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武器进步、战争规模扩大与战争方式变化

武器的进步 春秋时代武器都是铜制的，主要的进攻武器有戈、矛、戟、剑、弓矢等。战国时代青铜兵器有显著进步。矛的锋部越来越结实。戈的刃部成弧线形，装柄的“内”部有锋刃，绑扎用的“穿”也增多。由矛和戈相结合的戟很流行，可以兼起刺和钩的作用。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例如楚的“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荀子·议兵篇》），宛地向来以产铁著名。秦昭王也说：“吾闻楚之铁剑利。”（《史记·范雎列传》）韩的兵器如剑、戟之类，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策一》），也该是铁制的。中山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执铁杖交战，“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贵卒篇》）。刺客常用的武器有“铁椎”（《史记·信陵君列传》）。

这时不但有了锋利的铁兵器，而且创造了远射有力的弩。弩的起源很早，最初用于狩猎。作战用弩，可能在春秋后期最先出现于楚国。《吴越春秋》记载陈音对越王勾践说“弩生于弓”，弩是由弓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又说弩是楚国琴氏所创造，传给楚的三侯，再传到楚灵王（《勾践阴谋外传》）。弩不可能创造这样早，但是到春秋晚期，南方楚、吴、越等国确实已经使用了。孙武的《孙子兵法》，谈到当时的兵器，就有“甲胄、矢弩”（《作战篇》）；又讲到：善于指挥作战的，所造成的“势”是“险”的，所发出的“节”（节奏）是“短”的，“势如弩，节如发机”（《势篇》），就是说“险”的“势”好比已经张满的弩那样，“短”的“节”好比正在发射的弩机那样。

图四十三 战国青铜武器

1.9.戈 2.5.矛 3.剑 4.戟 6.7.镞 8.弩机的拨机结构

中原地区使用弩作战较迟，春秋战国之际还未见使用，大概到战国初期才逐渐使用的。到战国中期，弩的使用就很普遍了。孙膑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已把“劲弩”看作当时最有力的武器，把“劲弩趋发”看作当时最厉害的战法。弩有“弩机”装置在木臂的后部，“弩机”周围有“郭”，有“牙”钩住弓弦，上有“望山”（《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称为“教”，《梦溪笔谈》称为“望山”）作为瞄准器，下有“悬刀”（《吴越春秋》称为“关”，《释名》称为“悬刀”，《武备志》称为“拨机”）作为拨机。当发射时，把悬刀一拨，牙就缩下，牙所钩住的弦就弹出，有力地把矢发射出去。这样，弩就可以“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使得敌人“不知其所道至”（《孙膑兵法·势备篇》）。^[1]近年长沙等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弩机，都没有铜郭，看来是依靠手臂力量来张开弓弦的，这是属于“臂张”的一种。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强弓劲弩”，因为弓弦的拉力很大，就有“超足而发”的，是用脚踏力量来张开发射的，这是属于“蹶张”的一种。这时弩的发射力量大小是以它的弓弦所能拉动的重量来计算的。例如魏的武卒有“十二石之弩”，就是说它的弓弦可以拉动十二石的重量。当时弩机的制作已很讲究精密，因为“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吕氏春秋·察微篇》）。韩国有“强弓劲弩”，称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2]，“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发，百发不暇止”。据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是可以“一人当百”的（《战国策·韩策一》）。这种用脚踏力量、以机件来发射的弩，当然射得更远而有力了。到战国末年，进一步有“连弩”的发明。《墨子·备高临篇》记载有“连弩之车”（参看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后来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出巡到琅邪，就曾“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图四十四 弩和弩机的结构图

这是根据汉代弩机制作的结构图。近年长沙出土的战国弩机和汉代弩机有些不同，没有铜郭，只有木郭，钩住弓弦的“牙”上的“望山”作尖角形，弓弦是用手臂力量张开的。但是河北易县燕下都四十四号墓出土的弩机，“望山”已和汉代弩机相似，木郭（木质部分已朽）下有铁郭底座。文献上记载的“强弓劲弩”，因为弓弦拉力大，采用“超足而发”的办法，依靠脚踏力量张开弓弦。因此它的弩机不可能没有铜郭或铁郭，至少有铁郭底座，否则就不牢固。

