵道（今河南济源一带）的要道，控制了通过太行山的交通线。公元前三五八年魏派“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在大梁以西建筑长城，用来防备秦国进攻中原的。

齐、魏桂陵之战 在魏国进一步强大的同时，齐国由于齐威王进行改革而强大起来，秦国由于卫鞅变法而强大起来。等到魏国迁都大梁，各大国纷纷活动，争取与国，并迫使小国入朝，以谋扩张势力。公元前三五七年魏和韩结盟，解除了魏对韩宅阳（今河南原阳西南）的围攻，归还釐（在宅阳西南）于韩，次年鲁、卫、宋、韩四国君主入朝于魏。到公元前三五四年，大国间的战争便爆发了。

公元前三五四年，赵国为了兼并土地和扩张势力，进攻卫国，卫国原来是入朝魏国的，当然不是魏国所能允许的，因而魏国就起兵伐赵（《战国策·秦策四》），率宋、卫联军包围了赵都邯郸（《史记·赵世家》、《魏世家》）。次年，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前往救援。孙膑认为，魏攻赵，精锐在外，内部空虚，如果“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必回救本国，这样可以“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史记·孙子列传》）。田忌采纳了这个作战计划。

当时魏将庞涓带兵八万，到达茌丘，将围攻邯郸。田忌也带了八万齐军，依照孙膑的意见，一方面向南进攻处于宋卫之间的东阳地区战略要地平陵，另一方面准备直趋大梁城郊，迫使庞涓不得不回师自救。孙膑就派轻快战车西向直趋大梁城郊，“以怒其气”（使敌人震怒）；又把队伍分散，“示之寡”（给人以兵力单薄的感觉）。这样，就诱使庞涓震怒而轻敌，放弃辎重，用急行军兼程赶来。等到庞涓进抵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孙膑率军加以邀击，取得大胜，“擒庞涓”（以上根据《孙膑兵法·擒庞涓》）。这个战役，孙膑采用了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等办法，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这一战役，魏因主将被擒而失败，但是实力损失不大。

魏国扭转战局 公元前三五四年秦乘魏进围赵邯郸的时机，在元里大败魏师，并取得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史记·六国年表》、《秦本纪》）；同时秦派公子壮率师伐韩，深入韩地，进围焦城（今河南尉氏西北）没有攻克，占据了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三地，并在那里筑城（《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插入了韩魏两国的交界地区。

在齐军大败魏军于桂陵的同时，楚宣王也派景舍救赵，攻取了魏的睢水、水间地（《战国策·楚策一》）。但是后来魏国逐步扭转战局，还是把赵都邯郸攻破了。公元前三五二年，魏惠王调用了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齐国不得已请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次年，魏国便迫使赵国在漳水之上结盟，并把邯郸归还赵国。《吕氏春秋·不屈篇》评论说：“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疲）潞，国家空虚，众庶诽谤，诸侯不誉，魏国从此衰矣。”

这时秦孝公正奋发图强，公元前三五八年曾打败韩军于西山，公元前三五四年又打败魏军于元里，攻取了河西的少梁。接着由于卫鞅的变法，秦国日益强大。公元前三五二年又攻入魏的河东，一度攻取了安邑（《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次年又包围固阳，迫使归降。秦国因此越过洛水，收复了一部分过去被魏国夺去的河西地。后来魏国和齐、赵两国先后结盟讲和，到公元前三五〇年，魏就回头向秦反攻，曾围攻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见《战国策·齐策五》），结果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和魏惠王相会修好（《史记·魏世家》）。公元前三四八年，赵肃侯又和魏惠王在阴晋（今陕西华阴东）相会修好。魏国勉强挽回了战败的局势。

