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四加强统治的相关制度创立

法律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法律是统治的重要工具。春秋晚期某些进步的卿大夫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制定法律作为统治工具。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造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战国初期各国先后实行变法，就进一步把法律整理得系统化，把它公布出来。李悝在魏国变法时编定的《法经》，就是第一部系统化的国家法典。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而这部法典的重点，在于镇压“盗贼”，首先讲的是《盗法》和《贼法》；因为“盗贼须劾捕”，其次讲的是《囚法》和《捕法》；再其次，才是《杂法》和《具法》。以后卫鞅在秦国变法，还是依据这六篇《法经》制定法律，只是把“法”改称为“律”，同样把镇压“盗贼”作为法治的主要任务。《商君书》就认为“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就是由于“刑轻”的缘故；因而主张用重刑，主张“为奸邪盗贼者死刑”（《画策篇》）。《商君书》还认为颁布法令和设置官吏，“所以定名分也”，定了名分，就能使“大诈贞信，巨盗愿悫”（《定分篇》）。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政权为了加强统治，所制定和公布的法律条文越来越繁。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就是战国晚期秦国执行的法律。主要有三大类：

（一）《法律答问》（或定名为《秦律说》）。这类主要是刑律的解说。先有律文，后附有答问式的解说，包括对民间以及官府各种刑事案件的处理。其中最多而处罚最重的，是被指为非法取得财物的“盗”和杀伤别人的“贼”。被指为非法取得财物的“盗”，不仅指窃取钱币、珠玉、家畜、衣服、祭品等物的人，还包括偷采别人桑叶、价值不满一钱的，更包括徙移封畔而私占田地者。其目的在于保护统治阶级利益，是十分明显的。其次要处罚的是各种逃亡的人和诬告别人的人。这和李悝《法经》着重惩罚“盗”、“贼”而要加以“捕”、“囚”，性质是相同的。其惩罚对象，多数是法律上称为“士伍”（即编伍的士卒）的无爵庶民，还有身分低于庶民的奴婢、刑徒等。庶民可以包括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商人和一般没有官爵的地主，但是大多数指的是农民。律文对犯法、失职、贪污的吏，特别是“不直”、“失刑”的狱吏，也要依法处分，但惩罚较轻，有关这方面的条文也较少。

（二）《封诊式》（或定名为《治狱爰书》）。这类主要是处理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其中有对“群盗”（捕捉到群盗）、“盗马”（捕捉到盗马者）、“盗铸”（捕捉到盗铸钱者）、“争牛”（争夺走失的牛）、“夺首”（争夺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的处理，还有对“亡自出”（逃亡者自己归来投案）、“盗自告”（盗者对同伙的检举）的处理，又有对“告臣”（告发所属奴隶骄悍，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黥妾”（告发所属女奴骄悍，请求处以黥劓之刑）、“迁子”（请求把亲子迁到蜀的边县）、“告子”（告发亲子不孝）的处理。更有对“贼死”（被杀死）、“经死”（吊死）、“穴盗”（掘壁洞偷窃）、“出子”（妇女被殴伤流产）、“疠”（乡官发现有人患麻风病）的查验。多数被告和送请处分的对象是法律上称为“士伍”的无爵庶民。只有“告臣”和“告妾”的被告是属于奴隶性质。“告臣”的主人可以因奴隶骄悍，不耕作，不听命令，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黥妾”的主人爵为五大夫，因女奴骄悍，派有公士爵位的家吏向官府请求处以黥劓之刑。这都说明《秦律》保护有臣妾的地主利益，特别是爵位高的地主利益。

（三）其他各种法律（或统称《秦律》）。这类律文实质上是官府统治上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有关生产管理和官府收入的，有《田律》、《仓律》、《工律》、《均工》、《工人程》等。《田律》有农田林苑的管理、缴纳田税的定额、牛马饲料的供给等制度。《仓律》有刑徒食粮的定额、田税所收实物进出仓库与保管、发放各种种子的每亩比率、原粮舂成细粮的比率等规定。《工律》有制作器物的规定。《工人程》有刑徒做工计算的规定。《均工》有新工匠学工的考绩规定。有关经济管理的有《金布律》，讲到钱币的使用、布匹的长宽、吏民和官府之间的债务、官府之间的经济来往、发衣给刑徒等规定。还有《司空律》讲的是对服劳役的刑徒、罪人以及被罚款者、负公债者的管理制度，《徭律》讲的是徭役及兴筑修补墙垣的制度，《傅律》讲的是户籍登记以及对隐匿、作伪的惩罚，《游士律》讲的是别国游士来居住而无符（护照）的要受罚。更有《置吏律》和《效律》讲有关官吏的任免、考核和监督等，《行书律》讲邮送公文制度，《传食律》讲邮传中各种人供食标准。