春秋战国间，新发明的武器是很多的。除了弩以外，最著名的进攻工具，有公输般发明的云梯和钩拒。云梯是攻城的工具，钩拒是舟战的工具。据说公输般曾“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公输篇》）。公输般游楚，“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拒之备，退者钩之，进者拒之，量其钩拒之长而制之为兵”（《墨子·鲁问篇》）。钩拒在敌人舟师后退时可以把它钩住，在敌人舟师前进时可以把它挡住。

战国时代由于矿业的发展和冶铁术的进步，在攻城的包围战中已开始运用地道战术，在地道战中已开始用冶铁鼓风炉设备作为武器，往往鼓动“鑪橐”，把烟压送到敌方所挖的地道里去，以窒息敌人。所以《韩非子》把“堙穴伏橐”^[3]和“强弩趋发”同样作为当时最厉害的作战方式来看待（《八说篇》）。

随着进攻武器的进步，防御装备也相应有了进步。这时皮甲还继续使用。皮甲是用一排排长方形的皮甲片编缀而成。大体上牢度强的皮料制作的皮甲片大些、长些，编缀的皮甲片的排数就少些。《考工记》说：“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合甲由两层皮革合成，牢度较强，制成的皮甲片大些、长些，因而它只要“五属”，即五排编缀而成。兕甲的牢度次之，犀甲的牢度又次之。所以“兕甲六属”，“犀甲七属”。战国后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制造铁冑和铁甲。战国后期纵横家编造的苏秦游说辞中，已谈到“铁幕”（《战国策·韩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史记·索隐》引刘氏说）。《吕氏春秋·贵卒篇》还说中山的力士“衣铁甲”。近年燕下都出土了一件战国后期的铁冑，是用八十九片铁甲片编缀而成。顶部用两片半圆形的铁甲片缀成圆形平顶，周围用圆角长方形的铁甲片从顶向下编缀，一共七排。铁甲片的编法都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制作已较完善^[4]。近年在秦始皇陵的东侧出土大批披甲陶俑，身上塑造出的铠甲形象，正是铠甲的模拟物。这些陶俑所披铠甲共有三种类型，其中一型由披膊和身甲两部分组成，全由甲片联成，甲片较大，四周不设宽的边缘，是当时秦国军队中主要的防护装备。甲片的形制和编缀方法，大体上和燕下都出土的铁冑相同。纵编时也是自上而下编缀，上排压住下排；横编时自中间向两侧编，前片压住后片。看来这种铠甲在战国后期已经应用^[5]。

图四十五 铁冑及其结构图

铁冑，一九六五年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四十四号墓出土。结构图采自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各国兵额和参战军队人数的增多 春秋战国间，由于铁兵器的应用，由于弩和其他新武器的发明，由于士兵的主要成分由贵族及其“私属”和“国人”改变为农民，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首先表现在军事上的，是各国兵额的大量增多，交战双方参战军队的人数增多。

春秋初期各大国军队人数是较少的。虽然晋国从一军、二军增加到五军、六军，但是几次大战如城濮之战还只用七百乘兵力，鞌之战还只用八百乘兵力，每乘以三十人计，也只有二万多人。齐国当齐桓公时，也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国语·齐语》）。楚国在鲁庄公二十八年伐郑之役，还只用六百乘兵力。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就突增了。晋国在鲁昭公时全国有四十九个县，每县有一百乘兵力，共有四千九百乘兵力，鲁昭公十三年晋治兵于邾南，就有甲车四千乘。每乘以三十人计，四千九百乘就有近十五万兵员，再加上另外的“徒兵”等，当更不止此数。楚国当楚灵王时，单是陈、蔡、东西、不羹四个大县，“赋皆千乘”，已有四千乘兵力，再加上申、息等县和其他地方的军队，兵力当有万乘，兵员有数十万人。所谓“万乘之国”、“千乘之家”便在这时出现了。到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

（一）秦国 有带甲（或作奋击）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秦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韩策一》、《楚策一》张仪语、《秦策三》范雎语）。

（二）魏国 有带甲三十万或三十六万，防守边疆和辎重部队十万（《战国策·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语、《魏策一》张仪语、《魏策三》须贾语）。它最强大的时期，据说有“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奴隶）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战国策·魏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三）赵国 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赵策二》策士所造苏秦语）。

（四）韩国 兵卒不过三十万，包括厮徒在内，除了防守边疆关塞的以外，“见卒不过二十万”（《战国策·韩策一》策士所造张仪语，《韩策一》苏秦说有“带甲数十万”）。

（五）齐国 有带甲数十万（《战国策·齐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六）楚国 有带甲（或作持戟）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楚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楚策一》江乙语、《秦策三》蔡泽语、《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弋射者语）。