魏惠王称王和逢泽之会 这时魏国还保持着强盛的声势，准备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许多小国举行会盟，图谋攻秦。就是苏秦说齐闵（湣）王：“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北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战国策·齐策五》）所谓“从十二诸侯”，具有合纵的性质，也就是《韩非子·说林上篇》所说“魏惠王为臼里之盟，将复立天子”^[1]。因而秦孝公很是担心，加强防守。卫鞅分析了形势，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建议用尊魏为王的办法来改变魏惠王的意图。秦孝公接受了这个主意，于公元前三四四年，卫鞅去向魏惠王游说，谓“从十二诸侯”“不足以王天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小国外，北面争取燕国，西面争取秦国，“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惠王果然听从了，便“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斿，从七星之”（《战国策·齐策五》，“旌”原作“柱”，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秦策四》），俨然摆出天子的场面来。本来，在君主制度下，王是最高的等级称号，如今由于魏的“功大而令行于天下”（《齐策五》苏秦述卫鞅语），居然自称为王了。魏惠王因而召集逢泽之会（逢泽在今河南开封南），由宋、卫、邹、鲁等国国君及秦公子少官来参加会盟。卫鞅这个计谋，使得魏进攻的矛头，从秦转变为齐楚，“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策五》）。

齐、魏马陵之战 公元前三四二年，魏国向韩进攻，韩向齐求救。齐威王根据田忌的建议，对韩表示救援之意，坚定韩的抵抗决心，但并不马上出兵^[2]。当魏韩打得筋疲力尽时，齐威王派田忌、田朌为将，孙膑为师^[3]，起兵伐魏救韩。公元前三四一年，魏惠王派太子申、庞涓为将，带了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孙膑采用“减灶诱敌”的计策，逐日减少营地军灶数目，三天内从十万灶减到五万灶，再减到二万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敌人。魏军果然中计，只以少数精锐轻装部队兼程追赶，到了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这时正好天黑，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多阻隘，魏军正好进入齐国伏兵的包围圈，顿时“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结果魏军主力被全歼，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史记·孙子列传》）。《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具体说明了把许多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怎样在急迫中歼灭“窘处隘塞死地之中”的魏军，取得了“取庞涓而擒太子申”的战果^[4]。这是魏国从来未有的惨败。

马陵之战，魏惠王“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史记·魏世家》）。《魏策二》说：“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宋策》又说：“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孟子》评论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下篇》）“大败”是指桂陵之战，“将复之”是指马陵之战，所谓“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就是指使用太子申为上将军，因为“恐不能胜”，使用太子申作为十万大军的统帅，结果正如宾客谓公子理之傅所说：“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朌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擒）。”（《战国策·魏策二》）魏自从马陵之战惨败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在这次战争中，齐由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擒杀了魏太子申和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证实了这点。田朌是齐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将，因此魏国史官所记的《竹书纪年》上所记战于马陵的齐将是田朌，田朌不仅战于马陵，到公元前三四一年五月田朌还在进攻魏的东鄙，围攻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南）。

公元前三四一年，魏国受到齐、秦、赵三国三面的进攻，魏国曾出师向秦反攻，又失败了。次年，魏国派公子卬和秦卫鞅交战，公子卬又受了卫鞅的欺骗，被俘虏了去，这是魏的又一次失败。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南），俘虏了魏将魏错。

齐、魏“会徐州相王” 魏国在秦、齐等国的夹击中，不断地遭到惨败，因而到公元前三三六年，魏惠王不得不采用相国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战国策·魏策一》）的建议。惠施还认为，若要报复齐国，“不如变服折节而朝齐”，这样“楚王必怒”，“楚必伐齐”，得到魏王同意，于是就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带同韩国国君和其他小国国君朝见齐威王。公元前三三六年魏韩二君会见齐威王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5]南，次年又会见于甄（今山东鄄城北），魏韩二君都戴着布冠，变服折节朝见齐威王。^[6]到公元前三三四年魏惠王就率领韩昭侯等，到齐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并且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即所谓“会徐州相王”^[7]。

齐、魏两大国在“徐州相王”，这是楚、赵等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在公元前三三三年赵肃侯派兵围攻魏的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并在漳水滏水之间筑了长城，防止齐、魏两国的进攻；同时楚威王为了表示对“徐州相王”的愤怒，亲率大军进围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的军队。