所有这类作为规章制度的《秦律》，都是加强对农民、工匠、刑徒、奴隶的统治的，但是为了确保这些规章制度的推行，着重对于负责执行的下级官吏的考核和奖惩。《秦律》对于吏的惩罚，通常是谇（责罚、警告）、赀（罚出盾甲、罚徭戍等）、偿（赔偿），比较重的是笞，最重的是徒刑。这比对庶民、刑徒、奴隶所用的刑罚要轻得多。

战国时代秦国使用的刑罚是很残酷的。死刑有枭首、弃市、腰斩、剖腹、车裂、杀戮、镬烹等刑，肉刑又有黥、劓、刖、斩左趾、宫等刑，服劳役的徒刑又有司寇、白粲、鬼薪、城旦、舂等种。还有罚作官奴婢（隶臣妾）的刑罚。《秦律》的刑罚是按等级规定的。对刑徒、奴隶的惩罚最重，对一般庶民也是较重的，对吏和有爵位的就轻得多，官爵高的还可以减刑，更可得到赎罪的优待。

当时法令的颁布有一套例行的制度。据《管子·立政篇》记载，每年正月朔日（初一），百吏在朝，国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地方官先要“受宪于太史”；等到大朝之日，地方官都得“习宪于君前”。太史要“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就是要把法令的底册送到太府保管，把法令的典册当国君面前分发给地方官。然后由地方官带回地方，向下级传达。等到传达完毕，“然后可以行宪”，按法令执行。因为这时的太史等于国君的秘书性质，所有法令都要由他经手颁发，而太府是国家保藏重要文件和典册的府库，所以法令的底册要送进太府保藏。因此当时有把法令称为“大府之宪”的（《战国策·魏策四》）。

当时所用刑罚，常是很残酷的。有用酷刑造成冤狱的，《尉缭子·将理篇》说：“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当时人民被关进监狱的很多，《将理篇》说：“小圄不下十数（人），中圄不下百数（人），大圄不下千数（人）”，“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同时官吏贪赃枉法的也不少，通过贿赂可以免死或免刑。《将理篇》又说：“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

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 户籍是当时加强管理统治人民的手段。这时各国政权已把全国人口编入国家的户籍，把个体小农编成五家为一伍的组织，把户籍编制和军队中“伍”的编制结合起来。这种办法，秦国推行较迟，到公元前三七五年才“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这时三晋早已实行这种户籍编制办法，土著的农民都要登记在户籍上，只是寄居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客民可以逃避登记^[1]。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按家中实有人口分担徭役，所有奴隶都得上报，以便应役^[2]。秦对户籍管理很严，《商君书·境内篇》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去强篇》也说：“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根据《秦律》，民户徙居应该报告官吏，重新登记户口，叫做“更籍”。户口数字必须准确无误，某个地区倘若“大误”，当地官吏就要受到处罚^[3]。当时政府这样重视户籍制度，因为计口授田，收取地租，征发徭役，搜刮户赋（即口赋），都必须依据户籍。

这时户籍登记的内容，包括人口数、成年男子的年龄和姓名等。百姓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名籍，叫做“傅”或“傅籍”。“傅”就是“附”，谓附著姓名于户籍上。根据云梦秦简《编年记》，作者在秦始皇元年“傅”，这年正十五足岁，虚年龄十七岁。说明秦国男子十五足岁，就必须登记名籍，从此就有应兵役、服徭役、纳户赋的责任^[4]。到秦始皇十六年，“令男子书年”（《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男子不论成年与否，一律要登记年龄。这该是为了适应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以便随时可以放宽役龄，扩大兵役和徭役。《秦律》中有关于户口制度的专篇，叫做《傅律》，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隐匿壮年不报，或报告病态不实，乡官都要受罚；如果百姓作伪欺诈，乡官知情不上告，也要受罚。^[5]

这时户籍的编制，不仅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更是为了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篇》）。《秦律》规定，居民迁居，要申请办理“更籍”，否则就成为“阑亡”，“捕阑亡者”政府有赏。如果逃亡“六月而得”，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男子逃亡，同背夫逃亡的女子结为夫妇，要判处黥刑，罚作城旦、舂（《秦律·法律答问》）。

