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五兵法的讲求与军事学的发展

兵法的讲求 春秋时代贵族已有讲兵法的书，叫做《军志》，提出了一些简要的作战原则。例如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就是说，先发制人可以起“夺人之心”的作用；如果敌人先发，就得等待敌军疲惫之后再反攻。《军志》反映了贵族的思想观点，例如说：“有德不可敌”，“允当则归”（无求过分），“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著成论兵法的书，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春秋晚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长期以来作为古代军事名著，在军事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到战国时代，兵法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齐孙子》（孙膑兵法）、《公孙鞅》（卫鞅兵法）、《吴起》（吴起兵法）、《庞煖》（庞煖兵法）、《兒良》（倪良兵法）、《魏公子》（信陵君集宾客所著的兵法）等（以上见《汉书·艺文志》）。又有《司马穰苴兵法》，也是战国时代所编著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占大多数，由此可知，军事学是战国时代最发展的学问之一。

《汉书·艺文志》把军事学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权谋家“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这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艺文志》著录有十三家（汉代有两家），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为主要代表。兵形势家讲求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所谓“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离）、合（汇合）、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其实这是当时军事家普遍重视的作战原则。《孙子兵法·军争篇》讲的就是这种道理。《荀子·议兵篇》载临武君论兵法，也有这样的见解，认为“用兵之要术”，在于“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时之变，后之发，先之至”；“善用兵者，感忽（变化倏忽无常）悠暗（行动神秘莫测），莫知其所从出”。《艺文志》著录兵形势家有十一家（汉代有三家），现存的只有《尉缭子》。从《尉缭子》一书内容来看，兵形势家虽也讲求战略战术，而重点在于确立必胜的形势。兵阴阳家讲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即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艺文志》著录兵阴阳家十六家，有多种是假托黄帝君臣的作品。兵技巧家讲求武艺的训练和体育的锻炼，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孙武的军事理论 孙武，春秋末年人，齐国田氏的后裔，来到吴国后，帮助吴国改革图强，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列传》）。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近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还发现了《吴问篇》等佚文。

孙武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创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孙武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有所谓“五事”和“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他把“道”作为“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作为“七计”的首位，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按照孙武的解释，“道”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上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实质上孙武的所谓“道”，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原则。这样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政治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指挥和赏罚等问题，认为所有这些也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

（二）把“知彼知己”（《谋攻篇》）看作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孙武认为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因素，随时随地客观地存在于战争双方。战争指导者要充分了解彼己双方的情况，正确判断敌情，作好充分的应敌准备，找出双方的行动规律，从而确定自己的作战方案，以战胜敌人。《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一系列作战原则，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真理。

（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提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这就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伪装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受骗上当。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来掩击敌人。他又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就是能攻而装作不能攻，要打而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而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而装作要向近处，等等。总之是通过“示形”即以假象诱骗和调动敌人，使敌人发生错觉而陷于被动地位；同时自己就能利用有利态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还主张“我专而敌分”（《虚实篇》），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孙武认为必须明察敌情而不让敌人了解我的真情，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使得敌人不知道“吾所与战之地”，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我就可以集中兵力，做到“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虚实篇》）。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是有重要价值的。

（五）在作战指导上更主张“因敌而制胜”（《虚实篇》），就是依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战法以争取胜利。孙武认为作战中正兵和奇兵必须互相配合，“以正合，以奇胜”（《势篇》），通常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这种奇正的变化是不可穷尽的。对待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遇到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不同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敌情发生变化要随时作出相应的机断处置。他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作水流因地形而变化，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所谓“神”，是指智谋特别高超。孙武关于“奇正之变”和“因敌而制胜”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讲求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思想，这在两千多年以前也是难能可贵的。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经常运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指挥作战。例如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提出他的作战方案时，所引用的兵法，就是依据《孙子兵法》的^[1]。孙武的军事理论，为历来军事家所推重。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和消极的成分。例如公然提出愚兵政策，把“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作为“将军之事”（《九地篇》）；又如笼统地主张“归师勿遏（拦阻），围师必阙（“阙”通“缺”，留缺口），穷寇勿迫（追逼）”（《军争篇》），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孙武军事思想中的时代的局限性。

孙膑的军事理论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习兵法。后来庞涓在魏国当了将军，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将他骗到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去膝盖骨），并加以软禁。孙膑后来在齐国使臣帮助下秘密回到齐国，由于齐将田忌的推荐，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协助田忌打过几次胜仗，其中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最为著名。著有《孙膑兵法》八十九篇，久已失传，近年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竹简，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有残缺。