秦取得魏的河西 魏国在这时投入齐的怀抱，使齐停止了进攻，但秦国以魏为“腹心疾”（《史记·商君列传》），还是不断攻魏。公元前三三三年秦惠王起用魏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公孙衍为大良造，次年魏献阴晋给秦，和秦修好，秦把它改名为宁秦。这样就便于秦国向东开拓领土了。公元前三三二年秦遣公孙衍大举攻魏，首尾经历两年，攻取魏上郡雕阴（今陕西甘泉南），俘魏将龙贾，斩首八万（《秦本纪》，《魏世家》作“四万五千”）。龙贾是魏防守西边、抵抗秦兵的主将，魏的中原长城即为龙贾率师所建^[8]。这是三晋抗秦战斗中首次大失败。《战国策·燕策二》载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陵”原误作“陆”）、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这一役使得魏防守上郡、河西郡的主力，被秦一举歼灭，因而次年魏即以河西郡与秦。同时秦又派樗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沿黄河南岸向东出击，先后攻取曲沃和焦（都在今河南三门峡以西），并在曲沃“尽出其人”，作为秦进攻中原的据点。公元前三二九年秦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和皮氏（今山西河津东）。

张仪为秦相而连横 张仪一作张义（见十三年相邦义戈、王四年相邦张义戈、《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二等），原是魏公族庶支出身，曾游说楚王没有得志，路经东周而入秦，曾得东周昭文君的礼遇和资助。公元前三二九年来到秦国，正好楚威王攻魏，张仪游说秦惠王出兵帮助魏国，于是以新得皮氏的“卒万人、车百乘”支持魏作战，因而魏楚大战，魏打败楚于陉山，秦因而得以顺利地接收河西地区（《韩策二》公孙昧谓公仲谈及此事，《韩世家》襄王十二年有相同记载）。公元前三二八年秦使公子华（一作公子桑）与张仪围攻魏的蒲阳（今山西隰县），攻取了，却请秦王归还给魏，又请秦王使公子繇作为“质子”送到魏国，这是张仪推行他的连横策略，张仪前往魏国劝说魏惠王“不可以无礼”，魏因而把上郡十五县连同少梁在内献给秦国，秦惠文君因以张仪为“相邦”，把少梁改称为夏阳（《史记·张仪列传》）。就在这年秦打败赵将赵疵，取得蔺（今山西离石西）和离石（今山西离石）。次年秦又把焦、曲沃及皮氏归还魏国^[9]，这是张仪进一步推行他的连横策略，并准备下年秦惠文君称王。

秦惠文君称王 公元前三二六年秦“初腊，会龙门”（《六国年表》，《秦本纪》只作“初腊”）。腊祭是冬季酬谢有关收获的鬼神的祭祀，具有庆祝丰收、慰劳劳动人民的意义，这是个群众展开娱乐活动的节日，男女齐集，全国人民热烈参与的。这年秦开始举行腊祭，并在龙门（今陕西韩城东北）集会。龙门是黄河上游的神圣之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传说为夏禹治水时所开凿。黄河上游原是河宗氏等部族“游居”之地（见《穆天子传》），从这年起，举行腊祭而在龙门集会，有其特殊意义。因为秦新得河西郡和上郡，这一带原是游牧于黄河上游的戎狄部族的“游居”之地，秦要和这些戎狄部族友好相处，借此可以联欢。此后六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国年表》、《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正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这就是秦和河上戎族相处友好的结果。后来秦昭王二十年又到上郡、北河（《秦本纪》）。秦这个“初腊，会龙门”的设施，主要目的就在于巩固新得河西郡和上郡的统治，加强与周围游牧的戎狄的联系。

公元前三二五年四月戊午（初四）秦惠文君举行称“王”的仪式，按照齐、魏“会徐州相王”的先例，邀请魏、韩之君入秦朝见，推尊秦君为王，同时秦王也承认魏、韩二君的王号，而且魏韩二君还当场为秦王驾御作为称王标识的坐车，如同魏惠王在逢泽之会称王那样的“乘夏车，称夏王”^[10]。以前逢泽之会有泗上十二诸侯参加朝见；齐魏会徐州相王，除了魏、韩之君参加外，也还有许多小国参加朝见。估计这次秦君称王的仪式上，也还有许多戎狄之君来朝。《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孝公时既然有太子驷率许多戎狄之君朝见天子，这时太子驷（即秦惠文君）自己称王，当然必须有许多戎狄之君来朝。上年的“会龙门”，必然曾招徕许多戎狄之君参加，为此次称王仪式作好准备。张仪这样推尊秦惠文君为王，同时又承认魏、韩两君的王号，具有巩固秦与魏、韩连横作用。