在编制户籍的同时，还该有占有田地的登记。《礼记·月令篇》规定季秋之月，天子要“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历”就是统计登记的意思。这种规定该是有事实根据的。《管子·禁藏篇》说：“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为国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这里就以“户籍”和“田结”（土地登记册）并称，“知其田”和“知其人”并论^[6]。

国家两大财政机构的创始 国家的财政机构向来分为两个系统。秦汉王朝设有两大财政机构，一个叫“治粟内史”，后来改称“大司农”，主要征收田地的租税，征收的是粮食，主要用于政府机构的经常开支，包括供给官吏的俸禄等等。一个叫“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手工业和商业的税，以及开发山川的税，这种收入主要是供皇帝和宗室享用的。“少府”就是国君私有的小仓库的意思，“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引应劭说）。这种制度，战国时代已经创始。秦、赵两国的“内史”和韩国的“少府”、秦国的“少内”，就是这样性质的机构。秦汉时代的少府，不但是皇帝和宗室的税收机构，提供皇帝和宗室的所有开支，而且所属有工官，设有各种作坊，制作兵器、工具、被服、器物以及各种奢侈品。这种制度战国时代也已萌芽，例如韩国的强弓劲弩就有少府制造的（《战国策·韩策一》）；三晋铜器也有少府制造的，上海博物馆藏有少府盉，上有三次铭刻，第一次是“少府”二字。

云梦出土《秦律》中的《仓律》规定：“入禾稼、刍、稾，辄为廥籍，上内史。”这是说：征收田租所得的粮食、饲草、禾秆，必须立即登记入仓库账簿，上报内史。因为内史总管全国的田租收入。赵烈侯由于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任命他为内史（《史记·赵世家》），也是因为内史总管国家财政的缘故。内史主要负责征收田租，掌管“粟米之征”，所以后来称为“治粟内史”。

根据《秦律》的《金布律》，秦的中央财政机构有“大内”和“少内”之分。“大内”归内史主管，而另有“少内”^[7]。“少内”当即“少府”。秦国从商鞅变法“初为赋”以后，就开始按户征收人口税，也称户赋或口赋。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田租是由内史主管的，口赋和盐铁之利是由少府主管的。古书上说秦代“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汉书·陈余传》）；或者说：“头会箕敛，输于少府。”（《淮南子·氾论训》）“头会”是说按人头摊派赋税，即人口税；“箕敛”是说征收时用畚箕来装钱。后来汉代沿袭这种制度，称为“算赋”，而把少年儿童的人口税称为“口赋”。

秦国自从商鞅“初为赋”以后，一直推行这种“舍地而税人”的制度。秦惠王攻灭巴国以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为了宽待巴族，采用特殊的征赋办法，“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幏布是巴族人织的一种布）八丈二尺，鸡羽二十”（《后汉书·南蛮传》）。到秦昭王时，为了宽待昫忍（今四川云阳西）的夷人（即后来的南楯蛮），“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华阳国志·巴志》、《后汉书·南蛮传》）。就是每户减免一百亩田的租税，有十个妻子也不纳人口税。从秦国这样宽待西南少数部族的办法，可以看到秦国对于本土农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赋的。

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主要是“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卫鞅主张“一山泽”（《商君书·垦令篇》），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汉代桑弘羊指出商君“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畜积有余”。接着又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盐铁论·非鞅篇》）一直到西汉初年，手工业税还是作为皇帝和宗室的收入。直到汉武帝把盐铁收归政府专卖，才改属大司农掌管，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8]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不仅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是封君和将相等的私人收入。当时边地驻军设有“军市”，“军市”的税归驻军的将军的私府征收，赵将李牧就是因为把军市的税收归幕府，用来供应和赏赐士兵，得到了士兵的拥护。^[9]

魏国赋税制度大体和秦国差不多，也有按户征收的人口税。例如魏文侯时邺县“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战国时代各国赋税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还有各自的特殊的规定。根据鄂君启节铭文的规定，“女（如）载马牛羊台（以）出内（入）关，则政（征）于大（府），毋政（征）于关”。可知楚国制度，如贩运牛马羊等牲畜，归国君直属的大府征税。因为府库是贮藏财富的仓库，所以“府”字从“贝”作“”。而一般货物经过关卡，除了封君有免税特权以外，都必须向关卡纳税。一般关卡的税收，应该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大府所得税收，则属于国君私人收入。