《孙膑兵法》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发展了孙武所说的“道”，把“道”看作战争的客观规律。孙膑认为懂得“道”，就是认识有关战争的各方面实际情况，包括天道、地理、民心、敌情和战阵等等（《八阵篇》），从中找出客观规律，从而预见战争的胜负。所以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陈忌问垒篇》）他还认为取胜有五个条件，“知道”是其中的主要条件。他说：“恒胜有五：得主专制（将帅有指挥全权），胜；知道，胜；得众（得到群众拥护），胜；左右和（将帅同心协力），胜；量敌计险（正确判断敌情、估量地形险易），胜。”（《篡卒篇》）

（二）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理论，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孙膑主张激励士气，团结士众，采用种种方法使敌人骄傲、疲劳、迷惑、力量分散，然后“我并卒而击之”，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威王问篇》）。他认为兵多、国富、武器精良不一定能够取胜，“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就是说，决定胜败安危的关键在于掌握战争的客观规律。因为掌握了战争规律，就“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分散而牵制敌人，能做到这点“则锱铢（兵力少）而有余”，否则的话“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篇》）。孙膑这种敢于战胜强敌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杰出兵法家的进取精神。

（三）发展了孙武“任势”的理论，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孙膑认为有利的作战态势是可以争取和创造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因势利导。孙武在《地形篇》和《行军篇》中讲了利用地形行军作战的原则，孙膑又进一步主张“便势利地”，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战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骑兵），厄（两旁高峻而狭窄的地形）则多其弩”，做到自己占据有利地形，打击居于不利地形的敌人，即所谓“居生击死”（《八阵篇》），使自己军队“四路（进、退、左、右）必彻（畅通），五动（进、退、左、右、默然而处）必工（完善）”，使敌人陷于“四路必穷，五动必忧”的困境，从而战胜敌人（《善者篇》）。

（四）主张“必攻不守”的战略。孙膑认为“权”是“所以聚众”的，“势”是“所以令士必斗”的，“谋”是“所以令敌无备”的，“诈”是“所以困敌”的，都是需要的，但是“兵之急者”，还是“必攻不守”（《威王问篇》），就是主张以进攻为主，而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十问篇》就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进攻方法。例如对于凭坚固守之敌，进一步发展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战法。他说：“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离开险要地形和工事），以揆其虑（揣度其行动意图），施伏设援（设伏诱敌），击其移庶（攻击正在移动中的敌众）。”（《十问篇》）

（五）重视城邑的进取和阵法的运用。孙膑和孙武不同的一点，就是孙膑比较重视攻城。这是由于当时城市已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力和财富大量集中到城市，城市已成为必争之地。同时由于兵器和攻城器具进步，为攻城战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孙膑把难攻的城称为“雄城”，易攻的城称为“牝城”。《雄牝城篇》就论述了“雄城”和“牝城”在地形上的特点。《十阵篇》还论述了十种阵法的特点和作用。

战国时代的兵家，和孙武、孙膑齐名的有吴起。《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已失传；今本《吴子》六篇，出于后人掇拾编辑，已非原书。此外著名的兵家有赵、魏将领带佗、兒（倪）良^[2]和王廖等人。《吕氏春秋·不二篇》论述他们的不同主张说：“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吕氏春秋》的《论威》、《决胜》等篇，采取有兵家的理论。例如《论威篇》主张用兵“急疾捷先”；《决胜篇》主张因敌而制胜，认为必须用“隐”胜“阐”、用“微”胜“显”、用“积”胜“散”、用“抟（专）”胜“离”等等。

尉缭的军事学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汉墓中出土有《尉缭子》残简，同于今本。第一篇《天官篇》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梁惠王所说“黄帝刑德”，当即兵阴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之说，因而尉缭加以反驳，认为“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全书讲的都是保证军事上必胜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是尉缭献议给梁惠王以供采择的。所以从首篇到末篇，不断有“臣闻”、“臣谓”、“臣以为”、“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等等措辞，还有“听臣之言”、“用臣之术”可以保证取得何种成果的话。

作者认为取胜有三种：“讲武料敌”，使得敌人“气失而师散”，这叫“道胜”；“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得人民有“必战之心”，这叫“威胜”；“破军杀将”，“溃众夺地”，这叫“力胜”（《战威篇》）。这三种“胜”都是必须讲究的，但是因为这书不是提供给将领指挥作战用的兵法，而是献给国王以供采择的大计方针，因此所讲重点在于取得“威胜”的“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方面。

（一）主张推行法家政策，造成政治上“必胜”的形势。作者如同法家一样主张“举贤任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战威篇》）。主张用爵禄来奖励“农战”（《制谈篇》）。主张“治本”，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兵谈篇》）。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王国富民，覆国富士”（《战威篇》）。还主张顺应自然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国家要有一定的“取与之度”。他说：“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治本篇》）又说：“均地分（原误作“均井地”，今从银雀山竹简本改正），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原官篇》）