公孙衍合纵和五国相王 当张仪入秦推行连横策略不久，公孙衍（犀首）就离开秦国而入魏为将，因为魏的国力衰退，公孙衍就图谋拉拢别国，联合出击取胜。就在公元前三二五年，“犀首、田朌欲得齐、魏之兵以伐赵”，就是公孙衍拉拢齐国名将田朌一起伐赵。公孙衍说：“请国出五万人，不过五月而赵破。”田朌认为公孙衍说得太容易，“恐有后咎”，公孙衍认为说得难了，二国之君就不愿出兵，待出兵之后二国之君见有危险，必然增兵。后来果然如此，因而大败赵兵（《魏策二》）。田朌俘虏了赵将韩举，取得了平邑（今河北南乐西北）和新城（《水经·河水注》引《纪年》），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六国年表》载“赵武灵王元年魏败我赵护”。这是公孙衍当魏将初次得胜。

当时秦惠文王采用传统的逾年改元的礼制，在公元前三二四年改元，称为更元元年。这年张仪又亲自率兵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的陕，“出其人与魏”（《秦本纪》），作为进攻中原的基地，同时筑上郡塞（《张仪列传》），巩固上郡的防守。次年张仪又和齐、楚大臣在齧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目的在于拉拢齐、楚，防止公孙衍和齐楚合纵。当时魏相惠施主张“以魏合齐楚以按兵”，在引导魏君多次朝见齐君并推尊齐君为王以后，又曾使魏太子嗣入质于齐（《魏策二》，“太子嗣”误作“太子鸣”），使魏公子高入质于楚。公孙衍为魏将之后又和齐将田朌联合战胜了赵。因此秦相张仪要拉拢齐、楚，破坏公孙衍的合纵策略。

在这样的形势下，公孙衍为了合纵，于公元前三二三年发起“五国相王”（《战国策·中山策》）。参加“五国相王”的是魏、韩、赵、燕、中山，从这年起，赵、燕、中山三国也开始称王了。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是想用这来和秦国对抗的^[11]，但结果没有什么成就。齐国借口中山国小，不承认它有称王资格，想联合魏赵燕三国迫使中山废除王号，也没有成功。就在这年，楚国为了迫使魏国投入楚的怀抱，要废立魏的太子嗣，送立流亡在楚的魏公子高为太子（《战国策·韩策二》），派柱国昭阳打败魏军于襄陵，取得了八个邑（《史记·楚世家》）。

合纵、连横活动的产生 在各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开展激烈的斗争中，外交和军事上就产生了合纵、连横的活动。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时各大国之间，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展的策略问题，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主张。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的活动来称霸，或者建成“王业”。他们宣传：“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篇》）还宣传：“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篇》）纵横家的缺点是，他们重视依靠外力，不是像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关键。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是获得成功的，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使得秦惠王能够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语）。这是因为他用“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的策略，配合了当时秦国耕战政策的推行。

[1] 《秦策四》载或为六国说秦王曰：“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王念孙云：“为与于同，谓魏惠王朝于天子，天下皆从也。《秦策》又曰：梁君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齐策》曰：魏王从十二诸侯朝天子，皆其证也。”此说不确。“朝为天子”是说诸侯朝见以为天子。《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对此叙述分明，魏惠王从诸侯朝天子在先，卫鞅游说魏惠王，谓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不足以王天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于是惠王作逢泽之会，自称为夏王，要诸侯向他朝见，以为天子。朝天子是“臼里之盟”，与逢泽之会并非一事。臼里一作九里，是成周附近地名，见于《逸周书·作雒篇》。“王”是当时天子称号，不可能自称夏王而朝见天子。