齐国的赋税制度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有些不同。齐国征收田地租税的办法是“相壤定籍”，就是按照土壤质量好坏规定租税的等级。《管子·乘马数篇》说：“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上腴之壤”是上等肥沃土壤，“间壤”是中等土壤，“下壤”是下等土壤。这时齐国法家这样根据三等土壤来规定三等租税，是过去管仲“相地而衰征”的主张的发展。当时齐国也还沿袭春秋时代以“乘”为单位征收军赋的办法。《管子·乘马篇》说：“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甲士七人），其蔽五（防护战车的兵五人）。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步兵）三十人奉车辆。”^[10]这是说，在六里见方的范围内，要出兵车一辆，包括马四匹、甲士二十八人、蔽兵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共七十八人。这叫做“乘马”制，是春秋时代齐国征发军赋的制度。随着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改用步兵、骑兵作为战斗主力，这种以“乘马”为单位的征发军赋制度也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齐国也实行按户征收的户籍税，叫做“邦布”。《管子·山至数篇》和《轻重甲篇》都谈到了“邦布之籍”的问题，说：“邦布之籍，终岁，十钱。”就是说每户要每年交给国家十个钱。齐国也还曾征收人口税，《管子·海王篇》说：“万乘之国，正（征）人（应纳税的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就是说一个大国向一百万人征税，按每月每人征收三十钱计，一月可以征得三千万钱。这是一个夸大的人口税的税收数字。《管子·国蓄篇》说：“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征）人籍，谓之离情；以正（征）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也。”这是说：如果按房屋收税，就是毁坏建筑；如果按家畜收税，就是禁止牲畜的饲养繁殖；如果按田亩收税，就是禁止耕种田地；如果按人口收税，就是要人们断绝情欲而绝育；如果按户收税，就对富家大户有利。因此这五种税不能同时征收，“王者”要有所选择而侧重。《管子》作者所以会发出这样的议论，说明当时各国征收赋税的办法是各式各样而不统一的。

连坐法的推行 卫鞅在秦国变法，为了巩固君主统治，颁布连坐法。这是在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卫鞅一派法家认为，要使君主政权达到“至治”，必须使得“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就是说，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政府检举揭发，使得任何“恶”“非”都不能隐匿。只有这样，“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商君书·禁使篇》）。实行连坐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人民互相保证，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一人有罪，五人连坐，即使是跖也没有办法为非作恶。《秦律》中多次提到“伍”的组织，例如说：“何谓四邻？四邻即伍人谓殹（也）。”凡是大夫以下，“当伍及人”，都应该编入“伍”的户籍，一人犯罪，“当坐伍人”（《秦律·法律答问》）。

这种连坐法不但实行于乡里的居民之中，也实行于军队的行伍之中。《商君书》说“行间之治连以五”（《画策篇》）；又说“其战也，五人来（当作“束”）簿为伍，一人羽（当作“逃”）而轻（当作“刭”）其四人”（《境内篇》），说明在作战时，五人编为一伍，登记在名册上，一人逃亡，其他四人就要处罚，这就是在军队里实行连坐法。

度量衡制的颁布和校验 战国时各国颁布度量衡制，首先是出于征收赋税的需要，因为这时要“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篇》，“訾”是量的意思），同时又有“布帛之征”，都必须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商业上征收关市之税，同样要用统一的度量衡器。其次，政府发放粮食作为官吏俸禄，地方官向中央政府“上计”，也都要有统一的度量衡制来计算。为了保证度量衡器的统一，《秦律》有因度量衡器不合标准而惩处主管官吏的法令^[11]。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对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巩固统治，有一定的作用。

图三十二 子禾子釜

这釜和陈纯釜、左关同是一八五七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齐量》（上海博物馆一九五九年编印）著录。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三十八点五厘米，口径二十二点三厘米，腹径三十一点八厘米，底径十九厘米。实测容水二万零四百六十毫升。腹壁刻有铭文九行，是说子禾子命令某某往告陈得，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关以廪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小其量，都该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轻重处罚。子禾子当即田和子，古“禾”“和”音同通用。田和子即田齐太公，战国初年田齐国君，公元前四〇四年至前三八四年在位。