（二）主张通过法令制度确立军事上“必胜”的形势。书中有《重刑令》，规定对战败、投降或逃跑的各级将领用重刑。又有《伍制令》，规定伍（五人）、什（十人）、属（五十人）、闾（一百人）等各级军队组织中，有干令犯禁而知情弗揭者，同罪连坐；上下各级将领中，有干令犯禁而知情弗揭者，同样要连坐。又有《分塞令》，规定各支军队划分地区设塞防守，使得“内无干令犯禁”，“外无不获之奸”。又有《束伍令》，规定每伍有失人者要罚，有得人者有赏，同时上级将领得诛杀下级将领。又有《经卒令》，规定三军采用各种不同色彩的旗帜和徽章，以便于指挥。又有《勤卒令》，规定使用金、鼓、铃、旗四者指挥作战的方法。更有《将令》，规令国君任命将军的法令。又有《踵军令》，规定后继部队如何前进会合大军的步骤。

（三）主张从战略上建立战斗“必胜”的形势。作者推崇孙武和吴起（《制谈篇》），曾三次举出吴起临战情况作为榜样（《武议篇》）。作者很重视战略的运用，讲究奇正的配合，主张避实击虚。例如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勤卒令》）又如说：“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战威篇》）。作者主张进攻敌国，要深入其地，绝断通道，占据大城，进攻要塞，选择其“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攻权篇》）。

（四）主张从战备上保证“必胜”的形势。作者认为建筑城邑的大小，必须与土地的肥瘠相称，与居民的多少相称，与积粟的多少相称。要做到“三相称”，才能“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兵谈篇》）。还认为“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战威篇》）。

《六韬》伐灭敌国的谋略 《六韬》共六卷六十篇，是战国前期兵权谋家假托太公望讲究用兵伐灭敌国的谋略。据说周文王将往渭阳（渭水之阳）田猎，史官占卜得吉兆，说可以得到天遣的太师，文王前往果然遇见钓鱼的渔夫太公望，经一席话，文王就“载以俱归，立为师”。后来周文王和武王就用太公所献计谋灭亡殷商而取得天下。公元前二七一年范雎初次游说秦昭王，一开始就讲这个故事而以太公自比，可见这个故事当时已很流行。《六韬》当原是《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的《太公》一书的一种选本，这时《太公》一书当已广泛流传。《史记·齐世家》载有这个故事，而且讲到周文王“与吕尚（即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韬”原是指用兵的谋略，今本《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疑出于后人所追加。主要内容有如下六点：

（一）重视将军的选择和作战参谋人员的组合。认为将必须具有“勇、智、仁、信、忠”五材（《论将篇》），选将必须依据“八征”，从“辞（言辞）、变（应变）、诚（忠诚）、德（德行）、廉（廉洁）、贞（坚贞）、勇（勇敢）、态（态度）”八方面加以观察（《选将篇》）。辅助将军指挥作战的参谋人员需要七十二人，既要有总揽计谋的心腹，从多方面考虑注意的谋士；又要有精通天文、地利、兵法和讲究防守的人才，善于管理运送积蓄粮食和供应饮食的人才，掌管符节、号令和往来出入的人才，主管侦察四方军情和进行间谍工作的人才，以及主持会计财务的人才。也还要使用游士“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使用术士“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使用方士“主百药，以治金疮（刀伤），以痊万病”（《王翼篇》）。

（二）主张对敌国先加“文伐”而采取“因顺”谋略。所谓“文伐”是指不使用武力而促使敌国瓦解崩溃的谋略，其中主要的谋略是要“因之”，就是要因顺和增强敌国君主的欲望，使欲望过度而走向反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三疑篇》）。“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文伐篇》）。“因之”就可以达到“去之”的目的。这和《老子》所说：“将欲歙之，必固（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意思是相同的。当春秋、战国之际晋国知伯向魏桓子强索土地时，谋士任章就曾引《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说林上篇》、《战国策·魏策一》）意思也相同。所谓《周书》该即指《太公》这部书，看来《太公》一书春秋、战国之际已有。所谓“文伐”也还包括促使敌国政权瓦解和敌国君主腐化堕落的手段，如离间其所亲、阴赂其左右、辅其淫乐、养其乱臣等等。

（三）重视设备各种攻守用的器械，特别重视行军进攻用的器械。大军出发前进，前后有称为武冲、大橹、小橹的战车卫护，武冲有八尺的车轮，一车有二十四人推动行进，车上设有绞车连弩，两翼由材士操强弩矛戟卫护。设置营垒，前后有称为天罗、虎落、行马、蒺藜的障碍设备加以卫护。天罗和虎落都是广一丈五尺，高八尺。渡越沟渠有称为飞桥、转关辘轳的设备，飞桥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横渡大江有称为天潢、飞江、飞海、绝江的设备。攻城围邑有称为、临冲的战车，还有称为云梯、飞楼的爬登器械，见《军略篇》和《军用篇》。