（七）燕国 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战国策·燕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春秋战国间，用兵的数量还在十万左右。《孙子兵法》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又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更说：“凡兴师十万。”（《用间篇》）据说，“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篇》）。公元前三四一年马陵之战，魏国也不过动用“十万之军”（《战国策·魏策二》）。《墨子》也说：“君子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非攻下篇》，“君子”下原多“庶人也”三字）。到战国中期以后，参战的军队，数量既多，死伤也多。公元前二九三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二七三年秦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史记·秦本纪》、《魏世家》，《白起列传》作“十三万”）。公元前二六〇年长平之战，秦竟俘虏了赵军四十多万，都活埋了。公元前二五一年燕攻赵，起兵多至六十万，“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鄗，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战国策·燕策三》）。公元前二二五年秦派将军李信带二十万人攻楚，被楚击败；次年改用王翦带六十万人再度攻楚，结果大破楚军。

这时各国军队人数的增多，固然由于人口增加，更主要的是由于各国已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度，作战时所有及龄农民都有可能被强迫编入军队，一场大战，双方往往动用几十万人，战争的规模也就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

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 春秋时代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了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例如公元前七〇七年郑和“王师”、蔡、卫、陈等国交战，郑用左拒（方阵）来当蔡、卫，用右拒来当陈，用中军排列成“鱼丽之阵”来当“王师”。又如邲之战，楚以右拒追逐晋下军，左拒追逐晋上军。又如公元前五五〇年齐庄公伐卫，顺道伐晋，曾把军队编为六个队，有先驱（前锋军）、申驱（次前军）、贰广（庄公的禁卫队）、启（左翼）、胠（右翼）、大殿（后军）等名目。这种整齐的车阵，一经交战，战败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排列车阵继续作战，所以胜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之战胜负都在一天内就见分晓，鄢陵之战决胜负也只二日。吴攻入楚国，从柏举一战长驱直入楚都郢，前后也不过十天。可是到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战国时代七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国策·赵策二》赵奢语）。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吕氏春秋·不屈篇》）；赵武灵王“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齐相孟尝君联合韩、魏“以二十万之众攻荆（楚），五年乃罢”（《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语），继而又攻秦函谷关，结果是“西困秦三年，民憔悴”（《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语）。长平之役，“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吕氏春秋·应言篇》）。战国时代用兵所以会旷日持久，固然由于国广城大，“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和以前城“无过三百丈者”、人“无过三千家者”不同（《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语）。但主要的还是由于战斗部队人数的增多、战争方式和战争规模的巨大变化。这时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车阵的冲击战。^[6]

图四十六 错嵌燕射水陆攻战画像壶画像（摹本）

壶系一九六五年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高四十点六厘米，口径十三点四厘米，底径十四点二厘米，重四点五公斤。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画像分三层：第一层右方采桑，左方习射；第二层右方弋射飞雁和习射，左方宴饮和歌舞、音乐；第三层右方舟师交战，左方攻防战。摹本采自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十号墓发掘记》，《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图四十七 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摹本）

水陆攻战纹铜鉴是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所出土。鉴腹四周有水陆攻战图案，用红色金属镶嵌而成。这里摹绘的是全图的一部分。战士都帻首、束腰、佩剑，所用的武器有弓矢、戈、戟、剑、盾、云梯、弹石等，指挥作战用的工具有旗、鼓、等。画中除描写战争场面外，还有犒赏、送别等情景的描写。

图四十八 桑猎宴乐壶上的水陆攻战图

桑猎宴乐壶是故宫博物馆的藏品。壶的画面分三层，每层二组。这是第三层，左方描写的是水战，双方战士都乘着船，三人在划船，五人在相对作战。右方描写的是陆战，一方正用云梯攻城，另一方正坚壁防守。