图三十三 陈纯釜铭文（拓本）

《奇觚室吉金文述》、《愙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考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齐量》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和子禾子釜相同，实测容水二万零五百八十毫升。铭文：“（陈）犹立事岁；月戊寅，处（？）（兹）（安）（陵），命左（关）帀（师）敕成左（关）之釜，节于廪釜。敦者曰（陈）纯。”这是说：陈犹立为大夫之年的某月戊寅，居于安陵，命令左关工师督造完成左关所用的釜，要求以仓廪的标准釜进行校量，治器者名叫陈纯。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齐国量器的制造和管理制度。

当时各国的度量衡制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走向统一。齐国的容量单位与别国不同。春秋时代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而田氏的家量，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曾采取“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左传》昭公三年）的办法来争取民众，发展力量。等到田氏代齐，就把这种家量作为标准量器。一八五七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古城出土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三器，就是田氏制作的铜量。子禾子釜的作者子禾子，当即田和（即田太公），古时“禾”和“和”声同通用。子禾子釜和陈纯釜都说：“左关釜节于廪釜”。就是说，这个为左关制作的釜，是以仓廪之釜为标准的，是要以仓廪之釜来检校齐国海上交通门户的左关上的量器，以保证量值的统一。而且子禾子釜铭文中规定，对关吏舞弊而不从命的，按轻重来处刑。据实测，陈纯釜容二万零五百八十毫升，子禾子釜容二万零四百六十毫升，左关容二千零七十毫升，十正合一釜。田齐的釜相当于别国的斛，田齐的相当于别国的斗，其单位容量和商鞅方升很接近。

图三十四 司马成公禾石铜权

权是当时天平上用的砝码。此权呈半圆形，平底，纽残缺，高十五厘米，底径十九点五厘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腹部有刻铭：“五年，司马成公，殹事命（令）代熭，与下库工师孟、关师四人，以禾石半石甾平石。”司马，官职名；成公，复姓；，人名。殹事，县名，“命”即“令”，县官名；代熭，人名。以上两人为此权的监造者。下库工师，工官名；孟，人名。此为主造者。关师四人，乃实际铸造者。根据刻铭字体和内容，此权应为三晋之器。禾石为一百二十斤。据实测，重三万零三百五十克，折合每斤为二百五十二点九克。根据器形及残纽痕迹，补足残纽，权约重三万零九百七十克，折合每斤约二百五十八克。

图三十五 秦高奴禾石铜权

一九六四年陕西西安市郊高窑村阿房宫遗址出土。铜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铭文作：“□三年，漆工、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缺字可能是“十”或“卅”字，当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三十三年。“漆”为地名。“工”是指工官主造者，“丞”是工官的副职，“工隶臣”是做工的官奴。“工”、“丞”、“工隶臣”下一字都是人名。“禾石”，指称粟所用，重一石。“高奴”，地名，在今陕西延安东北。当年铸造发给高奴应用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曾调回检定，秦二世时再次调回检定，未及发还而秦灭亡，所以权留在阿房宫。见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郊高窑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

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统一了度量衡制。传世有商鞅方升（铜质，现藏上海博物馆），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三四四年）颁发给重泉（今陕西蒲城）的标准量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又把它调回检定，刻上统一度量衡诏书，颁发给临作为标准量器。据铭文，这件方升是“积十六尊（即“寸”）五分尊（即“寸”）壹为升”，说明容积是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据校量结果，当时秦的一尺长二十三厘米，一升容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秦国的度量衡采取十进位制，由此可以推算秦的斗和斛的容量。一九六四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高奴禾石权（铜质），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三十三年铸发给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曾把它调回检定，刻上诏书，发还高奴；秦二世即位后，再次调回检定，补刻诏书，未及发还，秦朝灭亡了。据实测，一石（一百二十斤）重三万零七百五十克，折算每斤合二百五十六点三克。

图三十六 楚国的天秤和砝码

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葬出土。天秤的木杆长二十七厘米，中间有丝线提纽，长十三点五厘米。离杠杆两端零点七厘米处，系有两个铜盘，盘径大四厘米，盘上丝线长九厘米。砝码共大小九个。

图三十七 周铜尺

传一九三一年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同出土物有羌编钟等大量文物。此尺曾经加拿大人怀履光、美国人福开森收藏，后留存金陵大学，现藏南京大学。尺仅一侧刻十寸，前九寸不刻分，末寸刻十一分，五寸处刻交午线，全长二十三点一厘米。见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和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

