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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良种马的培养和伯乐的相马法 这时由于两个方面的需要,对于良种马的需求大为增广。第一是由于通讯的需要。当时官府通讯依靠“驿传”,或者称为“遽”。原来每三十里设有休息替换的站头,即《管子·大匡篇》所说“三十里置遽委”。这时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迅速传达命令和转送文件,改为每五十里(约合今三十五里)设置站头。韩非说:“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韩非子·难势篇》)这样用快马通讯,可以日行千里,因而有千里马之称。第二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当时战争方式改变,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骑兵有着袭击冲锋的作用。特别是秦、赵、燕三国与善于骑射的游牧部族为邻,需要加强骑兵的作战能力,因此秦、赵、燕一方面从北方游牧部族引进马的良种,例如荀况说:“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荀子·王制篇》)李斯《谏逐客书》说:秦王所“乘纤离之马”是个宝,就不是秦出产而是外来的。另一方面秦、赵、燕等国都已讲究对良马的驯养,例如燕国有牧养“狗马之地”,有著名的“燕、代良马”[1]。
随着良马需求的增广,人们从马的驯养中积累了许多识别良马的经验,相马法就逐渐产生。据说古代有十个著名的相马者,善于从马的各个部分的外形(口齿、颊、目、髭、尻、胸胁、唇吻、股脚等部分),识别出良马来,成为鉴定马的材能和选种的专门技术。到春秋中期和末期,秦国和晋国先后出现了两个伯乐,使这种马的外形学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春秋中期秦穆公臣孙阳伯乐,是个相马专家。秦国原是以养马著名的国家,这时出现像伯乐这样的相马专家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家臣邮无恤(一作邮无正),字子良,又称王良,更是个杰出的御马者和相马专家。因为王良擅长于相马,就沿用伯乐这个相马专家的名号。[2]《吕氏春秋·观表篇》在叙述十个善于相马者如“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等人之后,接着说:“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方九堙,尤尽其妙矣。”说明前后两个伯乐都由于总结了前人相马的经验,能够“尤尽其妙”,才能成为杰出的相马者。其中后一个伯乐,即赵之王良,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一个秦之伯乐。这是时代的需要所促成的。
《淮南子·道应篇》讲到伯乐和秦穆公的答问以及推荐方九堙的情况。秦的伯乐认为,对一般良马可以从其“形容筋骨”来观察,对于“天下之马”就必须观察到“天机”,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就是说必须做到由表及里,去粗得精。韩非曾多次谈到赵的伯乐。他说:伯乐教两人相“踶马”(一种后足能踢的马),带着两人到赵简子的马厩中相马,一人相马的后足,指出其中一匹是“踶马”;而另一人进一步相马的前足,认为这马前足担负不起全身的重量,后足就不能踢。说明伯乐教人相马,注意到各个方面,防止片面性。韩非又说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马,而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因为千里马难得碰到,相马挣钱慢;而驽马天天有交易,相马挣钱快(《韩非子·说林下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非还说:“发齿吻,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韩非子·显学篇》)。就是说:光是看马的口齿和外形,伯乐也不一定能够肯定马的好坏;只有让马拉着车,看马跑到路途的尽头,就是奴隶也分得清马的优劣。赵的伯乐(即王良)正因为他善于驾御马,充分掌握驾御各种马的实践经验,才能认识到马的外表特征和它内在的品质、材能的密切联系,才能由表及里,从许多外表特征鉴别出马的“节(品级)之高卑,足之滑易(乱跑或快速),材之坚脆,能之长短”(《吕氏春秋·观表篇》),发展了马的外形学,对相马法作出了贡献。后来汉武帝时东门京铸造铜马(铜质良马模型),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就是在伯乐相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除相马法以外,相鸡狗法也已讲究。荀况曾批评名家辩论坚白异同是“狂惑戆陋之人”,“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荀子·王制篇》)。说明战国时已有因善于相鸡狗而出名的。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相马经》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从它的文体类似赋和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这些情况来看,大概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著作。全书有三篇(其中第三篇就是第一篇的解释),没有书名和篇目,共五千二百字[3]。主要讲的是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该是出于抄录者的爱好,只抄录了这部书的相目的部分。第一篇说:“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第三篇解释说:“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盹;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脊)。”说明作者相马,不仅注意眼睛,更注意到头、肩、耳、盹、颈、膺、鬐、脊等等部位。
这部书把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这和《庄子·徐无鬼篇》所说“相马”有“国马”和“天下马”之别是一致的。第一篇讲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说明作者所讲的是以伯乐的相马法为基础的。还说“吾请言其解”,说明作者的意图是要进一步解释伯乐的相马法。第二篇在详细叙述马目的相法之后,根据相马法中的一些话,引出了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例如说:“法曰: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又如说:“能为变者良也,能变而不良者何也?”说明作者针对原来相马法上的结论而提出疑问,以便作进一步的解释。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眼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躯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生活条件)是否适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这部书中有很多术语不容易理解,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探索。仅就我们已经理解的部分,已能看到战国时代的相马法已相当进步和细密了。
[1] 《战国策·赵策二》记纵横家所造苏秦游说辞,说:“大王(指赵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战国策·楚策一》记苏秦游说辞,说:“大王(指楚王)诚能听臣之愚计,……燕、代良马、橐他(驼)必实于外厩。”
[2] 善于相马的伯乐先后有两人:其一为秦穆公臣,见《吕氏春秋·精通篇》、《分职篇》和《淮南子·俶真篇》高诱注。《通志·氏族略四》注说善相马的孙阳伯乐是秦穆公子,不确。《淮南子·道应篇》述及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认为其子“皆不材”,因而推荐方九堙。这不像是父子之间的问答。另一个是赵简子家臣邮无恤,字子良,善御,见《左传》哀公二年。邮无恤又作邮无正,号伯乐,见《国语·晋语九》。邮无正亦称王良,见《吕氏春秋·审分篇》和《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吕氏春秋》中既以王良为善御者,又以为是善相马者。而韩非子则以伯乐为善相马者,王良(一作王子期、王于期)为善御者。汉初的《淮南子》甚至误分伯乐和王良为两人。例如《淮南子·主术篇》说:“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相御之劳而致千里者。”
[3] 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释文,《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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