春秋时代，中原的戎翟居于山林，都用步兵；南方的吴越也大多用步兵，吴王夫差曾以百人为一“彻行”，百彻行为一“方阵”（《国语·吴语》）。在中原各国中，郑、晋两国首先单独用步兵作战。公元前七一九年宋、卫诸国联军曾打败郑的徒兵；公元前五七二年晋合诸侯之师伐郑，又打败郑的徒兵于洧水上；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曾用徒兵进攻萑苻之泽的“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曾作三“行”（徒卒）以御翟，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和无终及群翟作战，又“毁车以为行”（以上都见《左传》）。郑、晋两国常和戎翟交战，戎翟居山地，不便车战，因而不得不改用步兵制胜。这时由于各国普遍采用郡县征兵制，广泛征发农民参加军队；同时由于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使得战斗方式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变。自从铁兵器发明和应用以后，杀伤力大大增加了，特别是弩的发明，箭能更有力地远射，“射六百步之外”，使得密集的整齐的车阵无法抵御，遭受惨重的损失。例如公元前四〇五年，三晋联合伐齐，廪丘一役，就“得车二千，得尸三万”，这样就迫使战争方式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车战，改变为步兵的野战。以前车战时，一部分奴隶和平民是被征发来跟从贵族兵车服役或徒步作战的。到这时候，各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徒步匹夫”的农民，农民向来没有御车作战的习惯和专门训练，其改用步兵作战，也是必然的趋势。

至于骑兵的应用，也在春秋战国之间，最初还是和兵车混合编制的。例如知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曾派延陵生带了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韩非子·十过篇》），部署防务^[7]。后来骑兵发展成为单独的部队，主要是为了配合步兵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所以战国时代各国兵额，“带甲”都有几十万至百万，骑仅五六千匹至万匹。公元前三〇五年赵攻中山，右左中三军由赵武灵王亲自统率，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将胡、代、赵”（《史记·赵世家》），“车骑”还只是五军之一。赵武灵王的“变服骑射”，是由于胡用骑兵，利用骑战，其势不得不用骑兵为主力。

军事家孙膑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孙膑所说骑战的十利，充分说明了骑兵奇袭冲锋的作用。既可以乘虚直入，乘胜追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又可以包抄后路，破坏后方。

总的战争方式的变化 总的说来，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比较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靠车阵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负了。到战国时代，由于生产的比较发展，由于集权的君主政权的建立，由于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军队人数大增了，军事行动的范围比较扩大了，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了。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也决定于一国的民气了。同时进攻方式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例如魏考选武卒，“日中而趋百里”也是考选的条件之一。据说楚国的军队“轻利僄遫（速），卒如飘风”（《荀子·议兵篇》），齐的军队“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这时进攻手段的运动性已成为胜利的必要条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荀子·议兵篇》临武君语），所谓“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吕氏春秋·论威篇》）。迂回的运动的战略也已开始应用，例如长平之战，“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万五千骑绝赵壁间”（《史记·白起列传》），因而战争就比较错综复杂，战争的指挥已成为一种技艺，兵法要比以前讲究了。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图四十九 金银错铜镜上刺虎图

金银错铜镜，传河南洛阳金村出土。这是铜镜花纹的一部分，描写一个骑在马上的武士拿着匕首和虎搏斗的情景。这个武士头戴兜鍪，身穿皮甲，由此可看到当时骑兵的形象。

[1] 春秋时代主要的进攻武器除戈、矛、弓矢以外，有戟（《左传》宣公二年、襄公十年和二十三年）、剑（《左传》桓公十年、僖公十年、宣公十四年、襄公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昭公二十三年）等。中原地区到春秋战国间还是如此。例如《墨子·非攻中篇》说：“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墨子·非攻中篇》列举各种武器没有谈及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在春秋战国间。至于《墨子·备城门》以下讲守城各篇，不但常提到弩，而且有“连弩”，因为它的著作年代已在战国后期。现在出土的弩机，以战国时代的为最早。

[2] 《荀子·性恶篇》说：“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考订，“距来”为“巨黍”之误。

[3] “橐”，原误作“櫜”，据《荀子·强国篇》杨注改正。《墨子》有《备穴篇》讲防备敌人挖掘地道攻城；又讲到在地道战中用“橐”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的办法。详见第二章第一节注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把“堙穴”解释为“水攻”，“伏橐”解释为“火攻”，是错误的。

[4] 参考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5] 参考杨泓《中国古代的甲冑》上篇，《考古学报》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6] 《战国策·赵策三》载赵奢对田单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战国时代的战争，从各次战役看来，的确不外乎野战和包围战。

[7] 古时作战，载人和运输都用车。马驾车，不单骑。到春秋末年才有骑马的风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刘炫、王应麟等都认为“此骑马之渐”。刘炫说见《左传正义》所引，王应麟说见其所著《困学纪闻》。《吕氏春秋·无义篇》说：“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战国策·齐策一》载孙子对田忌说：“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可知战国初期骑兵还是和兵车混合编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