楚国的度量衡制，和秦国很接近。传长沙和寿县出土的楚国铜尺，长二十二点五和二十三厘米。传寿县朱家集出土楚铜量，据实测，左器容一千零八十毫升，右器容二百毫升，左器是右器的五倍。可能右器是一升量，左器是五升量。一九五四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楚国木质天平秤和铜盘及铜砝码九个，重量依次减半。一九四五年长沙近郊也曾出土铜砝码十个一套，重量依次减半。第二枚上有“钧益”刻铭。一九五九年安徽凤台出土铸造砝码的铜范，说明楚的砝码是成套用铜范制造的。据实测的结果是：

最重的二百五十一点五三克，应是当时一斤；其余依次为半斤（八两）、四两、二两、一两、半两（十二铢）、六铢、三铢、二铢、一铢。因为铜砝码有锈蚀，所以重量略有误差，基本上和秦制相同。

三晋的度量衡制，还不够清楚。传一九三一年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铜尺，长二十三点一厘米。根据三晋铜容器上所刻容积来推算，每升合一百九十二到二百二十一毫升^[12]。传世有司马成公禾石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铭文有“下库工师孟”等字，“工师”二字合写，当为三晋制作。铭文说明是“禾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据实测，重三万零三百五十克（纽残稍轻），每斤合二百五十二点九克。

从以上各国度量衡制来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度量衡制已逐渐趋向统一，这对于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商君书·徕民篇》说：韩魏“其寡（当作“宾”）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上无通名”是说没有在户籍上登记。

[2] 《商君书·垦令篇》说：“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通“童”）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3] 云梦秦简《秦律》：“可（何）如为大误？人户、马牛及者（诸）货材（财）直（值）过六百六十钱为大误，其它为小。”《秦律》中《效律》又说：“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大误”受到的处罚是：“人户、马牛一，赀一盾；自二以上，赀一甲。”

[4] 《秦律》说：“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勿繇（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

[5] 《秦律》中《傅律》说：“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当作“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

[6] 《管子·禁藏篇》讲到“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可知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7] 《秦律·金布律》说：“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

[8] 《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大农丞孔仅、东郭咸阳上奏汉武帝说：“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

[9] 《史记·李牧列传》说：“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汉书·冯唐传》载冯唐答汉文帝说：“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

[10] 古书上记载齐国“乘马”制度很不一致。《管子·山至数篇》说：“始取夫三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五人而奉一乘。”而《司马法》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又说：“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据清人张澍辑《司马法》逸文，《张氏丛书》本）。

[11] 《秦律》中有因度量衡器不合标准而惩处主管官吏“官啬夫”的法令，规定容量一桶（斛）相差二升以上，一斗相差半升以上，重量一石相差十六两以上，都要罚缴铠甲一件；容量一桶相差二升到一升，一斗相差半升到小半升，一升相差二十分之一升以上，重量一石相差十六两到八两，一钧相差四两以上，一斤相差三铢以上，黄金一斤相差半铢以上，都要罚缴盾一件。

[12] 传世有少府盉（上海博物馆藏），器有三次刻铭，一次刻“少府”，二次刻有“容一斗二益”等字，三次刻有“一斗一升”等字，当为三晋之器。据实测，容二千三百二十五毫升，按一斗一升计算，每升合二百一十一毫升。又有安邑下官钟（咸阳市博物馆藏），一九六六年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腹部有刻铭，说明这是安邑的下官所用，铸于“七年九月”，容积是“斛一斗一益少半益”，当是魏国铸器时所刻。唇部又刻有秦篆五字：“十三斗一升”，当是秦国得此钟后重新标定的量值。“益”是“斗”以下单位，该与“升”差不多。“斛一斗一益少半益”，应解释为“十一斗一升又三分之一升”，据实测，液面齐于标线时，钟的容积为二万四千六百毫升，依此折算，魏的一升为二百三十一毫升；液面齐于唇口时，钟的容积为二万五千九百毫升，如按“十三斗一升”折算，秦一斗约为一百九十八毫升，和商鞅方升接近。又有氏壶（上海博物馆藏），容六千四百毫升，有两次刻铭，一次刻“三斗少半”，依次推算每升合一百九十二毫升；一次刻“三斗二升少升”，依次推算每升合一百九十八毫升。又有尹壶（上海博物馆藏），容八千三百七十毫升，铭文“四斗”，依次折算每升合二百零九毫升。