（四）主张引兵深入敌国之地。如《必出篇》讲引兵深入敌国被围，应如何突出和如何横渡大水广壍；《动静篇》讲引兵深入敌国，和敌军两阵相望，应如何使用伏兵陷其左右或击其前后，从而得胜；《绝道篇》讲深入敌国如何利用地理形势长久坚守；《略地篇》讲攻克城邑的战斗方略；《火战篇》讲深入敌地休止时如何利用周围草地起火防守；《林战篇》讲深入遇大林如何在林战中得胜；《敌武篇》讲深入遇到武车、骁骑来犯如何加以击走；《乌云山兵篇》讲深入遇到高山磐石而四面受敌如何应战得胜；《乌云泽兵篇》讲深入而临水相拒如何应战得胜；《分险篇》讲深入相遇于险阨之地如何应战得胜。

（五）主张所有计谋、攻守设施和军事活动都严守秘密，必须“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兵道篇》）。这里所谓“阴谋”是指秘密计谋，就是《史记·齐世家》所说“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与后世把暗中计谋做坏事称为“阴谋”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就是对于敌国先要采取“文伐”的谋略，然后再实施武攻的谋略。当引兵深入敌国的时候，必须使用“阴符”和“阴书”。所谓“阴符”，是指君主秘密发给将军的兵符，必须把兵符内容严守秘密，按此行动而不泄漏消息，如有泄漏就要处死（《阴符篇》）。所谓“阴书”，是指君主秘密指示将军的书信和将军秘密报告君主的书信。因为将军引兵深入敌地，形势有发展变化，不是原有“阴符”所能说明，君主需要按新的形势有所指示，将军也须及时向君主报告和请示。“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阴书篇》）。

（六）重视士卒的教练和选拔（《练士篇》、《教战篇》），特别重视“车士”和“骑士”的选拔（《武车士篇》、《武骑士篇》）。

《史记·苏秦列传》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由此可以说当世君矣”。《战国策·秦策一》作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可知苏秦所读的《周书阴符》，就是《太公阴符之谋》，当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一书。所以别名《太公阴符之谋》，因为《太公》一书所讲的就是太公献给周文王和武王的阴谋伐灭殷商而取得天下的谋略，这是执行周文王和武王所发伐灭殷商的“阴符”的。所以又称为《周书阴符》，当时把《太公》这部书看作周代著作，上文讲到任章所引《周书》所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王应麟认为所谓《周书》就是苏秦所读的《周书阴符》（《困学纪闻》卷二）。苏秦为燕间谍而暗中策划攻破齐国的计谋，就是从《太公》这部书所讲“文伐”得到启发的。

后期墨家的守城战术 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大国进攻小国，因此很讲究守城的战术，而且有实际行动。当公输般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的时候，墨子前往劝阻，公输般“九设攻城的机变”，墨子“九拒之”，并且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公输篇》）后来墨家保持这个传统，当楚悼王末年，墨者钜子孟胜就曾率领弟子一百八十多人为楚的阳城君“守国”而战死。《墨子》书中《备城门篇》以下二十篇，讲墨子传授给弟子禽滑釐防守围城的战术，重视建筑守城的防御工程，使用防御的器械和武器，主张针对敌人所用的各种攻城战术，分别加以抵御和反击，具有“兵技巧家”的性质。如《备高临篇》讲抵御敌人堆积柴土、利用器械，居高临下进攻的战术，《备梯篇》讲抵御敌人使用云梯爬城进攻的战术，《备水篇》讲抵御敌人使用方舟运载高车而居高临下进攻的战术，《备蛾（蚁）傅篇》讲击退敌人如蚂蚁那样爬登城墙而进攻的战术，《备穴篇》讲反击敌人挖掘地道攻入城内的战术，都是总结了当时防守围城的战术经验而制定的。例如所讲反击敌人的地道战术是，当敌人从城外挖掘地道通向城内时，必须先沿城脚掘井，以新罂用薄皮裹口，使聪耳者在井中伏罂静听，从而察知敌人所挖地道的所在，挖掘地道前往迎接，等到快要掘通时，就建筑炉灶，烧柴艾，用木板把地道挡住，使有一孔通向敌方地道，用橐（鼓风皮囊）来鼓风，把烟压送到敌人地道，或者把整个井穴作为炉灶，烧柴艾，用盆把井口封住，只留一孔，用橐来鼓风，把烟压送到敌人地道中，从而窒息敌人。

[1] 孙膑说：“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史记·孙子列传》）就是《孙子兵法·军争篇》说的：“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2] 《易林·益之临》说：“带佗、兒良，明知权兵，将师合战，敌不能当，赵、魏以强。”可知带佗、兒良是赵、魏将领，其事迹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