[2] 《齐策一》称建议者为田思，即田忌，而《田世家》作孙子即孙膑，当以《齐策》为是，《史记》因推崇孙膑而改作孙子。

[3] 《田世家》作“田婴”，《集解》引徐广曰：“婴一作朌”。作朌为是。田朌战于马陵，见《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策二》记太子申为将攻齐，客谓公子理之傅曰：“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朌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

[4] 《孙膑兵法·擒庞涓篇》说：田忌采用孙膑“遣轻车西驰梁郊”的战略，使得庞涓“兼趣舍而至”，因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这里说桂陵之战擒庞涓，与《史记》记载不合。《史记》没有说庞涓参与桂陵之战。《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载孙膑对答田忌，又谈论了他临时设置障碍、调配各种兵力的战略战术，“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当缺“涓”字）而擒太子申也”。“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当指马陵之战。《史记·魏世家》、《田世家》、《孟尝君列传》和《六国年表》都说：马陵之战杀庞涓，虏太子申；《孙子列传》又说马陵之战庞涓自杀而太子申被虏。《战国策·魏策二》也说：“齐魏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其十万之军。”《齐策一》又说：“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史记》和《战国策》都说马陵之战魏以太子申和庞涓为将，《魏世家》说得更清楚：“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孟子·尽心下篇》说：“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所说“大败”，当指桂陵之战；下文又说“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当指马陵之战。因此《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所说“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只能是指马陵之战。但是庞涓为什么在桂陵之战被擒，到马陵之战又被杀呢？可能他被擒之后曾被放回魏国，再度为将，如同春秋时秦将孟明视为晋军所俘，旋被释放，仍为秦将一样。

[5] 《孟尝君列传》作东阿，《田世家》、《六国年表》误作平阿，平阿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并非齐邑。

[6] 《齐策一》载齐破魏马陵之后，“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魏策二》亦谓马陵之战以后，魏惠王从惠施变服折节而朝齐之谋，愿臣畜而朝，田婴许诺，“遂内魏王与之并朝齐侯再三”。《吕氏春秋·不屈篇》云：“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黄式三《周季编略》据此谓会甄、会徐州、会东阿，皆用朝礼。这是正确的。

[7] 战国时代七国中，除了楚早已称王以外，魏国是最早称王的，齐的称王即由于这次的“会徐州相王”。《史记·田世家》说：齐威王“二十六年……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这话是不可信的。在桂陵之战后，魏国曾调动韩国军队战败齐军于襄陵，齐曾请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最强于诸侯”的还不是齐而是魏，所以不久魏有逢泽之会，自称为王。

[8] 《苏秦列传》称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秦本纪》作“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史记会注考证》以为公子卬“当公孙衍之讹”，甚是。

[9] 《秦本纪》和《六国年表》只记这年秦归魏焦、曲沃，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六国年表》、《魏世家》、《樗里子甘茂传》并言昭王初年秦攻皮氏未拔，疑秦归焦、曲沃时，并皮氏亦归之。

[10] 《六国年表》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四月戊午君为王”。《秦本纪》作“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有错误。《周本纪·正义》引《秦本纪》作“与韩、魏、赵并称王”，“赵”字当为衍文。据此《秦本纪》原来当作“秦君为王，魏韩亦为王”。《张仪列传》云：“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吕氏春秋·报更篇》云：“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逢泽之会”当为“立惠王为王”之误。“名号”当指“秦王”的称号。

[11]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四定五国相王在周显王四十六年，是正确的。《史记·燕世家》说：燕易王十年“燕君为王”，《六国年表》同。《六国年表》又载韩宣惠王十年“君为王”。《战国策·中山策》说：“中山与燕、赵为王。”又说：“犀首（即公孙衍）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高注：“持中山小，故后立之”）。……赵、魏许诺，果与中山王而亲之，中山果绝齐而从赵、魏。”《史记·楚世家》又说这年“燕、韩君初称王”。足见“五国相王”参加的是赵、魏、韩、燕、中山五国。《鲁世家》说：“景公卒，子叔立（“叔”当作“旅”），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鲁世家》谓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可知鲁平公元年当为周显王四十七年，即位在四十六年，是五国相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